与季卫东学长相约在上海交大。温暖明静的午后，当记者来到季卫东学长的办公室，才惊悉学长竟因劳累过度在一次会议途中被送往医院。得悉学长住院前仍不忘交待采访事宜，记者心中既担忧又感动。辗转几番，知学长病情已无大碍，记者遂赶往上海瑞金医院的特护病房，见到仍处于住院观察中的季卫东学长。

　　对季卫东学长儒雅、正直的印象在见面后得以渐渐的证实。病房里明亮宽敞，一如学长热情而大气的笑容，仿佛能遮住满面的病色和倦容。瘦而挺拔，不卑不亢，举手投足间传达出学者的冷静、磅礴、儒雅与韧性。仍带着血压监控设备的学长欣然领记者来到附近的餐厅，在那里，采访的内容徐徐展开，学长的故事在他缓和的语调中铺陈开来，变为纸上有笔墨馨香的文字，浓郁隽永，深邃悠长。

　　致广大而尽精微——初出茅庐，农村生活萌发梦想雏形

　　季卫东于1957年出生在江西省南昌市，18岁那年和同代人经历着同一件事情——下乡插队。在那里，他真实的扛起锄头、挑起扁担，像所有知识青年经历的那样，从在书本中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到在田间地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这样一过就是七百多个日夜。也许在同年代里，很多知识青年对强制下乡劳动无法继续学习而不能理解甚至愤愤不平，但是季卫东不是这样，如他所说，“其实在高中毕业之后有一个在镇里的工作机会，是我自己要求去农村劳动”。在很多人眼里，在高考制度尚未恢复的当时，知识青年的命运被攥在国家政策之中，有太多的未知和波动，但季卫东毅然选择这条路，因为在他眼里，他真心认同由知识青年带领农村的进步发展这一政策，“我觉得知识青年就应该下到农村去传授知识和技艺，这是缩小城乡差距的好办法”。

　　在农村的生活对季卫东来说是一个富有意义的经历。季卫东爱好看书，他偏爱哲学，读得最多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这也与他日后选择法学专业有关，就像他说的：“因为接触哲学类的书籍较多，因而会对行政管理和社会改造的内容感兴趣”。说起读书，他眯起眼睛，回忆起当时的艰辛和艰辛中的满足。“当时红楼梦出了四卷书，我和其他三个人钻到阁楼里打着煤油灯，一人一本，看完了交换，想想真是有趣”。他还回忆起当时的办公室主任，对于这位老领导他心中一直充满感激，“为了照顾我读书的想法，把我的劳动任务安排在合适的时间，而让我有时间学习”。除了读书，季卫东还在基层生活的实践中，感受到了农民的质朴，为他们的遭遇感到深深的同情。季卫东对于自己人生道路的选择也或多或少基于这样的情感和考虑，他说，“希望自己能改善农民的境遇，而这必须从社会制度改变上入手，因而我选择了法学专业。”

　　季卫东的理想蓝图是从朴素的农民生活中展开，在广袤的土地上扎根，汲取营养，从而在他的思想中被注入了一种纯粹的家国观念，这也许正是他从宪政学者起家的根之所在。致广大而尽精微，心怀天下般广大辽阔，忠于实践之细微踏实，纯粹的学者，中庸的君子。

　　尊德性而道学问——风华正茂，两地书写华丽篇章

　　1979年秋季，季卫东以全省文科第一的成绩进入北京大学，学习法律专业。回忆起北大的四年时光，季卫东面露想念和不舍的神色，“北大的风景大气而宁静，是一个适合于学术和深刻的思考的地方，在这里我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他接着说：“当然这些只是北大的表面，当时北大感染我更深刻的是在精神上，北大关注家国，关注人类，而且能够包容各种各样的性格，所以同班同学里，有人削发为尼，也有海子”。虽然季卫东早已有心怀天下的视野，却在北大找到践行的土壤，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在北大精神的浸染和熏陶下，尊于德性，致于学问。

　　当时是高考制度恢复第三年，三届学生进校时间相隔非常短，很多课程几乎在一起上，“那时的学生，被禁锢的太久，疯狂地渴望知识，那一种劲头令人感动”。当恢复高考后所有考上北大的法律系学生，同坐在一个教室里，每个人身上都有一股冲劲，眼中都有一种憧憬，这是一种神奇的感觉，“我们知道我们身上有很大的重任，我们也尽力的让自己能够负担”。浩如烟海的图书馆，是他们的精神家园，也是挥洒青春最多的地方。季卫东回忆起学习时光，记忆最深刻的也是图书馆，还有图书馆的占座，他还兴致勃勃的问道：“现在的北大学生也还会一早起来去占座吗?”

