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写篇小文来贺寿

总觉得时间尚早，再等等，再等等，时间就这样一天一天地流水般地迁延过去了。可是今天中午，当我在书架上再一次看到我的硕士生导师杨寿堪教授的六巨册著作《哲学何为——杨寿堪学术论丛》时，竟惊出一身冷汗来！啊，这2013年过得可真够快的啊，仿佛还在年头，转瞬之间就要到年尾了，猛然想起自己的一个承诺，今年必须做的一件事来，怎么能不惊出一身冷汗来呢？

最近这些年每次到北京去，总要到北京师范大学去看看我当年的硕士生导师杨寿堪教授。每次都高谈阔论，相与甚欢。然而，不知不觉间，我也感觉到时间的迫促了。杨老师是1933年生人，人生易过，不经意间杨老师已经是接近八十岁高龄的老人了。前年一次是在冬天，我又到北京开会，事先约好师兄严春友教授，一起去看杨老师。言谈之间，我觉得杨老师马上就八十大寿了，我们师兄弟能否聚集起来给杨老师祝个寿怎么的，虽然我们师兄弟没有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但也算不辱师门。杨老师听了我的建议，微笑着说，没有这个必要吧。我揣摸杨老师的意思，大约是我们师兄弟中间既没有人做大官也没有人赚大钱，如果真要做起来，难免有花消，杨老师于心不忍。这可能是一个方面。但更重要可能是另一方面，杨老师特别尊敬的北京大学的张世英先生还健在，已经九十多岁了，也许在杨老师看来，要做寿也只能跟张先生做，无论如何是轮不到自己的。我有时想，正是因为杨老师有这样的想法，杨老师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已经老了。老师尚在，焉能称老？正是因为杨老师对做寿不表赞同，再加上严春友师兄不久即将出国赴意大利利玛窦故里主持孔子学院事宜，会长期不在国内，此事遂告寝。我当即在心里作出一个决定，等再过一年，到2013年，这一年杨老师八十大寿时，我必撰写小文一篇，叙述杨老师对我的教诲，以及我与杨老师四分之一个世纪的交往，以为杨老师的贺寿之礼吧。

2012年，在师妹路淑英博士的协助与努力之下，杨老师一生的学术成果终于汇集成六大册，取名为《哲学何为——杨寿堪学术论丛》，由广州出版社出版。次年四月我收到了路淑英博士寄来的书，装帧十分典雅，令我非常喜爱。封面用的是雅典学园图，令人恍然置身于智慧的园地里。打开封面，印入眼帘的是杨老师的半身小照，亲切近人，中庸平和，目光炯炯，一派哲学人气象。然后是杨老师精心粘贴的一张宣纸，宣纸上面是杨老师工工整整地用毛笔撰写的正楷赠言：“兹送上《哲学何为：杨寿堪学术论丛》共六本，请魏敦友学友存正 杨寿堪 二零一二年二月”。外加鲜红的印章。获赠此书，深为高兴，连忙日以继夜地一本一本地阅读，深感杨老师一生在学术上多有创获，于是深悔自己在二十多年前没有认真研究杨老师的著作，当时更没有意识到学术薪火相传的重要性。想起来，这大概与现代大学制度有关。传统的学问靠师徒之间口耳相传，因此师生关系极亲密，但现代大学制度似乎将知识公共化了，知识在讲堂上流转，再没有师生之间的口耳相传，于是师生之间的亲密关系似乎变得无所谓了。虽然名义上存在着导师制度，其实所谓导师大多是没有学问的人，而就算学生运气好，碰到了有学问的导师，学生也往往不以为意，不去认真研究导师的著作与思想。我觉得自己运气好，碰到了杨老师，杨老师是有学问的人，可惜我当时没有意识到学术传承的重要性，而今真正是悔之晚矣。现在我身在南疆边陲，与杨老师相隔千山万水，不能常闻杨老师亲口教诲，不免内心寂寞，然读杨老师其书，想杨老师其人，仿佛之间又如与杨老师亲切晤对，非常愉悦。杨老师在第六册的最后《我的心愿》中这样说：

“半个世纪，在整个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不过是一刹那，但对于一个在其中辛勤耕耘的人来说却又是不平凡的难忘的历程。半个世纪来，我从事哲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自认为教学上勤勤恳恳，学术研究上不断探索与追求，但成绩平平。每当夜深人静闭目沉思，常常以自己一生没有做出伟大业绩而惭愧与自责的时候，我想起文艺复兴之父彼得拉克的一句名言：‘人走了一整天，傍晚走到了，就该满足了。’以此聊以自慰。”

