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长者,周道鸾同志在我的成长道路上有着励志之恩。我认识老周同志是在1984年,那时我刚大学毕业,在北京市高级法院刑一庭当书记员,后来到研究室工作。他那段时间里任北京市高级法院研究室主任、刑二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当时正值“严打”,无论是在刑庭当书记员,还是在研究室的大要案综合组工作,职责要求我都要参加死刑犯从验明正身到执行死刑的全过程,这个过程对一个刚毕业的年轻姑娘来讲无疑是残酷的。记得第一次上刑场后回来的两三天时间里,脑子一片空白,寝食无意,思忖着何去何从。由于与老周同志的办公室同在五层,记得当时他以长者的身份操着湖南口音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小贺,谁头一次看这个场面都会难以承受,研究室、刑庭这么多优秀的年轻女同志都经历过这个场面,你是科班出身,应该比她们更强。我知道,你现在是想打退堂鼓了,但我觉得既然选择了法院工作,首先在刑庭办办死刑案子,今后无论干什么,都对锻炼你的意志力、培养果敢的精神很有好处。”我知道,这是一种“激将法”,但正是这种“激将”,使我咬牙挺过了一段难忘的法院入门生活,这段经历对于培养我日后的坚忍和定力大有裨益。

堪称同行骄傲
　　作为前辈,周道鸾同志是我们历任过北京市高级法院研究室主任的骄傲。应当讲,北京高院研究室在历史上是有些名气的,周道鸾、陈建国、张泗汉、何昕都历任过主任或副主任,也都先后被选调到最高法院工作。我是继老周同志之后第五任北京高院研究室主任。记得我刚上任时,老周还在最高法院任研究室主任,只是临近退休。他当时欣喜地打来电话祝贺,还用自己的稿费召集部分历任过北京高院研究室主任的同志一起聚叙。席间,大家欢快畅饮,虽说好不谈工作,但三句还是不离本行。印象里,老周不胜酒力,却也喝得脸红尽致,然举手投足中仍透着儒雅大气,思维闲聊里尽显着敏捷睿智。那个时候,我作为三十多岁的晚辈,已感受到了他的真诚、爽快和德高望重。后来,经常向他当面讨教。我去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当院长时,他已经是七十七岁高龄,当时他几次打电话跟我谈及少年犯的教育、挽救问题,并亲往二中院调研。在他的大力倡导、深入研判和多方的大力支持下,我在北京二中院比较早地成立了少年审判综合审判庭,从日后的司法实践看,效果还是不错的。这里面老周同志的博大、务实和爱心以及他付出的心血和乐见其成都足以让我感到仰之弥高、探之弥深。

忠诚司法事业
　　作为学者,周道鸾同志治学严谨,看淡名利,一生忠诚于人民司法事业。他内外兼修,理论素养深厚,但绝不囿于条框；他严谨而不拘泥,开门纳谏但绝不随波逐流；他主持过多个课题也撰写过多部著作,但始终坚持法学理论和司法实际相结合,他是我所接触的将理论与实践我以为结合得比较成功的学者之一；他温和乐观,而又富有原则性,更有自己的一定之规。记得在北京市高级法院时,我曾有幸参加由他主持的《关于刑事案件证据规则的研究》课题组,课题结项作为培训教材印刷发行后,老周同志对我们课题组成员说,这项成果是职务作品,我们都只领取适当稿费,其余收入全部交给院里。同时,执意以课题组名义署名,而坚持不署他个人的名字,这一切让我们看到他对名利这些身外之物的淡然态度。人们常说“老年疏世事”,但他从事审判、研究工作四十多年,不曾厌倦,不曾冷漠,不曾懈怠,退休后仍然初衷不改,老而弥坚,特别是在八十三岁高龄仍主持完成了《刑法罪名精释(第四版)》的出版工作,并忘我地投身于《司法体制改革沉思录》(以下简称《沉思录》)的撰写。今年10月中下旬,他几次来电话与我长谈对司法改革的畅想和意见,发来了《沉思录》提纲,还多次谈到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召开一次他的《沉思录》研讨会,让我支持……我深知人寿无常、世事难料,但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在没有任何老周发病信息的情况下,会突然传来他病逝的消息。时至今日,我仍然清晰地感受到他在电话里对司法改革的意重然诺,对一生不懈追求事业的情深意长。
　　我与周道鸾同志缘起于地方法院,共拓于司法事业,他虽然匆忙离去,但他对事业的执着,对同志的真诚,对名利的淡泊,以及对世事留下的态度和风范,时时提醒我们在人生征途中面对失败与成功的悲喜、辉煌与沉潜的历练、青春与衰老的更替,永远保留心灵深处的一份平实、一份达观和一份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