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从北京来电话，喃喃地说，“我们在北京也没有多少亲人，皮纯协老师病在床上，许老师又这么突然走了……”几句话说得人心里酸酸的。远在香港讲学的我，却不能最后送许崇德老师一程，心中的愧疚、悲伤、思念只好倾泻在笔端。

这两天，从金钟上完课，夜里回到下榻的水街宾馆，就趴在网上浏览着许许多多回忆许崇德老师的文章，重读光明日报王逸吟的“学而为宪六十载”，文章收入的一些照片。可能逸吟也不知道，有一张是我们学生最喜欢的，是许老师在香港大学拍的，满头银发，被微风吹起，俊朗极了。他说，当时是和一些香港学生在一起。许老师个头不高，儒雅俊秀，浑身洋溢着诗人的气质，极上相。在出版著作时，我们都建议选这张照片。

许崇德老师性格如水，说话带着上海人的柔绵，不紧不慢，却透着中国学者的刚毅、自尊。1990年秋天，他参观美国开国元勋、独立宣言起草人托马斯·杰弗逊的纪念堂之后，赋诗一首，其中“我亦草书根本法，从来笔下不输人”，现在读起来，还能感触到老师的豪迈！真想开启一瓶烈酒，为吾师喝下满满一杯。

从54年第一部宪法算起，直到82年宪法，新中国的几部宪法，许老师都是亲历者、参与者。他的事业人生最为辉煌的一页，是参与了现行宪法、香港和澳门特区两部基本法的起草，并担任香港和澳门特区两个筹委会的委员。许崇德老师是新中国法治的践行者，他就是Frankfurter说的“灯塔里孤独的守望人”（the lonely watchers in the tower）。他做到了“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他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的楷模。

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胡锦光教授常说，“许老师属于聪明型的那类”，其实，许老师异常刻苦。他退休之后，着手撰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洋洋洒洒70余万字，还累病了几次。我们劝他悠着点，他不听。我知道，他其实有着很沉重的历史责任感。他就是活着的一部新中国宪法史，当时很多重要的讨论、思虑、波折和细节，估计现在也只有他才知晓，他觉得有责任写出来，留给后世。《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这部巨作，可与美国的《联邦党人文集》媲美。

许老师经常给我们讲，“不要迷信西方的所谓理论，可以参考借鉴，我们自己也有很多、很好的理论”。他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家。一辈子注重中国的实践，认真研究和解决自己国家的问题。他的务实学风深深地影响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学子。

记得有一次许老师接到教育部的一项任务，组织编写宪法学的部颁教材，在编排体例上如何推陈出新，他老人家反复思量。我当时做他的秘书，年轻气盛，尚未入道，对现在的教科书体例批判一番。许老师没有让我“吃茶去”，而是把宪法学的体系、布局详细讲解了一遍，我才感到自己的肤浅。从与他的交谈中，加深了我对中国宪法学的理解，再次领略了他雄厚的学术功底，和老一辈学者的睿智。他不愧为一代宗师，新中国宪法学的奠基人之一。

一个学者要做到“学术史上绕不开的人物”，已然不易，要成为“中国法治建设史册上也绕不开的学人”，更是屈指可数。许崇德老师两个都做到了。

许老师是一个热爱生活、懂得生活、富有情趣的人。他爱好书法，赠与我的一幅字，我早已装裱好，挂在家中，漂亮极了。他也吟诗、善丹青，出过诗集，清华大学法学院明理楼里有他赠送的一幅画，他送我的几本诗集，我还珍藏在书房。他还好养花，尤其是他家中沙发边上的那一盆兰草，优雅、舒朗、不俗。在人民大学读书时，师兄们悄悄对我说，许老师和金庸交情深，喜欢看金庸的“成年人的童话”，家中珍藏一套金大侠赠送签名的武侠小说，真是羡煞人也。

许老师为人低调、谦虚，待人真诚，常对人说，“我就是一个教书的”。他与武汉大学法学院何华辉教授的友谊已成为学界的一段佳话。何华辉老师喝酒爽朗，一饮而尽，许老师喜欢慢酌。他们的著作撑起了新中国宪法学的一片天。老一辈的友谊传到我们这一代，依然绵绵不断。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叶必丰教授是何华辉老师的弟子，我们初次见面，是在一次会议上。当时听接待的学生讲，必丰教授在前台登记时见到我的名字，就说“我的表弟也来了”。

许老师走得突然，他的孙子告诉我夫人，“爷爷去世了，医生说是衰老…，整个过程很快，也没受什么罪”。好人，天都眷顾，都爱怜。清华大学法学院的唁电，王振民教授坚持要亲自捉笔，“先生千古，先生走好！”读着，读着，我的眼泪又一次流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