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法院研究室人十分尊敬的最高法院研究室原主任周道鸾先生走了,而且走得很突然,突然得甚至出乎他本人意料,以致在生前连只言片语的遗言都没有留下。同时,先生的匆匆离世也让我们大家深感疑惑:一位雄心未老、风风火火的老同志怎么说走就走了呢?就在此前几天,先生还紧锣密鼓地约见最高法院政治部、研究室、司改办、法研所和有关业务庭室的同事们,说要写一部系统阐述他司法改革观点和建议的研究报告,请大家给他提供材料并提供其他力所能及的帮助。我们当时都为先生的雄心壮志所感动并答应全力配合。但令大家扼腕的是,前几天的一别竟成永诀；仅过了短短几天的时间,先生的宏愿就变成了遗愿!

难得的“两栖”型专家
　　周道鸾先生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法学家,也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人民法官,是我国法学理论界和法律实务界老一辈中为数不多的“两栖”型专家,既是“学者中的法官”又是“法官中的学者”。先生的著述领域涉及刑事法治的理论与实践,人民司法制度的重建与发展,司法审判实务和法官教育培训等多个方面,成果颇丰、建树很多、影响甚广。其中尤其值得称道的应属他三卷本的自选集《周道鸾应用法学文选》和领衔主编的《刑法罪名精释》等代表作。这些著作集中反映了他对我国民主法治建设、人民法院工作和刑事法治理论与实践的深厚情怀和深邃思考。现在捧读他一篇篇用钢笔写出来的优美文字,犹如聆听先生生前的亲切教诲,不免追思万千、感慨良多。

难忘的邂逅之谊
　　我与先生相识于1985年的春天。当时,我还是西南政法学院(现西南政法大学)刑法专业的一名在读硕士生,为了撰写硕士毕业论文《论我国刑法中的量刑情节》,来北京收集资料并拜访名师。记得有幸在一个招待所里同时见到了周道鸾先生、单长宗先生、张泗汉先生和另一位已经不记得姓名的先生。四位先生对我这个素不相识且不揣冒昧的年轻学生非常热情,不仅像论文答辩委员一样问了我很多问题,而且回答了我在日常学习和论文撰写中遇到的很多疑惑。临别时,他们还特别送给我一些案例资料。这在资料收集手段有限、实务研究资料非常短缺的年代里,无异于给了我一笔宝贵的财富。后来,我也来京继续深造并工作了,在刑法学研究会的年会和其他一些学术会议上,经常能够见到周道鸾、单长宗、张泗汉等几位最高法院刑事审判领域的专家型法官,与他们渐渐成了熟人和朋友,结下了深厚友谊。

退休不忘“第一要务”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老一辈知识分子在青壮年时期被耽误得过多,而正在卯足劲干事的年龄时又由于退休制度的实行离开工作岗位过早,所以他们多数都有工作还没有干过瘾就被突然叫停的惜别情怀。周道鸾先生也不例外。“工作上退休思想上绝不退休”,这是先生在他80大寿时作出的庄严承诺,并写入他亲自为大寿文集所作的序言《与法治同行五十六个春秋》里。他不仅是这样说的、这样写的,而且也是这样做的。退休之后,先生仍把学习当做“第一要务”,始终不改他对法学研究和人民司法事业的浓浓情怀。不仅最高法院有关业务部门请他来讲述人民司法优良传统、请他参与研究司法改革或审判工作中的问题时,他每次都是有请必到,积极建言献策,而且他还十分注意主动针对法院工作中的一些重点难点问题,搞一些调研,并向有关部门适时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此外,他还特别关心研究室的工作,并对我本人的工作给予了很多帮助。让我追悔莫及且深感愧疚的是,由于工作繁忙,我对他提出的一些意见和建议,没有全部或及时落实。我想今后也只能用更加努力的工作来告慰先生的在天之灵了。
　　从1954年秋季他非常不情愿地进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学习,到2013年冬季他更不情愿地离开自己无比热爱的法治中国,周道鸾先生“与法同行”也算有了60个春秋。60年峥嵘岁月,他鞠躬尽瘁、成果丰硕、贡献良多!60年风雨兼程,他没有任何自我满足,不带一丝疲惫懈怠,他难以放下和想要干的事情还很多!他的这种精神,正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生生不息的奉献精神,正是当代法律人追求法治理想、建设法治中国的实干精神!这种精神永远值得我们仰视并鼓舞我们砥砺前行!
　　周道鸾先生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