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是战国末期思想家和法家理论的集大成者。他的《孤愤》、《五蠹》、《说难》等十余万言，受到秦王政的高度重视，其综合了前期法家商鞅的“法治”说、申不害的“术治”说和慎到的“势治”说，构建了一个以“法”为中心、“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体系，对后世有着很大的影响。
以严刑重罚达到“以刑去刑”
提到韩非的司法观念，人们往往想到他的“严刑重罚”主张，但应该指出的是，他所说的“严刑”并不是滥刑，随意轻重，司法没有任何标准可言，而“严刑”则是有标准的，强调严格依法论罪，当重则重，当轻则轻。当然，根据法家一贯的“轻罪重罚”立法原则，其所谓严刑是重刑前提下的严刑，或用一句通俗的话说，轻罪处较重的刑罚，重罪则处更重的刑罚。
韩非的司法观，提倡“重刑”，但“重而不滥”，是有规则和标准可循的。儒家力主“轻刑说”（或称“宽刑”说），即量刑时能从轻则不从重，或者说对重罪处以较轻的刑罚，对轻罪则处以更轻的刑罚。儒家的“轻刑”，亦非随意从轻，而是按照标准与规则处断。儒家之所以力主轻刑，是基于一种“仁道”（仁者爱人之道）的立场，或谓“好生之德”。根据这一立场，儒家认为法家的严刑实质上是重刑，而重刑是违反“仁道”的。因此，儒家反对法家的重刑主义。
韩非批评儒家提倡的宽缓之政、仁义之说，他说宽缓仁义之说是“不智”、“不明”之举：“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悍马，此不知（智）之患也”，以宽缓之政治理急剧变动时代的民众，就好比没有缰绳和马鞭去驾驭凶悍的马匹，这是不明智造成的过错。韩非曰：“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胜其法，不听其泣，则仁之不可以为治亦明矣”，法治是仁义的对立面，仁义不可以为治，提倡仁义之政是不明事理的表现。
韩非有一句话说得很好，“欲治者必恶乱，乱者，治之反也。是故欲治甚者，其赏必厚矣；其恶乱甚者，其罚必重矣。今取于轻刑者，其恶乱不甚也，其欲治又不甚也。此非特无术也，又乃无行”。即想把国家治理好的人，必定厌恶混乱，混乱是治理的反面。因此，他主张凡是特别想将国家治理好的人，其奖赏必然优厚；他主张凡是特别厌恶混乱的人，其刑罚一定很严厉。现在主张轻刑的人，对混乱的厌恶程度肯定是不深的，治理好国家的愿望肯定也是不强烈的。这种人不但缺乏治国之术，也缺乏必要的行动。
这是韩非从政治态度上批评了所谓的“轻刑”说，认为凡主“轻刑”说者均属于“恶乱不甚”（厌恶混乱不强烈），因此他说这种人实质上并不是特别想把国家治理好，否则他就一定会提倡严刑重罚。韩非不仅将提倡轻刑的人视为“治国乏术”之辈，还将其当成“行动上的矮子”加以嘲讽，反映了他对儒家的轻蔑。但韩非的主张也会在实践中产生严重流弊，后来秦朝因“暴政”而亡证明了此点。
根据韩非的重刑主义理论，对轻罪施以重刑，则人们不敢犯轻罪，轻罪不犯，重罪就更不敢犯了。因此，他认为英明的君主治理国家，“正明法，陈严刑，将以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并强调说：“夫严刑重罚者，民之所恶也，而国之所以治也；哀怜百姓轻刑罚者，民之所喜，而国之所以危也。”就是说越是严刑重罚，老百姓就越不敢犯法，国家就会因此大治，反之则导致国家危亡。
战国时期，法家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商鞅曾说：“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是谓以刑去刑也。”他强调对轻罪处以重刑，说人不敢犯轻罪，重罪就更不敢犯了，因此达到“以刑去刑”，即以重刑的手段达到去除刑罚的目的。韩非对此论高度认可：“公孙鞅之法也重轻罪。重罪者，人之所难犯也；而小过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无离其所难，此治之道。夫小过不生，大罪不至，是人无罪而乱不生也。”相反，如果“罪重而刑轻，刑轻则事生，此谓以刑致刑，其国必削”。韩非由此说：“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对犯罪的重罚和必罚，才能让民众敬畏法律、敬畏司法。
韩非对严刑重罚问题的申论说得很直白，“夫严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罚者，民之所恶也。故圣人陈其所畏以禁其邪，设其所恶以防其奸，是以国安而暴乱不起。吾以是明仁义爱惠之不足用，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也。”在他看来，严刑重罚能让人畏惧，仁义爱惠不能禁恶。尽管此种理论在对待某些犯罪（性质恶劣而损失轻微的犯罪，如今日“偷井盖”之类）上也不无道理，但整体上看，因其过于迷信司法暴力而沦于“司法恐怖主义”一途，与儒家的“司法仁道主义”背道而驰。