在无数个树影婆娑、夜深人静的时刻，我一遍又一遍地诵读杨老师的这段话，体会杨老师写出此段话时的心境，猛然感悟到杨老师在年轻的时候必有一番大抱负，那该是何等的书生意气啊，然而时运不济，心事终难遂，想到这里，只觉得内心深处有一种大悲怆如潮水般涌来，不知不觉地，禁不住眼泪就流出来了……

二、我赖上了杨老师

我与杨老师的师生缘是我今生最重要的财富。如果从1988年开始算起的话，那么到今天已然有二十五年了，真是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时间在恍惚之间竟然就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了。

时光返回到1988年，那年我本科毕业。我们1984年9月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的60名学子，经过了四年的哲学修习之后，即将分别了。按照当时学校的相关规定，我们这个班有百分之五的推荐免试研究生名额，这意味着，我们将有三名同学可以留在系里直接攻读硕士学位。系里按照我们的平时成绩排名，最后我成为三名推存免试的学生之一。我本来不想接受硕士推免的，因为我心中一直有一个北大梦，本科时没有实现，所以很想利用研究生这个方式实现。但当时分管研究生的副系主任袁老师找我谈到话，希望我就留在北师大继续读研究生。我接受到袁老师的建议，不过我对袁老师说想跟杨老师学习西方哲学。袁老师说今年杨老师不招研究生，最好考虑其他导师。我说我正好想先离开学校出去工作一年，能否上杨老师明年的研究生。袁老师说这可以考虑，只要杨老师同意完全没有问题，至于先出去工作一年的事情学校可以帮助联系。

那时候杨老师正好做哲学系系主任，有一天，我就到系主任办公室去找他。杨老师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总是面带笑容。他见到我就说，袁老师前几天已经跟我说过你的事情了，但是你为什么想跟我学西方哲学呢？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很好吗？也还有其他一些专业可供选择呀！杨老师是当时哲学系大家公认的最有学问的人，但这个意思我没有跟杨老师说，我跟杨老师说了另外两点。我对杨老师说我想学习西方哲学主要是受到两个人的启发。一个是恩格斯，一个是李泽厚。恩格斯说过，要想学好哲学没有别的办法，最好的办法就是学习哲学史。李泽厚说过，学习哲学最好学习西方哲学。因为我很早就将哲学作为我的人生追求，所以在专业的选择上学习西方哲学就是必然的选择了。何况，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化反思与文化批判风起云涌，李泽厚的影响力如日中天，这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时我们年青人的思想取向。杨老师听了我的话，笑了笑，对我说，我同意你跟我学习西方哲学，但是今年已经没有名额了，那就明年上吧。至于工作的事情等着系里联系。我很高兴地对杨老师说，这正是我的想法，我想出去工作一年，积累一些社会经验，我就等着系里的消息吧。

我告别杨老师后就等着系里的消息。但是进展不很顺利。系里联系的老师几次对我说，北京的一些单位对你去工作很欢迎，可是人家一听到你只去工作一年就走人，立马就犹豫了。你能否同意硕士毕业后留在工作的单位呢？我说我毕业后大概会回湖北，因此不同意，事情就僵在那里。毕业的时刻临近了，同学们都在准备着离校，而我的事情没有着落，难免十分着急，几次在系里见到杨老师，杨老师总是对我说，好事多磨，好事多磨。听了杨老师的话，心情好了一些，但毕竟少年不更事，禁不住焦虑不安。系里有不少热心的老师也帮我联系工作。印象特别深的是陈仲华老师，陈老师是一个热心快肠的人，有一次在校园的路上碰到我对我说，知道了你想先工作再读书的事，这样很好，先积累一些人生经验对学习哲学是有帮助的。至于工作的事情，我跟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陆学艺先生熟悉，前几天我跟他说到你的情况，陆先生说愿意帮忙，社会学所在山东某地有一个社会调查基地，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去那里暂时呆一年。陈老师的话很使我有些心动。我跟杨老师说了这个情况，杨老师似乎认为社会学与西方哲学毕竟有点远，不是很赞成，我也就犹豫起来了。正好在这时，系里跟我说，有一所北京医学专科学校，在当时的顺义县，去年刚开始招生，愿意接收我，问我愿意不愿意去。我连忙跟杨老师商量，觉得这地方离北京城不远，而且是学校，利于读书，可以去。于是就决定去了当时的北京医学专科学校。据当时的同事说，这所学校今天已经不存在了，已并入到首都医科大学成了顺义教学部了。

