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天下无贼》讲述了浪迹天涯的亡命恋人兼扒窃搭档的王薄、王丽，在火车上被一个不相信天下有贼的打工仔“傻根”的纯朴打动，为了保护“傻根”的血汗钱，与另一个扒窃团伙进行一系列明争暗斗的故事。也许我们不会成为“傻根”———不是因为“傻根”是由电影杜撰出来的人物，而是在于“傻根”过于相信人性善后对贼的不设防，但他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选择题:我们是像王丽那样，帮他抵御贼手，并对他隐瞒天下有贼的现实，留住他对人世间善良的信任，还是让“傻根”接受教训，摧毁他心中的善良世界，使他认识真实的生活，使他变得更加“俗套”，变得更加善于“应付”?贼与“傻根”的关系类似于恶法与人的关系。所以，对于后者我们面对着同样的选择题。对此，朗·富勒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作为当代新自然法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过去一百年来美国最重要的四位法律理论家之一”，朗·富勒在英美法学界早已是耳熟能详的名字，但富勒最初激发中国法学界兴奋点的还是与哈特(H.L.A Hart)那场持续12年的论战。

1958年，《哈佛法律评论》第71卷同时刊发了富勒、哈特的文章，使论战的大剧在整个学界上演。富勒与哈特立场的对立与观点的差异通过对“告密者案件”的讨论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这个案件源于《哈佛法律评论》1951年的报道:1944年，一名德国妇女为了除掉自己的丈夫，向纳粹当局报告了丈夫从纳粹军队回家后贬损希特勒的言论。妻子作证指控自己的丈夫，随后丈夫被纳粹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判决是依据“任何主张和重复不利于第三帝国领袖的言论都是非法的”这一法令作出的。然而，在监狱服刑一段时间丈夫就被送到了前线。随着纳粹政权的垮台，妻子和判处丈夫死刑的法官被指控犯了非法剥夺他人自由罪，依据是1871年《德国刑法典》第239条。案件上诉到班贝格上诉法院，法院宣告作出判决的法官无罪，但是妻子罪名成立，因为她利用了纳粹法律，该法律是违背所有正直之人的良心和正义感的，它促使其丈夫被监禁甚至是死亡。

虽然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承认纳粹恶法的效力——富勒否认，哈特承认，但他们都主张采用溯及既往的方式制裁告密者。不同的是选择此种方式的理由。富勒之所以做出这种选择，并不是因为这是最接近法律的方法，使得曾经一度是法律的东西在现在属于非法。而宁愿把这种法律(溯及既往的法律)看作是象征与过去彻底决裂的方法，看作从司法程序的正常功能中隔离出一种清除运作的手段。

很明显，富勒的重心在于同过去的决裂。虽然决裂之后的未来将是一幅什么样的图画，他没有描述。但其本身的意旨似乎可以表明，与过去决裂的根本目的在于，在现在与将来的时间维度中，类似的恶法不再出现。所以，富勒致力于通过妥善处理案件中纳粹恶法带来的法律与道德的冲突，以点带面，向世人展示一种坚持法律不应如此邪恶的态度，最大程度取得一劳永逸的结果。从此以后，他似乎想把恶法关在生活的大门之外。

此时的富勒更像王丽。王丽向“傻根”隐瞒了遇贼的所有遭遇，保留住了“傻根”“天下无贼”的纯洁意识，给了“傻根”一个“天下无贼”的“世界”。富勒则想通过溯及既往的法律否定纳粹恶法的法律性，达到与过去决裂的目的，向人们展示天下不应再有恶法的图画。在影片中，王薄试图打破王丽的“谎言”，他说:“他(傻根)凭什么不设防啊?他凭什么不能受到伤害?你为什么要让他傻到底?生活要求他必须要聪明起来。作为一个人，你不让他知道生活的真相，就是欺骗。什么叫大恶?欺骗就是大恶。”我们当然不能说富勒是在欺骗。富勒只是向我们展示了他对法律的看法和态度，向我们展示了他对法律以后应该怎样的期望。但作为自然法学家的富勒为了表达对良法的向往，试图通过对一个案件的处理向人们展示未来“天下无恶法”的画面，这种做法也许会降低人们对恶法的警觉，进而降低人们防范和应对恶法的能力。

法律存在的人性假设是“恶”，正是为了应对人性“恶”的一面才有了法律。反过来说，法律又是人造之物，不能绝对排除在造法的过程中人性“恶”的一面发挥作用，造出恶法的可能性。所以，我们最好将富勒“天下无贼”的情结看作是在当时那种环境下的情感表达，看作是自然法学家追求良法之治的一种理想信念。仅此而已!

(作者为重庆交通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科研部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