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1月17至27日期间去美国进行学术访问并赴巴拿马参加国际会议,出国前因为知道周道鸾教授因心脏病住院情况不好,很想前去探望,但被告知在医院危重病房监护中。周老在美国工作的二儿子告知说,他回国看望周老已有一段时间,因工作需要原本打算近期返美,但医生建议他最好先不要返美,说是周老随时有生命之虞,我也深感不祥和担忧,但还是宽慰他,并在心中祈祷周老能闯过这一关。
　　不想这一去竟成永别,我在美国访问期间知悉了周老于11月20日下午15时在京逝世的消息,我和同行的同事王秀梅教授、阴建峰教授都为此不胜悲痛,痛惜我们失去了一位敬爱的师长前辈,我国法学界和法律界失去了一位堪称楷模的著名专家学者。我在给周老家属发去悼念和慰问信息之后,安排北师大刑科院、法学院和全国刑法学研究会发去了唁函,看到了北师大刑科院微信圈中多位老师所发的悼念微信,作为周老挚友的我们北师大刑科院名誉院长高铭暄教授的悼念微信这样写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唯法是从,光照人生。道鸾同志千古!”

提携后生热忱不苟
　　我与周老相识于20世纪80年代之初,迄今已三十余年。多年来尤其是晚近十余年来可以说与周老结下了忘年交的深厚学术友谊。11月26日的周老告别我因在国外没能赶上,谨以此短文缅怀周老。
　　1980年,高铭暄和王作富两位老师给人大法律系78级本科生讲授刑法课程,我作为郑州大学的代培生跟班学习。当时我国第一部刑法典刚刚实施,为加深同学们对刑法理论的理解,两位老师约请了司法机关的一些专家来校做讲座。记得时任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的周道鸾法官是在1980年秋天到人大做了关于抢劫罪理解与适用疑难问题的讲座,他深入浅出、实务结合理论的讲授引起了同学们极大的学术兴趣。我也在讲座后向周法官请教了问题。这是我与周老的初识,但这时周老大概还不会记得我。
　　及至读硕士生、博士生阶段,由于高、王两位导师对理论联系实践的倡导和他们与周老的友谊,我得以与周老有了较多的接触机会。特别是读博士阶段曾多次到最高人民法院收集资料,其间得到周老的很多帮助和指导,周老还是我的博士论文的评审专家之一,周老精深的理论与实务见解,他提携青年学子的热忱和一丝不苟的学风,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周老自1987年5月正式调入最高人民法院工作至1998年6月退休这11年间,曾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主任、新闻发言人、研究室主任和院审判委员会委员等要职,其间我博士毕业后留校而逐步成长为刑法学教授,在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和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等平台上周老与刑法学界、与我们刑法学团队保持和发展了良好的学术联系与合作关系,我作为我们刑法学团队年轻的一员从周老处受益良多。

潜心研究不遗余力
　　周老与我和我们刑法学团队更加密切的交往,是在周老1998年6月退休之后。一方面,是因为周老退休后有了更多的时间从事他所热爱的法学学术研究和学术活动；另一方面,我们刑法学团队自1999年11月建立了国家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我们以该基地为平台开展了多种刑法学学术活动,周老参与其中很多。2005年我们刑法学术团队的多位骨干成员为了寻求学术事业发展更大的格局和更好的平台,加盟北师大创建了我国高校首个独立的实体性、综合性刑事法学研究机构北师大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我们的学术研究和学术活动有了更大的拓展。周老认识到北师大刑科院体制创新对开拓发展我国刑事法学研究事业的重要性,他在多种场合满腔热情地予以宣传和肯定。作为北师大刑科院专家委员会委员,周老的身影出现在我们多个国际、国内学术会议上,他充满真知灼见的发言总能获得与会中外专家学者们的肯定和共鸣。周老在退休前作为最高人民法院的专家代表曾长期担任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的理事,近年来,周老作为中国刑法学研究会的顾问,满腔热情地积极参与和支持刑法学研究会的学术事业。周老对现代法治的坚定信仰和法学研究的无比热爱,以及他正直、坦诚、谦虚、热情、友好的品德都堪称老一辈专家学者的表率并为中青年刑法学人所景仰。
　　周老的业绩留在了世间,周老的学术成果惠及当代与后人,周老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弘扬与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