清楚地记得那是六月底七月初的一个上午，同学们都走了，剩下我一个人在空落落的宿舍里，这时突然接到系里的通知说北京医学专科学校派人来接你了，要我做好准备。大约九点钟左右，一辆红旗牌小轿车停在了我的楼下，来了北京医学专科学校的两位人事处的处长。杨老师也来了，当他看到红旗牌小轿车来接我时，笑着说，魏敦友坐红旗牌小轿车了，要做大官了。在场的人都跟着笑了起来。因为大家都知道，红旗牌小轿车曾经是大官们的坐驾，现在已经并不时兴了。从这里可以看到杨老师极幽默的一面。

就这样，我随着两位处长坐上红旗牌小轿车出发了，先到教育部办了一点事，然后经过天安门一路向东，大概一个小时多一点就到了北京医学专科学校。虽然我在这里只不过工作了一年多的短暂时光，但它却成为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页。因为在这里我极真切地体验到了人生的快乐、美好、恐惧、虚无、失落、绝望、期待等等情绪。当时我二十出头，没想到经历了中国现代史上一次重大的事变。人心惟危，我几受牵连，最后幸好平安无事，后来知道好长时间杨老师因此忐忑不安，很使我过意不去。通过这次事变，我看到了人性的多个维度，我看到了人性的善良与邪恶、美好与丑陋、真诚与虚伪。当我终于顺利地离开这所学校再次见到杨老师的时候，杨老师长长地嘘了一口气，我永远记得杨老师反复说的一句话，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

三、杨老师教我读康德和黑格尔

大约1989年10月下旬，我从顺义县回到母校开始了新的生活，虽然坐红旗牌小轿车去，很风光，坐一个顺风货车回来，很落魄，但心里面还是很高兴的，毕竟，又可以很长时间跟杨老师在一起了。

返校后跟杨老师在一起又三年，现在想来最大的收获是杨老师教我认真研读了康德与黑格尔。还在读本科的时候，我就读过康德和黑格尔，但对康德不太明白，不是很喜欢，而对黑格尔却感到亲切有味，特别喜欢。记得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在图书馆借阅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碰到一位高年级的学长，他跟我说，你现在不能看康德的这书，你看不懂的，过几年再看吧。我不听他的，偏要借来看。我当时借的是蓝公武先生的译本，全书几乎全部用文言文翻译而成，读了好长时间不明所以。想起那位高年级学长说的话，觉得他是对的。但我还是很不服气，心想不就是一本书吧，有什么读不懂的！于是又读了好长时期，再结合“西方哲学史”课堂上老师的讲解，慢慢明白康德似乎讲得是人类知识的逻辑构成，偏向于共时性的要素分析，我因此而对所谓“何为理性”有了一定理解。但这次阅读康德的经验增加了我对他的敬畏之心。

因为读康德不是很惬意，于是改读黑格尔。先试读他的《哲学史讲演录》，觉得眼前一亮，时空架构，逻辑排列，字字句句，明白晓畅，令我十分着迷。如他在“开讲辞”中开篇就说：“时代的艰苦使人对于日常生活中平凡的琐屑兴趣予以太大的重视，现实上很高的利益和为为这些利益而作的斗争，曾经大大地占据了精神上一切的能力和力量以及外在的手段，因而使得人们没有自由的心情去理会那较高的内心生活和较纯洁的精神活动，以致许多较优秀的人才都为这种艰苦环境所束缚，并且部分地被牺牲在里面。因为世界精神太忙碌于现实，甩以它不能转向内心，回复到自身。”（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页。）又说：“追求真理的勇气和对于精神力量的信仰是研究哲学的第一个条件。”（同上，第3页。）“哲学不是梦游者的呓语，而乃是清醒的意识。”（同上，第42页。）黑格尔的著作中通篇都是这样的句子，于是一本本地读黑格尔，从《小逻辑》到《大逻辑》，从《历史哲学》到《美学》，从《法哲学原理》再到《精神现象学》。在大学三年多的时间里，我几乎每天与黑格尔为伍，脑海里全部被黑格尔的句子所占满了。但是读《精神现象学》时觉得有些费劲，很渴望能对它进一步理解。

杨老师是我国德国古典哲学知名专家，尤其在康德和黑格尔两位哲学家上面用力多，创获也多。第一学期杨老师给我们开了一门研究课“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研究”。当时听课的研究生除了杨老师的两个研究生我和鲁路之外，还有其他专业的大概有十多人。记得杨老师是在系里的一个小会议室里讲课。因为我在本科阶段读过一段时间的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可以说有一些准备，但不明白的地方很多，正好借此机会进一步理解康德。这时杨老师和北京大学张世英教授合著的《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出版不久，正好作为我们学习的教材。杨老师的讲课方法既有宏观的整体叙述，也有微观的一章一节的讲解。我一边听杨老师讲理，一边再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一学期过去了，自觉豁然开朗之处颇多，而深感晦涩难懂处也还是不少。但不管怎么说，这次阅读经历是在杨老师的指导下进行的，脑海里自觉从原先的晦暗状态逐渐明亮起来了。

