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先生遽然逝世，令人悲痛难已。许先生不仅是中国宪法学的一代宗师，更是我学术、人生道路的引路人。回首往事，先生的恩泽教诲历历在目。

许先生和我的硕士、博士导师何华辉先生1951年同时被选派到中国人民大学国家法研究生班学习，同窗几载，奠定了他们两人终生不渝的友谊。由于许老师和何老师这层关系，我对许老师也很了解:许老师为上海人，本科就读复旦大学法律系，擅长诗词书法篆刻，生活得雅致而有情趣，平和而易亲近……

患难之交显真情。何先生从1957年被打成“右派”，中间历经22年，直至1979年才得以平反。其间，他的母亲在湖南老家被活活饿死，妻子不堪打击被迫与他离婚。何先生因此陷于深度的绝望之中，在湖北沙洋劳改农场曾几度自杀未成。当时，周围人见了何先生避之唯恐不及。许先生不顾政治风险，也不顾交通的不便，千里迢迢赶赴沙洋看望同窗好友，给予何先生困境中最宝贵的关怀和温暖。

惺惺相惜、倾力合作。1982年，被借调到宪法修改委员会工作的许崇德先生受命组织专家座谈委员会，许先生不假思索地首先写上了老友何华辉的名字。许何两人在学术上相互砥砺共同合作。上世纪80年代，当中国宪法学整体荒凉落寞的时候，他们两人合撰的《宪法与民主制度》、《分权学说》对于开创新时期宪法学研究立下很好的典范。他们一起还合写过多篇文章，合编过几部教材。

临终托付、视同己出。恼恨上苍，天妒英才。何先生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起就辗转病榻，手无握管之力，无法继续写作。1995年年初，何先生郑重托付许先生和武汉大学的马克昌先生指教、关照我们几个学生……1997年6月，我和朱福慧等三个同学博士答辩时，许先生已是年近古稀之年。为了完成老友的嘱托，许老师不顾年事已高，依然从北京南下武汉，亲自主持我们几人的博士答辩。我至今依然记得，那天博士答辩委员会老师一共给我提了十个问题，我由于有点紧张只回答了其中九个。许先生作为答辩委员会主席最后在总结陈词时还开了我的玩笑:“有人请客说要上十道菜，可是只上了九道菜也蒙混过关。”古人云:经师易得，人师难求。许先生不仅是我授业的恩师，更是我人生的导师。自从有缘拜识许先生之后，曾经很多次亲灸先生的师德师范，传道解惑，让我受益良多。

赠诗作序总关情。许先生博学多才，不仅精通宪法学，而且在政治学方面也卓然有成。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许先生就被武汉大学聘为政治学兼职教授，因此许先生常有来武大讲学的机会，很多次他不住招待所，就住在何先生家里。九十年代何先生客厅墙上最显眼处一直挂着一幅“七绝”诗词条幅，那就是许先生亲自创作、书写并请专人装裱后送给何先生的。其内容为“忆红楼同窗，忽忽已四十年于兹，特作诗以纪念。京汉名都学士稠，文章荦荦弄潮流。绿杨暗锁红楼月，几度阴晴已白头”。青年风流、岁月蹉跎、政治对命运的裹挟、人生的无奈等跃然纸上。2006年，作为何先生去世十周年的纪念，我们几个学生组织汇编了《何华辉文集》。当我们请许先生为之作序时，许先生在序言中如此深情写道:“噙着既悲又喜的泪水捧读了华辉兄的这部书稿。悲的是我的挚友，一位满身正气、才华横溢的学人早在十年之前就走完了他坎坷而辉煌的人生路程，无怨无悔地离我而去了。喜的是他毕生勤奋而积累起丰硕的学术成果尚留人间，并由他生前培养的一批有作为的精英学子搜集、编撰成了这部传世遗著。”

许先生千古!

(作者为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