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因“深喉”举报而爆出的贪腐问题层出不穷，因“深喉”提供线索引出大案要案屡见不鲜，“深喉”俨然成为一股反贪反腐的神秘力量。那么，“深喉”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群，是什么原因造就了这样一个群体？面对潜在的打击报复，又应该如何保护“深喉”群体？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连线反腐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家弘进行解读。

　　体制内反腐的不足促成“深喉”产生

　　华商报：“深喉”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群？他们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用什么样的手段进行信息捕捉和发放？何家弘：“深喉”人群是比较复杂的，其中既有嫉恶如仇、痛恨腐败、维护公益、伸张正义的反腐斗士，也有出于个人恩怨、邻里纠纷、利益冲突、权力斗争的举报人。此外，“深喉”群体收集信息和证据的方法和能力也不一样。有的很业余，甚至就凭道听途说和捕风捉影。有的很专业，甚至能采用类似诱惑侦查和化装侦查的方法。在近年来爆出的各类“深喉”举报的案例来看，业余和专业的方法均被广泛使用。

　　华商报：是什么原因造就了如今庞大的“深喉”群体？

　　何家弘：社会腐败问题严重是促成“深喉”群体形成的主因。此外，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说，他们更多接触的是基层官员，因此基层腐败的查办对百姓来说更实际。

　　但正是在基层反腐这个层面，却面临着体制内反贪部门“不查最好，不得罪人”的局面。体制内反贪腐面临很大的困境，也确实存在“难作为”和“不作为”。正是体制内反贪腐的不足，社会上才会涌现出这么多勇于举报、勇于提供线索的“深喉”。

　　“深喉”对当下反腐而言利大于弊

　　华商报：“深喉”反腐越来越多，这种反腐形式有哪些优势和弊端呢？

　　何家弘：首先说优势。第一，可以为有关部门查办贪腐案件提供有价值的线索乃至证据；第二，可以吸引公众眼球，引起强势围观，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查办贪腐案件的阻力；第三，可以加强社会中反腐败的威慑力，削弱潜在腐败官员的侥幸心理。但是，“深喉”反腐的弊端也是显著的。首先，可能会不正当地侵犯有关人员的名誉权乃至其他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其次，可能进一步恶化社会行为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人性中恶端的挥发，会煽动起群众乐于揭发的行为，导致社会人心惶惶、人人自危。但是就当下中国反腐败而言，还是利大于弊。

　　华商报：“深喉”身份暴露极易遭到打击报复，应如何保护“深喉”？何家弘：反腐败斗争是残酷的斗争，“深喉”站在这个战场的最前线。如果被举报者真的是贪腐分子，那么“深喉”的举报就是对贪腐分子的宣战，贪腐分子将会想尽办法进行报复。因此，保护“深喉”十分重要。对于如何保护“深喉”，我认为要分作三个环节来分析，即事前保护、事中保护和事后保护。

　　制定保护“深喉”法律不如落实现有的

　　华商报：现在很多专家都呼吁创建有针对性的《举报人保护法》，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何家弘：确实，我国缺少一部专门保护举报人的法律，但是制定这样一部法律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如何把现有的制度完善，把现有的法律落实。

　　首先，即便是相关部门想保护，但保护需要财力支撑，保护的人力由谁出？保护的财力由谁出？把保护的力量落实下来，并付诸实际行动，才能切实起到保护作用。其次，我国的主要问题并不是立法方面的缺失，实际上去年《刑事诉讼法》就已经加强了对证人的保护。因此，不应该总想着立法问题，关键是执法，是法律实施，将现有的法律规定落实，再谈进一步的立法。

　　华商报：现在体制内反腐和“深喉”反腐可以称得上反腐的两把剑。那么二者的关系如何，如何将它们形成合力共同反腐？

　　何家弘：当下中国的反腐败确实需要全社会各种力量的集合与配合。在这个问题上，体制内的反腐败机构应该扮演积极的角色，当好反腐“正规军”，主动开通或疏通收受各类揭发举报信息的渠道，提高分析和使用这些信息的效率。另外，体制内的反腐败机构也要进行分工与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