杨老师讲完“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之后，本来没有再安排什么课的，一次我在系里见到杨老师，对杨老师说，我很喜欢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本科的时候读过，但不明白之处很多，你能否给我们开门课“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杨老师听了我的话很高兴，连忙说好啊好啊，下周就开始上课。这次上课的地点安排在哲学史教研室，面积很小，大概只能坐七八个人的样子，幸好学生就我和鲁路两个人。每周有一个下午，大概三点钟，我和鲁路到哲学史教研室，一般是杨老师早到了，等着我们两个。这次上课用的是贺麟先生和王玖兴先生翻译的版本。杨老师正襟危坐，娓娓道来，我和鲁路两个，一边听一边做笔记，整个教研室，静悄悄的。我现在还记得夕阳西下时金色的阳光透过窗户射进来落在杨老师古铜色的脸上。这时，我就在金色的阳光中凝视杨老师。杨老师的头发已经全部花白了，显示出杨老师已经饱经了人世的风霜。但杨老师精神极矍铄，双目炯炯，气象凛然。杨老师的形象就这样永远定格在我的心里。每次大概两个半小时。不过很遗憾，不知什么原因，可能是因为杨老师行政工作忙吧，这个课大约只上了三分之二就结束了。余下的部分，杨老师要我们自己读。这门课我不知鲁路感觉怎么样，我自己则有云开雾散的感觉。正因为杨老师的这次课，我更加喜欢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一书，而其中的一些句子在我脑海里永难磨灭。如他说：“惟有精神的东西是现实的。”（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5页。）又说：“真理不是一种铸成了的货币，可以现成地拿过来就用。”（同上，第25页。）又说：“一个不曾把生命拿去拚了一场的个人，诚然也可以被承认为一个人，但是他没有达到他之所以被承认的真理性作为一个独立的自我意识。”（同上，第126页。）又说：“被概念地理解了的历史，就构成绝对精神的回忆和墓地，也构成它的王座的现实性、真理性和确定性。”（下卷，第275页。）

杨老师的这两次课对我的思想影响极深远，对我如何读原著具有引领性的作用。其时杨老师的另一部专著《黑格尔哲学概论》出版了，杨老师还亲自送了我一本，我没有意识到这是一本中国极重要的黑格尔思想体系的研究著作，大致上读了一遍就放下了，实际上也放下了对黑格尔著作的阅读与研究，因为这个时候我心已他骛，移情到庄子哲学及海德格尔等现代西方哲学家了。现在看来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因为对古典哲学还没有完全吃透的情况之下就冒然转移领域必然会带来很大损失。很多年后，我偶然读到杨河和邓安庆两位学者在《康德黑格尔哲学在中国》一书中针对杨老师的《黑格尔哲学概论》一书这样写道：“杨寿堪在该书的‘后记’中，谦虚地表示：‘本书谈不上对黑格尔哲学有什么深入研究，只能算做是自己在教学和学习中的一些粗浅的体会和看法。’实际上，该书正是我国学术界对于康德黑格尔哲学研究深入的一个体现，同时，它也是一个总结，因为该书以它的全面性反映出了过去我国学术界在黑格尔哲学研究上的成果、问题以及作者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回答。”（杨河 邓安庆：《康德黑格尔哲学在中国》，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89页。）这一评价令我十分震惊，我本来有很好的条件循着杨老师的学问路径继续往前走的，但是我错过了。后来我从杨老师这里毕业后到武汉湖北大学工作，不久进武汉大学从杨祖陶先生和邓晓芒教授做博士生，听过邓老师的“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课，再后来到复旦大学听过俞吾金教授和张汝伦教授的“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课，本来也还有机会循此路径不断前行的，但也可以说是时运不济，我一次又一次地错过了，以致于后来的学问之路越走越偏了。好在我毕竟以法哲学为志业，算是没有完全离开杨老师的学问路径，我多次向杨老师汇报自己的研究心得，也得到杨老师的称许。2010年，我的书《当代中国法哲学的使命》在法律出版社出版后，那时杨老师在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工作，我还专门到珠海将这本书送给了杨老师并希望杨老师写一篇序言以便该书再版时用上，杨老师很快就写出来了，我想在再版时就会用上的。2011年，我又出版了一本书《当代中国法哲学的反思与建构》，杨老师是我这本书的三个题献人之一。另外两位分别是武汉大学的杨祖陶教授和复旦大学的俞吾金教授。我想以此表明我的学问是传承有自的，而杨老师是我非常重要的学问源头。钱穆先生在《师友杂忆》中说：“学问向前，在遥远之进程中，自不免许多意料不及之支节曲折，错歧复杂，有违初心者。”（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82页。）每次读到这段话，想起自己的学思进程，总不禁感慨系之矣！

