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苍黄翻覆、陵谷变迁的大时代,在那风云变幻、波澜壮阔的岁月里,历史的浪潮将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推上了风口浪尖,他们在改变中国命运的同时,也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在20世纪剧烈变革的中国,当学术遇到政治,当知识分子面对政客,产生了悲剧,也铸就了风骨。这是个沉重的话题,也是一段伤心史。
位卑未敢忘忧国
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经历了抗战的烽火,在日军飞机轰炸中,弦歌不辍,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在跑警报的动荡之中,为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潜心治学,留下大量经典的学术著作。外敌入侵,半壁江山沦入日寇铁蹄之下,国破家散、民族生死存亡之际,西南联大教授秉承士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一方面以文化学术抗战,另一方面关注时局,议政参政,反对独裁,呼吁民主。西南联大学子则“位卑未敢忘忧国”,数次掀起投笔从戎的热潮,一千多名学子参加了军队,不少人为国捐躯,血染疆场。
生于晚清,学于欧美,西南联大教授学贯中西,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在他们身上融合,是他们的精神印记。他们身上不但有中国传统的士人精神,而且还有现代公共知识分子的品格。
闻一多面对黑洞洞的枪口,拍案而起；朱自清不顾病衰之身,不吃美国救济面粉。闻朱之死,其实就是中国传统士人悲剧的一个翻版。朱自清在1947年7月写的一篇文章《论气节》中说:“气是敢作敢为,节是有所不为——有所不为也就是不合作。忠而至于死,那是忠而又烈了。”
现代公共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和时代的代言人,他们所具有的品格集中表现为: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言论自由,倡导民主,人格独立。事实上,士人精神与现代品格已经水乳交融——家国情怀忧天下,不畏强权争自由。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议政、参政、从政,出发点就是爱国。与传统的士大夫相比,法制人权这些西方文明的核心观念,与新文化运动中的“德先生、赛先生”,成为联大教授的精神底色。
西南联大教授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坚守学术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不党不官,人格独立,为社会代言,为百姓请命,行使对政府的监督和批评的权利。“违千夫之诺诺,做一士之谔谔。”西南联大教授将双重身份——中国传统文化中士人的风骨与现代公共知识分子的担当——完美结合。
君子“和而不同”
“党”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多带有贬义的色彩。孔子云:“君子不党。”《战国策?臣道》载:“朋党比周,以环主图私为务,是篡臣者也。”封建士大夫为争权夺利,排斥异己,必然“结党营私”、“党同伐异”。唐朝后期,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不同派别的争权斗争,史称“朋党之争”。而崇尚气节的东林党,靠士林清议或士人牺牲,并不能挽救明朝的倾覆；甚至可以说东林党争,加重了明朝的危机。
以上所说的党,是封建社会的政治集团,并非近代意义的政党。民国初年,政党林立,互相倾轧。事实上,这些所谓的政党很大一部分其实难以称为真正的政党,他们的形态其实和历史上的朋党倒是一脉相传。
当深谙西方现代文明精髓的公共知识分子遇到中国式政党,又会发生怎样的碰撞呢?抗日战争期间,在“团结御侮”的大背景下,西南联大知识分子将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于执掌政权的国民党,纷纷支持国民党,表达一致对外的决心。
战前,国民党在全国的大学中基本没有建立基层党组织；战时,在各大学普遍建立国民党党部后,西南联大出现一股加入国民党的潮流。1940年,西南联大各院院长、各系主任,多数加入国民党。
尽管西南联大有如此数量的国民党籍的教师,但这并没有冲淡西南联大“民主堡垒”的色彩。西南联大的教授治校模式,也并没有因大量的国民党党员而有明显的改变。事实上,联大区党部对党员的管理相当松散。联大教授加入国民党并非强制。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拒绝加入国民党,他表示,如果强迫他加入,宁可辞去法商学院院长一职。张奚若甚至登报声明,自己不是国民党党员。另外,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也多次拒绝加入国民党(直到1944年才加入),并未影响其职位。
抗战后期,国民党在军事上的溃败,政治上的一党专政,再加上严重的腐败,导致不少联大教授将目光投向遥远的延安。延安中共的政治主张,比如成立联合政府,得到联大教授的响应。而民盟的成立,也吸引了一批思想激进的联大教授。“何妨一下楼”的闻一多走出书斋,从一位纯粹的学者成为振臂疾呼的民主斗士,闻一多的转变是联大教授的一个典型。
学者雷颐分析:“在时时面临民族危亡的近代中国,要成为对政治毫不关心的学者几乎是不可能的。闻一多由对政治的不甚关心到全身心投入其中,由对共产党的敌视、反对转为对该党的坚决支持、拥护,是颇具代表性的。”
西南联大教授生于晚清,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封闭的帝国。这是中西激烈碰撞的时刻,古老的农耕文明遭遇了上升的工业文明。内忧外患,晚清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少数先知先觉者开始新的探索,中国人的现代“启蒙”于此开始。国家独立,民族富强,便成了生于晚清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终极梦想。
联大教授代表了抗战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他们是联大模式的历史标杆。“文革”结束后,当年的西南联大教授幸存者已不多矣,华罗庚、钱端升、贺麟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经历沧桑巨变,往事不堪回首,白发皓首一老叟,沐浴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他们将加入中国共产党视为人生最后的归宿。不知他们曾忆否,当年在昆明的那一段前尘往事?
2005年4月24日,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一代宗师费孝通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95岁。从1945年到费孝通逝世的2005年,风雨沧桑六十年,在历史与现实之间,追寻西南联大参政的足迹,从大师远去的背影里,探寻一段尘封的历史。
(本文为《大师之大》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