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董仲舒的法律思想对中国传统社会影响深远，也在某种程度上暗合法治的现代性，如朴素的民主主义思想，对人性道德的重视，对现代法治建设存在着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董仲舒；法律思想；春秋决狱；法治现代性；启示
董仲舒作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以儒家经典思想为基础，结合先秦各家学派中的合理因素，形成了西汉时期的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并对随后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的法律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分析董仲舒的法律思想，并从中寻找可与现代化法治体系对接的因素，对我国现代法治建设不无裨益。
一、董仲舒“春秋决狱”思想的法治现代性因素
董仲舒的学术思想主要集中在《春秋繁露》之中，其中当然包括法律思想。但集董仲舒法律思想大成的，却是董仲舒政治生涯结束、归隐家中之后，另著的可作为断案参考的《春秋决狱考》一书。
据《九朝律考》载：“考《汉志》有《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七录》作《春秋断狱》五卷，《隋志》作《春秋决事比》，并十卷。是书宋初尚存，后不知佚于何时……应麟《困学纪闻》云，仲舒《春秋决狱》，其书今不传，《太平御览》载二事，《通典》载一事，所谓二百三十二事，今仅见三事而已。朱彝尊《经义考》云，《艺文类聚》有引决狱君猎得鹿事，今仅见三事而已。”［1］由此可见，《春秋决狱》成书时的案例有“二百三十二事”，可惜流传下来的不多。
董仲舒作为西汉的儒学大师，其法律思想的鲜明亮点即为揉合各家所长，使“春秋决狱”成为汉代断狱的一种方法和制度。最突出的特征是直接引用儒家经典《春秋》作为审判的依据；主要目的是运用法律的力量，使儒家的伦理道德真正成为人们各项活动的准则；要旨是根据案情事实，追究行为人动机，并以其动机有无恶意作为定罪量刑的首要条件，而首犯、从犯、已遂、未遂只是次要条件。
从《春秋决狱》目前可考的几个案例中，仍可见董仲舒法律思想所蕴含的法治现代性因素。
1．以民为本，体现人性关怀
西汉时期的法律因抄袭秦律，对有些问题的规定过于机械，有乖人情，突出表现为对人与人之间的亲情没有过多的重视，不时表现为排斥，这显然与儒家的仁爱思想格格不入。尊崇儒术的法官们便以儒家思想为工具，借助“春秋决狱”，来消解汉律中所包含的残酷和冷峻。《通典》卷六十九记载了《春秋决狱》中表达人文关怀的两个案例：
案例一
“时有疑狱曰：甲无子，拾道旁弃儿乙养之，以为子。及乙长，有罪杀人，以状语甲，甲藏匿乙，甲当何论？仲舒断曰：‘甲无子，振活养乙，虽非所生，谁与易之。《诗》云：螟蛉有子，蜾蠃负之。《春秋》之义，父为子隐，甲宜匿乙，而不当坐。’”
案例二
“甲有子乙以乞丙，乙后长大，而丙所成育。甲因酒色谓乙曰：汝是吾子。乙怒杖甲二十。甲以乙本是其子，不胜其忿，自告县官。仲舒断之曰：甲生乙，不能长育，以乞丙，于义已绝矣。虽杖甲，不应坐。”
案例一说的是儿子杀人，养父包庇、藏匿。按照当时的法律和道德，如果是生父，则不必连坐。那么养父的法律地位是不是和生父相同呢？董仲舒认为虽然是养父，但对儿子有养育之恩，已经有父子的名分，因此，具有和生父相同的法律地位，不应当连坐。
案例二比较复杂，因为案中的父子非一般的关系，儿子是被送养了的，生父对儿子没有养育之恩。对这样的父子关系下的子殴父，如果机械地适用汉律的规定，将儿子处死，确实有违人伦。董仲舒认为，甲未养育其子乙，于义已绝，不存在父子关系，乙不当坐。
董仲舒对案件的判断，相当重视实质意义的追寻，而非单纯地引经据典、机械断案，而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也体现了对人性的重视与关怀，在一定程度上暗合“以人为本”的法治现代性。
2．朴素民主，限制皇权专制
汉代承接秦朝，吸取秦亡教训，初期采用黄老思想，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经过文景之治，至武帝时，国家逐渐强盛，但武帝骄功恃傲，社会显出了疲态。
董仲舒如此点评时政：“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强调要顺应天道，施行仁政。
董仲舒为此对“天子”与“民”的关系发出极为严肃的警告：“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
董仲舒的警告体现了既尊重王权又重民本的思想，带有朴素的民主性，对封建专制皇权也有一定程度的限制作用。
二、董仲舒法律思想对法治现代化的启示
董仲舒法律思想对法治现代化的有益启示，也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1．以民为本的朴素的民主主义
董
世界各国法治现代化的过程，无不把“民主”、“保障人权”等话语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作为终极目标在追寻。尽管东西方学者对民主的理解、论述民主的方式难免有差异，但并不能因此而抹杀中国固有传统文化中的朴素的民主思想。
董仲舒法律思想中宽容仁爱的“亲民”情怀，现代中国的民主思潮可以从中吸收有益的养分。
2．儒家的道德修养意识
董仲舒对人性道德的不断追寻，也值得我们在法治现代化的道路上认真反思。毫无疑问，我们这个时代已经迅速地功利化和世俗化，对所有法律制度设立之合法性的设问都是“用处何在”，但这个“用处”又指什么呢？不得不承认，这种功利主义的论调是极为有害的，“如果整个民族都追求物质享乐，就会使这个民族在与其他民族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另外，财富的增长处理不好会造成分配的不均，会在社会内部形成阶级对立，从而会削弱民族的内聚力。这显然昭示现代中国法治的走向应当有普适的道德意识的参与调解，推动这方面的工作任重道远。
注释：
（1）《太平御览》卷六百四十保存了二个案例，《白孔六贴》卷二十六、九十一保存了二个案例，《通典》卷六十九保存了二个案例，流传至今的共六个案例。
参考文献：
[1]程树德．九朝律考［M］．北京：中华书局，2003：35．
[2]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8：84．
[3]班固．汉书·董仲舒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1042．
[4]苏舆．春秋繁露义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2：107
[5]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M］．北京：中华书局，1975：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