在杨老师招收的硕士研究生里面，我是第四届学生，其中第一届是甘绍平和严春友，是我最熟悉也是对我最友好的两位师兄。我本科还没有毕业的时候，他们两位就已经硕士毕业了，所以我一般平时都称他们两位为老师的。他们当时都留在了北京师范大学工作，甘绍平师兄留在哲学系，严春友师兄先在政教系，再后来也调到了哲学系。甘绍平师兄还当我一年的班主任，不过他很快就考上了北京大学张世英先生的博士生，不久又赴德国留学，刚开始我们还有联系，但后来联系慢慢少了。因此在国内联系最多的是严春友师兄。本科即将毕业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他住在西北楼二楼，极逼仄，现在难以想象，当时春友师兄已成家，还与另外一教师合住一间房。但春友师兄很淡然，他当时已和王存臻联合提出宇宙全息统一论学说，在全国很有影响。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两位师兄在学问上皆已卓然有成。甘绍平师兄在德国十多年，浸淫于德国哲学与文化的辉煌灿烂，并由西方哲学的研究过渡到应用伦理学的研究，今天是我国重要的伦理学家。严春友师兄一直在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西方哲学，后由西方哲学的研究过渡到美学的研究，有很多理论创获，而且是他的文字极优美，诗情画意，文思合璧，自树一格。总之，这两位师兄继承了杨老师的学问传统并加以发扬光大，各自分别走出了一条宽广的学思大道。

最近偶然读到著名作家余华的小说《兄弟》，他在“后记”中这样说：“写作就是这样奇妙，从狭窄往往写出宽广，从宽广开始反而写出狭窄。这和人生一模一样，从一条宽广大路出发的人常常走投无路，从一条羊肠小道出发的人却能够走到遥远的天边。所以耶稣说：‘你们要走窄门。’他告诫我们，‘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我想无论是写作还是人生，正确的出发都是走进窄门。不要被宽阔的大门所迷惑，那里面的路没有多长。”（余华：《兄弟》，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631-632页。）由余华这段话，我猛然想到自己这些年没有走窄门，而迷惑于宽门大路，而甘绍平和严春友两位师兄走的恰恰是窄门，他们因此越走越宽，而我却越走越窄。其实杨老师的学问本身也走的是窄门。他早年一心一心专注于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中晚年学思及于现代乃至于当代思想，我观览杨老师的六大册著作，他继承了张世英先生和苗力田先生的学思传统，而以康德和黑格尔为中心，远溯及于古代希腊哲学，再追踪到现代西方思想，可见杨老师走的是窄门，得的是大道。念及于此，心中不禁奋发，此后当一意走窄门，冀以未来的学思大道长而宽也。

四、“我的学生魏敦友是中央委员！”

我1992年硕士毕业后离开北京到武汉湖北大学哲学研究所工作，与杨老师的联系自然就少了一些。这个研究所是北京大学张世英教授创办的，旨在研究德国哲学，其时有张志扬、朱正琳和陈家琪三位中青年学者在当时的中国学界颇引人注目，我之所以到这个所主要就是因为他们三位的影响力。然而不巧的是，当我到达这个所后，发现他们正在做离开的准备。果然不久，朱正琳回到了北京，张志扬、陈家琪二位则远走海南大学。所里一下子显得空荡荡的，再加以此时席卷全国性商潮骤起，几乎无人不商，学术思想一瞬之间颓然扫地矣。彷徨了两年，幸好如愿到武汉大学随杨祖陶先生和邓晓芒教授读博士生，因此终于免于学问之路上的彻底沉沦与堕落。杨老师得知我的情况，很欣慰。

经过三年多的辛勤努力，完成了博士论文《胡塞尔现象学对实体主义的超越及其意义研究》。这篇东西经过加工整理后准备出版时，我想起杨老师对我的教导，希望杨老师能给我的书写出一篇序言。杨老师很爽快地答应了，而且不久就写出一个长篇序言给我寄来，令我十分感动。杨老师不改他的一惯本色，总是很谦虚，他在在序言中说他自己对现象学没有什么研究，其实他的看法非常深刻，他立足于西方哲学的整个发展过程立论，对我的论文加以评点，使我深受教益。不幸的是，我没有在这个窄门处继续往前走，因为偶然的变故，我从哲学到法学，看起来是一条光明大道，其实是一条幽暗的学思旅途。再后来，我离开了学术的主流，自我流放到了学术的偏僻之地，开始了漫长的沉潜幽思之路。

