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道夫·冯·耶林(Rudolph von Jhering，1818-1892)和萨维尼并称为19世纪西欧最伟大的法学家。他的《为权利而斗争》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有人说，这部《为权利而斗争》是激励法律人生活和行为的最好读物，值得今天的中国法律人反复品读，以之为鉴。

　　曾是萨维尼的再传弟子

　　耶林于1818年8月22日生于德国北部奥利西的一个法律世家。他的父亲是一名执业律师。遵循家庭传统，1836年耶林进入海德堡大学学习法律，随后又在柏林、哥廷根、慕尼黑等大学学习。这种游学的方式在当时的德国比较流行。因为既可以听风格各异的教授讲课，也可以结交形形色色的同窗好友，并且建立起有益于未来法律职业的人脉网络。

　　1840年，耶林在柏林大学开始他法学博士阶段的学习。他的导师霍迈尔是萨维尼的学生。因此后来有人戏称耶林为萨维尼的再传弟子。1842年，耶林获得了柏林大学的博士学位，博士论文的题目是《论遗产占有人》。次年，耶林通过论文审查，获得柏林大学的教职。从1844年开始，耶林以教授罗马法为主。他继续发扬年少时游学的习惯，不断地变换工作地点，1868年到了维也纳大学。在维也纳的四年之间，他的讲课堂堂爆满。加上耶林交游广泛，热爱艺术、音乐，他很快成为了当地法律界、政界以及艺术、社交界极受欢迎的人士。由于耶林对奥匈帝国法律教育的贡献，奥匈帝国授予耶林一个世袭的贵族爵位，这是在德、奥极少数非因政治或军事贡献，而是因学术成就授予爵位的例子。

　　耶林是个非常勤奋的学者，其著作极其丰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为权利而斗争》，是迄今为止流传最广的法学著作之一。他还喜欢撰写一些法律杂文，既起到普法的功能，又向同行们传递最新的研究思路。其中最值得一读的，莫过于1884年的《法学的戏谑与认真——献给法律读者的一份圣诞礼物》。

　　1857年开始，他和他人共同经营《当代罗马私法及德国私法教义学年鉴》。这份年鉴很快成为最为重要的德国法律期刊之一，并且改名为《耶林年鉴》。然而，耶林涉猎的领域绝不只限于罗马私法。他的研究范围非常广泛，就像他的一个学生所描述的那样，“从法律史到法哲学，然后从法哲学到法社会学，在晚年又返回法律史，然后又放弃了法律史而把最后的精力投入到文明史中去”。

　　成就经典的告别演讲

　　1872年，耶林打算离开维也纳，返回德国任教。作为道别，耶林于1872年3月11日在维也纳法学会上发表了一篇演讲。这就是后来名震天下的《为权利而斗争》。

　　在演讲中，耶林提醒听众们，没有什么权利是与生俱来的。只有靠斗争去争取权利，去呼唤法律，才能真正实现权利。与此同时，他强调国家对于保障人民权利的至上义务。他说，一个“对外保有威信、对内坚如磐石的国家，再也没有比国民法律感情更宝贵、更需要培育、奖掖的财产了。培养国民的法律感情就是培养国家的健康和力量，当然这种培养不是学校和课堂上的理论培养，而是把正义原则实际地贯彻于一切生活关系”。这样的国家，才会成为伟大的、国际法上受尊重的国家。如果不能很好地保障国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那么一个国家永远无法真正做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演讲的最后，耶林引用一位诗人的话作为点睛:“人必须不停地开辟生活与自由，然后才配有生活与自由的享受。”速记员记录下了当时人们的反应:“暴风雨般的、持续数分钟的喝彩和鼓掌。”

　　遗憾的是，此文进入中国颇费一番周折。演讲问世65年之后，才被吴经熊先生介绍到了中国。台湾民法学家王泽鉴将该文引用于他的《民法总则》之首，并称“余特别爱好是书富有感情，而且创见极多，能够说出别人所不能说出的话……(此书)可作为初习民法的‘精神教育’。”

　　离开维也纳之后，耶林拒绝了莱比锡、海德堡等大学的邀请，选择了哥廷根。在这里，耶林获得足够安静的环境和大学给予的充裕的时间从事学术研究(这也是耶林受聘哥廷根提出的条件)。在哥廷根这个由约翰·斯特凡·皮特和古斯塔夫·胡果等法学家耕耘了一个多世纪的地方，耶林找到了他的学术之根和最终归属。而他也帮助哥廷根大学走出1837年“七君子事件”的阴影，再次登上欧洲学术高峰。

　　哥廷根人将一条街道以“鲁道夫·冯·耶林”的名字命名(耶林是少数获此殊荣的法学家，哥廷根大部分街道以自然科学界的泰斗冠名)，以此来纪念他为哥廷根所作出的贡献。这段相得益彰的佳话，一直延续到1892年9月17日耶林溘然长逝，才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作者为北京大学法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