　　读书的热情在季卫东小时候就表现出来，那一代人对书籍和知识的热爱似乎是一个共性，但也因人而异。进入大学后的季卫东将大量的时间贡献给图书馆，为数不多的法律出版物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望，他又通过各种途径阅读法律专业的书籍，在其中探求法理的真意和法律的根本塑造作用，这里就是他得以将致于广大的胸怀落于实处的地方，是他得以实现梦想的土地。

　　当时中国的法律制度并不健全，法理研究等各个方面相信权威，但是北大提供了一个挑战权威的平台。三角地是那一代大学生的共同记忆，“世界上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会贴在三角地，我们在三角地博古论今、针砭时弊，畅所欲言”，三角地成为思想的交汇地和碰撞地，北大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精神在那里集中迸发，这对于学生的思想进步是一个大的跳台。三角地精神蔓延开来，在法律系的教学和讨论中也呈现出挑战权威的态势。季卫东回忆起，老师非常鼓励他们有新思想，支持理论创新。他曾在大学一年级的暑假发表一篇文章，批判托马斯·戴伊的法的阶级性理论。“法律的阶级性”在理论中处于不可撼动的主流地位，他的文章自然受到了社会上学者的批评，但是在北大里却获得了众多教授的肯定和支持。他说道：“很多老师带领我们培养出冲破禁锢的勇气，虽然不能一一叫上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给予我的帮助和这种精神一直陪伴着我”。批判精神在季卫东的血液中扎根，阅读的大量书籍成为精神的养料，这一庞大的储备促使季卫东在本科阶段就获得了很大的学术成就。大学四年级，在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一次征文活动中，他与一名学者合写了一篇论文，一举获得一等奖，超越了很多当时的知名学者和教授，这一学术成就也使季卫东开始在学术界崭露头角。心怀感恩之心，在一个从腐朽中脱出的时代里，季卫东获得了人生上的重要指引，也成就了人生重要的起航时期。

　　“我们那一代学生，出国是最好的路”，作为一个优秀的学生，季卫东也希望能去国外学习更多的知识。在法律系的学生蜂拥而去选择出国的热门专业，如国际法时，季卫东也面临了这样的选择。他的兴趣所在是法理学，而中国公派出国的项目里从来没有法理专业。他犹豫过，但最终没有妥协。如他所说：“法律专业的学生应当以成为一个法律家为最终目标”。不知是命运眷顾或者是对坚持的褒奖，那一年竟成为中国向外派送法理学学生的第一年，有了一个去美国的名额，“我知道那就是我了”，季卫东充满信心地说。当一切已经步入正轨之后，中美关系竟遭遇了一次寒流，这一个名额就被取消了，也算是一波三折，季卫东先后被通知去德国、法国，还去学了几日语言，不过最后终于定下——去日本。

　　出国的事情已经板上钉钉，季卫东又迎来了一次挑战。当得知去日本的消息后，他傻眼了，“出发的时间不多了，可日语一点都不会啊”。于是一行人被拉去威海集训六个月，“那是每天都测验的日子”，他们要用六个月时间适应一个完全陌生的语言的思维模式，这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但是季卫东说：“我一直对自己有信心，最后我也从刚进班上的倒数成为年级第六名”。

　　1983年，季卫东来到日本京都大学开始了自己的留学生涯。初到异国，语言、法制差异等问题都成为严峻的挑战，但季卫东用平静的语调轻描淡写了这些经历。他只提到，京都大学的教授见有一个如此好学的中国青年来此学习，都十分照顾。于是在这样一个良好的环境下，季卫东潜心学习法律知识，在校期间发表了大量论文，思想理论也渐趋成熟。他还积极参与关于法哲学和法社会学的国际论坛，向法学界世界各地的知名学者教授请教，征询意见，自己的理论得到很多支持。季卫东在京都大学学习了六年，读博士期间发表了两篇博士论文规格的文章，这使他获得了京都大学课程博士的学位证书。课程博士是在校期间完成课程和博士论文的博士，从明治维新时期开始，只有九人获此殊荣，而在季卫东之前，课程博士已有32年的空缺!