在我的学思之旅左右彷徨之际，杨老师从教学岗位上退下来了。有好长时间杨老师应邀到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工作。我两次专程到珠海看望杨老师。其中与杨老师谈起自己的学问进程，杨老师对我的法学转向很宽容，反复说中国的法学理论需要根据时代的进步来构造，嘱我利用自己的哲学思想思考法学问题，建立法学理论，而不能满足于当下法学理论的浮词浅语。杨老师说话总是很平和，很宽容人，但言外之意很深刻。我想起1998年有一次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看望甘绍平师兄，在所里碰到梁志学先生，梁先生见到我很高兴，因为此前不久梁先生看过我的博士论文，有些好评，还专门给杨祖陶先生写了封信表扬我。当他知道我将转向法哲学的研究时很兴奋，对我说，中国的法学理论首先要掏掉列宁主义的基础才能进步，并说自己正准备做这项工作，要我和他一起做。梁先生曾经是有名的右派，立场观点鲜明，我的杨老师是另一种风格。这两种风格虽然表面上不一样，但都是真诚之心的自然流露，因此都是我喜欢的。

杨老师的确是很宽容人的，但也可能说是一种基于政治上的谨慎。我清楚记得1990年的一天晚上，大约八点钟，我有事到杨老师家。正好见到一个显得很年轻的人在和杨老师说话。我就在旁边坐下来。过了一会儿，系里面的王德胜老师来了。王德胜老师是研究自然辩证法的专家，人高马大，气势逼人，当时在国内已很有学术影响力。因为杨老师正和那人谈话，所以王德胜老师在我的旁边坐了下来。慢慢地，我听明白那人说话的意思了。原来他是想写一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章，因为他的副教授职称还没有解决。他找杨老师就是想要杨老师指导一下写出一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章并争取发表在一个好刊物上。这个时候正好是国内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个高峰期。突然王德胜老师嗖地一下站了起来，对那个人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章轮得到你来写吗？人家专门有自己的写作班子！就算你写了，也发表不了，就算发表了，也不可能因此评上副教授！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章是论文吗？有理论价值吗？王德胜老师这样劈头盖脸地对那个老师训了一顿，气呼呼地对杨老师说，杨老师，本来来找你是有事的，但你们继续谈吧，明天我到系里去找你了。说完就从杨老师家里扬长而去。这是王德胜老师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可惜以后我没有与他有任何交往。王德胜老师走后，杨老师对那人说，这个题目还是可以写的，关键在于你怎么写。那个人有点呆若木鸡的样子，再坐了一会儿就走了。我问杨老师，这个人是谁呀？杨老师告诉我说，他是杨老师五十年代大学的同班同学，现在出版社工作，因为没有写什么文章，职称一直上不去，所以今天来就谈这事。我问杨老师，他怎么显得这么年轻啊？杨老师说，他保养得比较好。听了杨老师的话，我看着杨老师满头银丝，想到杨老师这些年来励志苦学，终有所成，而并不自恃，能宽容爱人，感慨不已。

因为杨老师很长时间在珠海工作，我多次去北京就无法见到杨老师，后来杨老师终于从珠海回家，于是又有了许多见面的机会。有一次我到北京出差，利用一个空档去看望杨老师，正好杨老师刚从珠海回来，杨老师红光满面，气色很好。杨老师这回一见面就笑嘻嘻地对我说，不久前在广东老家的时候，一帮老朋友在一起闲谈，有人问杨老师可有什么杰出的学生啊？杨老师告诉他们说，我的学生魏敦友是中央委员！杨老师说完这话，一脸高兴的样子。我马上对杨老师说，我这个中央委员不比那个中央委员，既无权也无势的，完全是广西民进的同志们出于好意推举我的，并不是因为我有什么真本事。我还告诉杨老师说，因为我姓魏，与伪谐音，广西同志平时都叫我“魏（伪）中央”呢，也还真巧，我们广西有一位姓曾的同志也是中央委员，大家都叫他“曾（真）中央”呢。杨老师哈哈笑说，那没有关系，反正是个中央委员没错吧。又对我说，他的广东的朋友们听了这个话很羡慕呢。杨老师根本不顾我要他不要叫我中央委员的请求，在大庭广众之下，杨老师见到我总是说，啊，中央委员来啦！弄得我哭笑不得。但是看到杨老师幽默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其实又是很高兴的。