用“刑罚必信”树立司法权威
照韩非的说法，刑罚必须“有信”，即该罚的一定要罚，不能因外部势力的干扰和司法官的私情私欲使犯罪者逍遥法外，如果那样，就会动摇法治的根基与司法的权威。
韩非说：“言赏则不与，言罚则不行，赏罚不信，故士民不死也。”“不死”，指不尽死力，也就是说不忠诚于君主和国家。这也就意味着百姓对君主以及立法、司法产生了“信任危机”。韩非所说的“刑重而必”、“必于赏罚，赏罚不阿”等等，也是强调了刑罚的不可避免性。
正是基于赏罚必信的原则，韩非不赞成对犯罪者的赦免宽宥。他说：“故不赦死，不宥刑。赦死宥刑，是谓威淫，社稷将危，国家偏威。”对犯罪的赦免宽宥，他认为会损害司法的权威，甚至会给国家带来失信于民的风险。儒家则对此表达了不同的态度，认为赦免宽宥犯罪者的举措体现了君主的仁恩浩荡，因此也会树立君主的威望。
在韩非看来，对有罪的人必须进行惩罚，这是司法讲信用的表现；但如果宽宥罪犯，则会使司法失信，失信则败坏法治。他说：“若罪人，则不可救也；救罪人，法之所以败也；法败，则国乱。”另外，他认为司法官员也不能使无辜的人受到追究，否则会导致民怨沸腾、国家危亡；“重不辜，民所以起怨者也；民怨，则国亡”。又说：“罚不辜之民，非所谓明也。”
韩非说：“故明君无偷赏，无赦罚。赏偷，则功臣坠其业；赦罚，则奸臣易为非。是故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疏贱必赏，近爱必诛，则疏贱者不怠，而近爱者不骄也。”这里有几点需注意：一是对有罪者赦免刑罚会刺激人们进一步犯罪（“为非”）；二是对掌握司法权的人来说，无论犯罪者与自己是否关系亲密，都应该依法论罪。这就进一步阐明了有罪必罚的理念。韩非认为，只有如此，才能取信于民，树立司法的权威。
韩非还批判了儒家的“教民怀惠”说（怀念君主恩德），他说：“惠之为政，无功者受赏，而有罪者免，此法之所以败也。法败则政乱，以乱政治败民，未见其可也。”假如君主为树立恩惠而免除有罪者的刑罚，就会使法治的威信败坏殆尽，并会导致政治的混乱。
在良好的法治社会里，韩非认为“有功者必赏，赏者不得君，力之所致也；有罪者必诛，诛者不怨上，罪之所生也。民知诛赏之皆起于身也，故疾功利于业，而不受赐于君”。即有功的人一定会受到奖赏，但受赏的人不会感激君主，因为这是他自己努力的结果；有罪的人必然受到惩罚，受罚的人也不会怨恨君主，因为这是他自己犯罪造成的。民众皆知受赏或受罚都是因自己的行为带来的，因此都积极于建功立业，而不寄希望于得到君主的恩赐。这告诉人们，君主作为执法者，只能依法办事，无论是论功行赏还是论罪行罚，都要按法律的规定操作，个人的好恶不能在这里起任何作用。
韩非认为，“法不信，则君行危矣；刑不断，则邪不能胜矣”。“法不信”是指立法、司法没有威信，这对君主来说是很危险的。“刑不断”是指执行刑罚不果断，因此也会导致奸邪并出、犯罪滋生。有罪必罚、刑罚果断是君主树立威信的前提条件之一。
以“虚静待令”提高司法官的道德修养
韩非认为，对于君主或掌握司法职权的人来说，必须有良好的个人修养和内在的自律机制，要“虚静以待令”。“虚静”的意思是“去好去恶”，即排除个人的好恶之情，不因私情私欲干扰自己的理性判断能力，要冷静客观地从事司法活动。“虚静以待令”，是要求司法官要以冷静的心态对待法令的实施，即客观地判断事物、依法从事司法审判活动。韩非讲的“去私曲就公法”、“去私行行公法”之类的话，也是这个意思。既然法律是体现“公义”、维护“公利”的，司法就不容许私心私欲掺杂其间，如此才能实现法律的公正。
韩非说：“法不阿贵，绳不绕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君主的刑罚果断必须建立在公正的前提下，公正的司法判决，使那些受制裁者有智慧也不能辩驳，有勇气也不敢抗争，只能接受判决结果——此即公正司法的力量！而公正司法的前提是什么？是司法官不得“释法用私”，即放弃法律的公正原则而用私心裁判。“释法用私”的结果是法律秩序的破坏，即所谓“私者，所以乱法也”。
韩非讲的“故用赏过者失民，用刑过者民不畏”，值得我们注意。这里的“用刑过”指滥施刑罚，并非指用重刑。依法严格适用重刑，韩非并不反对。他反对滥施刑罚，因为这是司法官私心膨胀、滥施淫威的表现。
执掌司法权者能够心中“虚静”、头脑冷静，就能明辨公私之分。“必明于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夫令必行，禁必止，人主之公义也；必行其私，信于朋友，不可为赏劝，不可为罚沮，人臣之私义也。私义行则乱，公义行则治，故公私有分。”君主代表“公义”，司法维护公义，君主只有明于公私之分，秉持公心从事司法活动，才能达到“公义行则治”的目标。
按照韩非的理论，君主内心虚静则头脑冷静，头脑冷静则能明辨公私，这样在司法审判中就能秉公执法、用刑得当。他说“夫刑当无多，不当无少”，很耐人寻味。所谓“不当无少”，是指用刑不当，即使用得极少也不应该，故称“无少”。这句话告诉人们，用刑恰当，无所谓多；用刑不当，无所谓少。可见，此处的“刑当”论，体现了韩非对司法公正价值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