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28日是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诞辰三百周年的纪念日。当他辞世之时，国民公会为他所赋的葬词写道:“我们向卢梭致敬，我们的再生——我们的道德、风俗、法律、观念、习俗所发生的一切幸运变化，都归功于他。”然而，盖棺定论的褒奖，并不能掩盖他艰难的一生，和人生中那些动荡的瞬间。

　　卢梭出生当日，母亲即在产后死去。他自幼便负上了罪恶感。他在《忏悔录》中写道:“我的出生使母亲付出了生命，我的出生也是我无数不幸中的第一个不幸。”10岁那年，父亲跟一个叫高济埃的陆军上尉发生了一场纠纷，被判入狱。而根据日内瓦的法律，斗殴者互有过失时，可以要求一同入狱，共受处罚。卢梭的父亲提出了这项要求，法庭却作出了偏袒高济埃的判决，要求卢梭的父亲离开日内瓦，在异乡度过余生。这场变故使10岁的卢梭在失去母爱之后，又失去了父亲的庇护，只能去舅舅家中寄居。舅舅希望卢梭继续做一名钟表匠，或者进城去学习法律或神学，成为一名律师或牧师。

　　13岁那年，卢梭按照家人设计好的法律之路，被送到了本城法院书记官马斯隆那里，在他手下学习“承揽诉讼人”的行当。依照舅舅的说法，那将是一个很有前途的职业。名义上是法院书记官，却负责接洽形形色色的原告被告，给他们法律建议，并“适当地”收取费用——有时这便成为当事人接触和贿赂法官的托词。卢梭在《忏悔录》中写道:“我对‘承揽诉讼人’这个雅号讨厌透了……不想用卑鄙手段去发财。天天干这行业务真是枯燥无味，令人难以容忍……我每走进事务所大门的时候，总是怀着憎恶的心情。”而马斯隆先生也很不满意卢梭，对他抱着轻蔑的态度，经常骂他懒惰、蠢笨，像一头驴。办事员们说，这头驴除了使用钟表匠的锉刀以外，什么也不会。不久，卢梭就被赶出了事务所，并开始了长达13年的流浪生活。直到1742年，30岁的卢梭来到巴黎。在这里，他结识了狄德罗、伏尔泰和其他的启蒙巨子，并很快崭露头角，开始了另一种生活。

　　从此，卢梭和狄德罗等人开始了密切的合作。他和狄德罗、孔狄亚克等“激进分子”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三人每星期都在王宫广场聚会一次，经营一个名为《笑骂者》的期刊。凭着这本《笑骂者》，卢梭参与到《百科全书》的编撰工作中。1749年，狄德罗因言获罪，被关入范赛纳监狱。卢梭等人为营救他而四处奔走，并每周都去看望他一次。这是一个炎热的夏天，从市区到监狱有好几里路。卢梭手头拮据，只能步行去看望狄德罗。他随身带着一本书，以便走累了时消遣。这一天，他带了一本《法兰西信使》杂志，在路上边走边读，突然看到第戎学院的有奖征文公告:《科学和艺术的进步是否有利于敦风化俗》。

　　一看到这个题目，卢梭才思泉涌，长期孕育的思想如风暴般袭来。当他在兴奋中走到范赛纳监狱时，这篇《论科学与艺术》已在他大脑里成型。在这篇文章中，他并没有就艺术而谈艺术，而是将视野投向宏大的人类历史。在他看来，这一切的文明并非理所应当，而是一种人造的不平等的阶级世界。下层人的贫困与上流社会的糜烂，都并不是自然成立的，要回到最初的美好状态，就要打碎早已腐坏变质的不公秩序。一年后，这篇由名不见经传者投来的论文，竟然获得了第戎学院征文的头奖。卢梭一时间声名大振，成为法国文坛上风靡一时的著名人物，这也成为了他一生中“从以笔谋生转向以笔战斗”的重大转折。

　　1753年，他完成了后来成为法国大革命思想纲领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这篇论文解剖了人类历史文明的过程，从经济和政治上挖掘出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将社会的贫困、奴役和全部罪恶，归因于私有制的建立。这些理论的种子，早在他童年遭遇不幸、青年目睹冷暖和职场亲历不公时已经埋下。两年后，这部著作在荷兰出版后震动了欧洲。各个沙龙都在讨论“人类历史的起源”究竟是卢梭所说的“黄金时代”还是伏尔泰所讽刺的茹毛饮血时代。与此同时，卢梭对于现行秩序的正当性的挑战，也达到了最高峰。

　　令卢梭自己没想到的是，最终定了他的罪的，并不是那些战斗檄文，而是教育方面的作品《爱弥儿》。卢梭在该书中呼吁，应以自然方式而非等级制的方式教育儿童，并抨击传统式的宗教教育。他还提出，一切宗教都是平等的，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一样能得救，人们应该由自己的理性引导去接受宗教信仰。这些观点，对18世纪的欧洲来说，无疑是对统治阶级的挑战，他的平等自由思想，也无疑是煽动革命的种子。所以最高法院判决将《爱弥儿》烧毁，并立即签发逮捕令，要将卢梭打入大牢。

　　卢梭准备逃回日内瓦，然而那里的议会因为那篇《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而对他恨之入骨。不久，日内瓦也下令烧毁他的书，并下令通缉他。他只得逃往伯尔尼邦治下的一个小岛圣皮埃尔岛。然而不久，伯尔尼邦也下了驱逐令，要他马上离境。卢梭只得继续流亡。1764年9月，卢梭接到一封来自科西嘉革命者的信，邀请他去该国担任制定宪法的工作。这个消息很快传遍欧洲，他的政敌抓住把柄，立即攻击卢梭反王叛国。卢梭却毫不避嫌，回信称因为“眼前障碍重重”和身体“不适宜海上行程”而无法前往，但对于这项事业热忱不减，并“大包大揽”地代拟了一部宪法——这部宪法在30余年后，亦成为法国革命的纲领之一。

　　长期的流亡给卢梭的身体带来了严重的伤害。1767年，他更名为雷诺，潜回法国境内休养。在晚年的孤独与躲藏之中，他患了迫害幻想症。尽管如此，他还是完成了《忏悔录》和《对话录》的写作。他写道:“不管末日审判的号角什么时候吹响，我都敢拿着这本书走到至高无上的审判者面前，果敢地大声说:‘请看!这就是我所做过的，这就是我所想过的，我当时就是那样的人。不论善和恶，我都同样坦率地写了出来’。”

　　1778年7月2日，卢梭在穷困潦倒中，于巴黎东北面的阿蒙农维拉去世。艰难不幸的一生终结后，他的愿望才由法国大革命得以实现。1789年的《人权宣言》承认“在法律面前，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次年3月15日，议会宣布“一切特权，一切财产的封建性质和贵族性质一律废除”。与此同时，卢梭提出的许多法律理念，也在1791年宪法中得到了落实。三年后，共和国政府将卢梭的灵柩迁进了巴黎市中心的先贤祠，供后人瞻仰凭吊——然而这一切，对于那个孤苦的少年、无助的青年和潦倒的老人而言，恐怕已经来得太晚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