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5日，由检察日报社主办的长篇侦探小说《“无罪”贪官》研讨会举行，来自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法学、出版界的专家学者济济一堂，围绕这部小说的文学成就、社会意义，对文学与人、文学与社会、文学与法律的关系等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探讨。

一个法学家的文学性情

《“无罪”贪官》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家弘创作，该书与另一本《无罪谋杀》并已经出版的《血之罪》、《性之罪》、《X之罪》三部小说完整了何家弘小说的“三罪二无”系列。作为一名法学家，何家弘的专业成就是毋庸置疑的，但华丽地转身开始文学创作，用作者本人的话说是“圆一个年少时的文学梦”。对这样一位写了五部小说，且五部都被翻译成多国文字走出国门的文学爱好者，与会的专家学者对其作品的文学性给予了高度认可。

文学评论家、全国政协委员包明德说这本书他是一口气读完的，作品结构严谨，逻辑性强，故事情节环环相接、丝丝入扣、悬疑丛生、扑朔迷离，其中的人物的塑造，不管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都生动鲜明，体现了较高的文学品位。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卫平是何家弘的同行，他谈到自己的阅读感受时说:“何老师的书看起来波澜不惊，在平淡当中揭示出来东西，而不是鲜血淋漓，尽管里面写到谋杀、贩毒，但还是很平静，他的描写非常绅士，即使内心里有巨大的冲击，但在表面上仍然给人非常平静的感觉。”

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梁鸿鹰对小说中三个配角人物印象深刻:“一个是贺茗芬，很有追求的少女，早年的生活和后来生活对她的侵蚀使她堕落了。另一个吴风浪更不用说了，就是觉得自己不能窝囊地靠养老金生活，也反映了当下一种不好的国民心态。而南国风这个人物描写得挺有意思，作品对他的堕落、挣扎、情感蜕变，写得非常深刻。”他认为这种全景式的社会学派写法与以往“找一个角度切入”式的写法相比实则难度更大。

“法律与文学都是在处理人的欲望、人的境遇。尽管具体的法律操作与文学无关，在雅克·德里达看来，法律文本与文学文本一样都是通过象征符号运行，一样充满想象力，有无限的阐释空间。”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认为这是一本有职业精神的书，作者没有高谈阔论，而是将文学与法律之间天然的密切关系融会贯通，展现了一个法学家的文学性情。

此次参加研讨会的专家学者有作者的多年好友，也有以文会友的初识，但评点起作品来都毫不客气。张卫平则对作品的章节名称全部是五个字过于追求工整对仗表示了异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李建军先生则提出了作品后记中“四字韵语”的文法不通现象。批判的思想擦出了火花，会场的讨论气氛愈加浓烈。

虚构写作的理想

读者大多知晓何家弘的法学家身份，却不知他曾经从事过侦查员、鉴定人、辩护律师、检察官、仲裁员等工作。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建伟认为这些丰富的职业经历对作者小说创作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无罪”贪官》的主角洪钧便是一名律师，对检察官的形象也刻画得生动细致，而这在同类型小说中并不多见。

作品的专业性显然不仅仅体现在人物设置方面，小说开篇第一章，主人公洪钧在接待委托人时就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中律师会见当事人的不同规定细细道来。又如洪钧与公安局长吴风浪两个专业选手关于“侦查思维的逆向性与对抗性”的讨论，看似随意的细节，在梁鸿鹰看来，是作者多年职业训练与学术积累的自然而然的结果，难得的是这种大量的法律说理没有丝毫枯燥乏味，反而读来津津有味。

文学评论家北乔认为这也是该部作品出彩的地方，“作者把他自己熟知的法律常识有意识地放在小说里，当故事发展到一定程度在阅读中给予解释，法律知识成为调整小说节奏的元素。”

专业的力量加上想象的翅膀满足了许多读者的阅读快感，小说中大量“一手材料”让读者有一种得窥天机的激动，比如公安审讯笔录文本的纪实展现，对法院卷宗作伪部分的法理分析等等。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程光炜对同事何家弘的建议是，“许多读者现在不太愿意看虚构性的东西，这几部长篇结束之后可以写长篇报告文学，写非虚构性的作品。”

这一提议得到了不少人的赞同。作家陆天明提到，在反腐败题材文学创作持续低迷的当下，非虚构写作也不失为一条出路，但“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把反腐作品写得更像文学。有些文学家不承认反腐作品是文学，为什么福尔摩斯的作品就被承认是文学?我认为有偏见。但是也要看到大量的法制文学、反腐文学作品在语言、人物、意境、关照社会和历史发展方向以及反映人民意愿的力度、对未来中国的走向和思考方面与文学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所以说，反腐文学要成为真正的文学或者说有深度、有广度的文学还是有距离的”。

梁鸿鹰说:“非虚构写作不可能仅靠现有知识和法学素养的积累就能自然而成，非虚构也有它的技术和需要处理的问题。这部书可贵的是其中理性的思考，对公平正义的倡导和对社会责任的担当。”

陆天明特别提到一点:反腐小说很容易陷入情节和戏剧性的泥沼中，“因为它本身就具有很大的悬疑性、推理性，你很容易就陷进去。”他提醒，“在这个泥沼里面，你还想干什么?这是反腐作家需要问自己的问题。现在很多的反腐作家对这个问题不问了，就是写出一个故事、事件或者一个案例来，伸张正义了就完了。再好一点，就是普及法律知识了。这些不是文学的本义。”

