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细研究董必武同志，不难发现功勋卓著的董老不仅是一位出色的革命家兼诗人，而且还是一位少有的“清官”。

1957年，董老做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当时，他家住在北京钟鼓楼后的一个昔日王府的大院里。院子很大，有花园有水池，很气派。他的儿女们也都乐意住在这里。由于“高院”离此很远，每天往返不仅不方便，而且还需要很多人来送文件，花费了不人力物力。董老考虑着搬到离“高院”较近的中南海去居住，尽管当时中南海的房子较为窄旧，但他仍不改初衷。一天晚上，董老和盘托出自己的主意，却立即遭到尚在读书的子女们的反对。董老耐心细致地对全家人说：“第一，为我一个人，要有警卫排，要烧锅炉，要煤，要人跑这么远送文件，搬到中南海，这些都统一解决了，为国家节省了人力物力。我不该搬吗？该搬。这二呢？”稍作停顿后，他更深沉地继续说道：“我上班太远，要坐很长一段距离的汽车，要用掉不少汽油。如果家在中南海，再到高院上班，近了一半路程，也就节约了一半汽油。我们国家还穷啊。”

1958年初春的一天晚饭时，还在读初中的女儿董楚青养成了一种不好的吃饭习惯。吃饭时，董楚青急于扒饭，三扒两赶地吃完了，掉了不少饭粒在桌上。小楚青丢碗就想跑，结果被董老叫住。“你看看，你看看。”董老连连说道。年岁还小的女儿楚青茫然不知所措，怔怔地望着饭粒，默不作声。一生惯读诗书的董老马上联想起古老的“锄禾日当午”诗句，绘声绘色地对女儿说道：“碗里、桌上有多少饭粒？‘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啊，粒粒不能丢啊。”接着又严肃地说：“拣起来吃了。”此后，女儿楚青再也不浪费粮食了。

1964年春，董老的一个侄孙子去北京看他，一是想见见世面；二是特别想通过他的关系谋得一份较中意的工作。董老一面热情地接待了侄孙子，一面又对他施以严格的要求，在北京逛逛可以，但不准租用小车，更不许在外面暴露与董老的亲戚关系。那位侄孙子在北京住了大约一个星期，董老即要求他回家投入生产劳动。临别的头一天，董老给侄孙一些路费和小礼物，并把他叫到跟前说：“我在政府里的地位很高，但我们都是供给制，除了个人生活、住宅不成问题外，不能乱开支。你家的困难，主要靠自己克服，实在克服不了的，可以找当地政府。”早就在寻找提出自己想法时机的侄孙子赶忙说道：“你没钱给我不要紧，那你写个‘条子’给我，我拿你的‘条子’去找县政府，很见效。”董老严肃地说：“那怎么能行？我不能插手地方政府的事，更不能要求地方政府给你特殊照顾，你要相信地方政府会秉公办事的。”他语重心长地勉励年轻的侄孙子要安心农村工作，要走出一条自己的路，不要向政府乱伸手，也不要向他提出不符合政策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