杨老师又对我说，我这些年好像很有名气呢，都是你们几个学生促成的。我听了杨老师这个话感到很奇怪，杨老师本来就很有名气啊，怎么是因为我们几个学生呢，应该是我们学生们受惠于杨老师啊。杨老师对我说，不然。并举甘绍平为例。甘绍平的确是我们师兄弟中对德国思想体会最深的人，他留学德国多年，心无旁骛，终于学有大成。但甘师兄对老师恭敬有加，人人都知道甘绍平是杨老师的学生。杨老师又说有一次到广州开会，弄会务的其中一个同学接杨老师，问杨老师严春友可是您的学生？杨老师说是啊，你知道他？那学生问，严春友创立宇宙全息统一论，了不得，那他的老师一定更加了不得了啊！杨老师说到这里又禁不住哈哈笑了起来。慢慢地说到了我。杨老师说有一次走在校园里，在路上无意之间碰到一个年青人，对方自称是法学院的教师，问魏敦友是您的学生吗？他在最近出版的一本书里面提到了您是他的老师呢。杨老师说到这里，问我说，你能说不正是因为你们几个我才有名气吗？我忙对杨老师说，我不能跟甘绍平和严春友两位比，我还需要进一步努力呢。

杨老师就是这样，他为自己学生们的点滴成绩而高兴，这一次我与他的见面成为我终生难忘的事情，杨老师简直高兴得象一个儿童……

五、杨老师的三次痛哭

我的硕士生导师杨寿堪教授，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是一个理性平和的人，是一个宽容爱人的人。但这并不意味着杨老师八十来年的个人生活是一帆风顺的，恰恰相反，在我看来，杨老师的这些美好品质正是建立在对于生命悲剧性的体验之上。

2012年3月间，我到北京中央党校学习了一个月。临离开北京之前，我联系好杨老师，要来北京师范大学看看他。杨老师听了很高兴。为了和杨老师多聊一会，我特地订了当天下午五点多钟从北京到南宁的火车票。到达杨老师家里的时候，大约十点半，杨老师已经等候我多时了。杨老师气色非常好，因为杨老师的六大本著作刚印刷出来，所以就拿出来放在书桌上给我看。虽然师妹路淑英博士年前给我电话说要寄书给我的，但这时我还没有收到，因此兴奋不已，赶紧看。电话中路淑英博士对我说过印刷得不好，本来可以印刷得很好的。我本以为质量不太好，但当我看到书时感到非常漂亮，很激动。杨老师非常满意。并告诉我说目前已经寄给了学术界一些老前辈，包括我的博士生导师杨祖陶先生。我忙告诉杨老师说，我前几天收到师母肖静宁教授的邮件，特别嘱咐我要我向您表示祝贺和感谢呢。

这厚厚的六大册著作凝聚了杨老师一辈子的心血，但杨老师觉得不满意，总觉得人生易过，很多想做的事情还没有来得及做。说着说着，杨老师的神情不禁有些黯然起来。杨老师告诉我说，你知道吗？杨百顺老师前不久去世了。我听到很震惊，杨百顺教授教过我西方逻辑史，是我国这方面的知名教授。但我跟杨百顺老师没有个人交往。杨老师继续对我说，他跟杨百顺老师同学、共事近六十年，这些年中国的政治形势忽左忽右，学人受尽折腾，但与杨百顺老师从无介蒂，两个人总是相互支持，因此有着极深厚的感情。杨百顺老师可能因为在临退休之前出版的一本比较逻辑史著作受到别人的批评，从此再不与外人交往，近二十年来独来独往。杨老师看在眼里，痛在心上，总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帮他解脱。据说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杨百顺老师也不愿意去医院，逝世前嘱咐家人一切从简，甚至连一起同学、共事近六十年的杨老师也不知道杨百顺老师已经离开人世了，而杨百顺老师的家不过与杨老师的家只隔着一个单元。杨老师告诉我说，他还是从别人那里无意之间听到杨百顺老师去世的消息的。杨老师连忙到杨百顺老师家里慰问，杨老师问杨百顺老师的夫人，为什么这么重大的事情连我都不让知道？杨百顺老师的夫人连忙道歉说，本来要告诉你的，但杨百顺他不让啊。杨老师告诉我说，在杨百顺老师家里，想到近六十年来两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想到两个人之间的相互扶持，想到如今的人去宅空，阴阳两隔，不禁嚎啕大哭起来……