　　1990年，季卫东就任神户大学法学院副教授，1996年升任为教授。在日本留学的这段时期，他积极的汲取日本法律制度的精髓，探求日本向西方法律制度学习的模式，感悟出西方法律制度在东方的适用方式。除了在日本，他不懈探求世界各国法律超越国度的意义，以期为中国寻找一条更好的法治发展道路。所以1992年，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季卫东有一种感觉，中国将要真正的有变化了。季卫东回国决定的做出源于对祖国的深切情感，中国与世界的接触更多，也迎来更多挑战，法律的正义性正当性原则需要更好的贯彻，作为一个热爱祖国的法学家，他义无反顾。这一年，他开始在中国学术领域发表论文，将这些年汲取的精华思想迫切地向法学界输送，他也成为《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论文最多的学者。可以说，这是他学术上的回国。真正归国是在2008年，他辞别神户大学法学院，踏上了祖国的土地，现担任上海交大法学院院长。这正是他最源头的梦想，要致力于法社会学、法哲学的研究，致力于实现中国的宪政，百姓安居乐业，这样，一路的梦想便回到了最初“改善农民的境遇”。季卫东的选择，是应时代的要求回到祖国，也是将几十年的奋斗倾注于梦想的深根。

　　极高明而道中庸——不惑知命，正直不阿尽显人生态度

　　冯友兰将“极高明而道中庸”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季卫东也极喜欢《中庸》中的这句话。也许这就是季卫东的人生态度：在追求高大光明境界的同时，修养不偏不倚的本性。身边的同事朋友对季卫东的评价都非常好，当被问及是怎样做到的时，季卫东回答到：“大概是我做人不偏不倚，在任何人面前都是一样的话吧。”轻描淡写，而余音绕梁。所谓“看人说话”的处世智慧，在季卫东眼里并不是智慧，他认为谎话总有一天会被揭穿，只有真话才无法打破。这样的大智慧塑造了季卫东正直的性格，不管是做人，还是做学问。比如在对宪政问题的研究上，他不像别人一样大声批判、针砭时弊，他只说真理。在季卫东关于宪政的论文和著作里，对于限制政府权力和保障人民民主两大问题给出了法理上的解释，从而论证了实施宪政的必要性。这样的论证是最有说服力的武器，让所有愤青持有的激进和脱离理论的批判都相形见绌。季卫东说：“理论论证的结果是纯学术的真理，如果这也会受到压制，那不正暴露了别人的浅薄?”字字铿锵，显出宪政学者儒雅中的韧性，淡定中的磅礴。

　　季卫东对于做人和做学问的哲学还有这样的思考，他说到自己很喜欢的一句话：“最高明的处世术不是妥协，而是适应”。他说，“很多人一生都在妥协，却始终不能适应社会，有些人从不妥协，却适应了社会。”他就是要做一个不妥协的人，不论是面临工作或下乡的选择，是否坚守法理学专业的选择，还是回国与否的选择。一步步走来，不算艰辛，也并不顺利，但从不妥协于社会的信念，帮助季卫东适应了社会，也遵从了自己的内心。于是他也用这句话来勉励北大的学子，适应社会不是只有妥协。对于打算出国的学生，季卫东也提出了这样几点建议，他说：“首先，学生首先要发现自己的志趣所在，也要结合自己的性格，这是在决定是否出国的时候需要考虑的问题。其次，出国便要理解出国的意义，不能到了国外只看到它们的弱点，以此作为证明中国优秀的方式，这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留学生要表现出自信和包容。”现在上海交大担任法学院院长的季卫东，对学生的成长和职业十分关注，他对学生的职业选择也有过这样的建议：“法律专业的学生应该将成为一个法律家作为自己的理想，而不是将目标放在具体的法律实务上，事实上，任何一个优秀的律师或法官首先必须是一个法律家，有着对人类、国家的深深热爱和关注。”说着这一番话，季卫东眼里闪烁出梦想的光芒，是对学生的期待，更是对中国未来法学发展的希望。

　　季卫东，善养其浩然之气，理性而沉静的语言中，包含刚直不阿的人生态度。他懂得在每一段经历中汲取营养，也无私地将精力奉献给需要他的地方。即便是此时面露病容的季卫东，深邃的双眼中仍然包含着对国家沉痛现实的悲愤和未来的思考。最可贵的在于，季卫东将世界置于怀中，却有一颗“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心，从不妥协，适心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