知识分子写作应有的品位

“为什么叫《“无罪”贪官》?”张卫平自问自答，“因为贪官最后没有获刑，作者的理想是‘大赦贪官’，之后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这对我们探索一条中国式的反腐道路是有好处的。”

《“无罪”贪官》题记中写道:你是个贪官，但非十恶不赦之人。只要你在规定时限内如实申报你的全部家庭财产，而且不再犯贪腐之罪，你所申报的财产就被视为合法财产，不被追查。如果你不如实申报，或者在申报后再犯新罪，你的财产将被严查，你也会被追究刑事责任。人民可以宽恕你的原罪，但你必须用行为去救赎你的灵魂。

这让程光炜感觉到《“无罪”贪官》一脉相承了晚清小说批判社会现实的特色，但与晚清小说如《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以单纯的叙述为主的风格不同，还承载了作者的学术理想在其中。

陆天明认为，这是一部接地气的小说，非常难得的是张扬了知识分子写作应有的品位，体现了传统文化中文人“士”的精神，对家国天下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包明德认为，这部法制题材的小说在法制与腐败的纠结中展开故事情节，中间有作者对于社会公平正义的深层思考与探索，作品的叙述中传达了“只要实行干部财产公示制度，官场勾结的问题就可以从法制层面得到基本解决，但又不能根治，最终还是要从干部的选拔、任用、监督管理上下功夫来解决”，充满着浪漫主义的色彩，同时又有作者忧国忧民的情怀。

小说中的“腐败感指数排行榜”来源于数年前何家弘看到的一份调查报告，报告指数体现人们对不同国家和地区腐败状况的观感，具有一定客观性，满分为10分，表示最廉洁。当年，中国大陆得分2.16分，排名倒数第二，这组数据让何家弘深感震惊。后来，何家弘有机会访问香港廉政公署，对香港地区反腐倡廉的进程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对腐败和反腐败问题也有了新的认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公开透明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预防腐败的有效措施之一”。于是，何家弘大胆提出了“大赦贪官”的设想，并在媒体连续刊发文章。学者的理想在现实中能走多远，何家弘不知道，但是在他的小说乌托邦里，作者可以尽情书写一个廉洁的天堂。

法制小说有益于法制基础培育

北乔看完《“无罪”贪官》说，“不像看其他的类型化小说那样只是多看了一个案例，作者的推理叙述给我们一个不太熟知的视角，让我们看到了一群人，饱满了类型化小说的骨架。”

尽管主人公洪钧是一名律师而非私家侦探，但无妨众人将作品归类为侦探小说。侦探作家李迪参加了此次研讨会，他的作品《傍晚敲门的女人》问世后在国内产生极大影响，并陆续在俄罗斯、法国、韩国翻译出版，开创了中国推理小说走向世界之先河。何家弘的五部小说在海外也深受欢迎，北京侦探推理文艺协会常务副会长于洪笙解密道:“第一是题材现实性。第二是学者专家型作者。有的小说写一个破案故事，插入许多让读者眼花缭乱、乃至于魔幻、穿越都包含其中的元素，但何家弘的作品把法制、人文、科技结合在一起。如小说设计的‘扣儿’就是那幅古画右下角的小黑点。第三，法国杂志评价这本书像福尔摩斯的作品一样吸引着读者，这是纯正的侦探小说所必需的。”

作为对作品理想主义的回应，于洪笙引福尔摩斯的一句话:“为了公众的利益我很乐意迎接死亡!”她说，侦探小说也是理想文学，破解秘密之后要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所以和谐社会也是破案者渴求的。

一本好看的侦探小说是不是一个好的作品?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朱伟一认为，小说作家之所以成为伟大的作家，就是提出别人不太好提的问题。

作家李洱从另一个角度看，认为“好的小说最后给人的感觉都是走投无路的，所有人犯错误都是不得不如此，都是在几个悖论当中不得不如此，在迷茫当中作出艰难的选择，但是最终地选择一条错误道路走向灭亡。何老师的强烈情怀可能会给予作品太多主观观念，使得人物本身站出来说话的机会比较少。”

李建军认为，“当下国民充斥着绝望、无奈、迷茫、焦虑，缺乏安全感、没有价值感，无关乎你多大名气、多高的地位，生活意义感匮乏深深折磨着中国人，有一种虚无主义和悲观主义的浸透”，所以，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危机的时代，这种时代呼唤的是一种“大文学”。“‘大文学’就是有丰富的审美经验含在其中，提出大问题，对于这个时代的巨大问题，何家弘先生是试图给出答案的。”

《检察日报》副总编王守泉接着说，“作家应该是提出问题的人，能提出新时代面临的人类解决不了的、需要探索的问题很重要。谁能解决它，也许是政治家、科学家或者是别人。”

张建伟认为当下中国社会特别需要多创作一些法制题材小说，“当一个社会法治程度特别高的时候，法制小说、侦探小说会特别发达。同理，法律题材的小说对法制基础培育也有重要的作用。”

人民公安出版社副总编辑李国强在总结发言中说，不管如何铺陈语言，最终还是要通过塑造一个典型的人物形象来反映作者对于人性的认识或者是对当今社会的看法和主张，通过这样一种形象的展示和铺陈过程，直接展示或者暗示作者内心中所理解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至于有没有答案，一个作家或者一个哲学家、思想家，很多问题由于认知的问题是回答不了的。

小说的结尾贪官没有被判刑，“这就是现实生活，”北乔说，“不向现实低头，这是种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