这是杨老师第一次与我讲述他的情感故事，我听了感动极了，泪水也溢满了我的双眼。我突然感到杨老师大难过了，这对于一个即将八十岁的老人来说，对身体是不好的。我看时钟快十二点了，连忙对杨老师说，杨老师别太难过了，我们出去吃点东西吧。于是我们师徒俩人出门在校园里面走走，然后出北门到不远处的一家小酒店吃饭。吃完饭后我们散了一会步，我问杨老师累不累，如果累的话，就回家休息，我就去火车站。杨老师问我什么时间的火车。我说下午五点的。杨老师说还早呢，回家再聊聊。我们就又回到杨老师家里。杨老师从对杨百顺老师的沉痛回忆中走出来了，又对我说，这辈子痛哭过三次，这次是哭杨百顺，还有两次，一次是哭父亲，一次是哭自己。我很好奇，父亲怎么了，跟杨老师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听杨老师提起过自己的父亲。

原来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期，那时的中国人妖不分，正在一步一步地走向一个万劫不复的深渊。杨老师的父亲其实不过是一个善良的乡村小医生，但在那场社会巨变的历史时刻，活生生地被人当成走资本主义的反面教材，老人家实在受不了无休无止的非人羞辱，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出走家门。当人们最后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在山上的一棵树上挂了一天多的时间了。这是畏罪自杀啊！强大的社会政治压力，使得家人无法安身，杨老师的哥哥因此离家出走，不知去向。这时的杨老师已经留校工作，得知远方的父亲自杀、哥哥出走，悲痛欲绝，不禁痛哭失声。而这时校园里面已经有人写出杨老师的大字报，质疑北师大当局为何让一个历史身份不明而且畏罪自杀的人的儿子留校，大有将杨老师赶出北京师范大学之势。幸好这种声音没有占据主导地位，而杨老师平素为人低调，克己制自，也是逃出一劫的原因吧。

在此后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杨老师恪守本分，待人宽，责己严，励志向学，用内心的精神力量与外在世界相抗衡，终于渡过了漫漫的严冬。杨老师对我说，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学术积累，有了一些自己的体会了。当外界发生了变化的时候，自己倒是显露出来了。所以时间到了七十年代末的时候，杨老师在学术上已经有不少的创获了。杨老师告诉我说，有一次在校园里碰到当时的学校党委书记，书记对杨老师很友好，忽然对他说，杨寿堪，你为什么不写入党申请书呢？杨老师这时想到自己的历史身份，禁不住心潮起伏，强忍着眼泪告别书记，回到家里痛哭了一场。

听了杨老师的叙述，深感杨老师是中国大半个世纪社会政治巨变的活生生的缩影，觉得以前对杨老师太缺乏了解了，原来只知道杨老师的学问，现在知道杨老师的学问其实是有个人的血泪作为背景的，益发增加了对杨老师的崇敬之情。

不知不觉之间，时间已经到下午三点多了。这时，温暖的阳光从窗外透进来，照在杨老师古铜色的脸上，我突然想起当年杨老师给我和鲁路讲解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情景。这时，我非常真切地感受到了黑格尔所描述的精神的强大力量在杨老师身上的体现。“惟有精神的东西才是现实的。”这是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一句话。我想，这句话以及类似的话，给在生活中面临绝境的杨老师多么真切的鼓舞啊。我喜欢黑格尔，也正是因为自己在生活的绝境中能体会到精神的强大力量。在生活的绝境之中，如果没有强大的精神力量的支撑，人很快就会象木偶一样垮掉了。我这时也想起了曹操《龟虽寿》中的话：“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

分别的时候到了。杨老师要送我下楼，我说杨老师你留步，你好好保重身体，我下次再来看你。但杨老师不肯，一定要送我下楼。下楼了，杨老师还坚持送我到北门。送到北门了，又坚持送我到路边搭车。到了路边，我要过天桥，到对面的马路边坐车。我对杨老师说，这下你可以回去了吧。但杨老师还是不肯，坚持说我可以上天桥，我来给你叫车吧。我拗不过杨老师，只好扶着杨老师上天桥。到了马路对边，车来车往的，杨老师嘱我注意安全。我对杨老师说，我早就是个大人了，你要注意身体，注意安全。等了十来分钟，车来了，我紧紧握着杨老师的手告别，杨老师的手也紧紧握着我,这时我感到了杨老师的不舍。我坐上车后，车开动了，好一会儿，我远远地看见杨老师还站立在路边，望着我的方向。杨老师沐浴在金色的阳光里，是一位真正的哲人，如当年一样。这时我对自己说，杨老师，到明年的某个时候，我会写一篇文章，专为你的八十寿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