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了，许崇德老师给我的印象始终没有变。记得第一次见到许崇德老师，是在1991年的一次宪法与行政法教研室活动。当时，我刚负笈北上，来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我们教研室活动历来是教师和研究生在一起的，这是非常值得称道的传统。我是第一次参加，多少有些激动和忐忑。一走进教室，就看到一位先生已然端坐在那里，满头银发，浑身洋溢着儒雅的学者风范，又充满了诗人的气质。时间尚早，他和我们这些刚刚入学的学生拉起家常，关怀之中透着亲切。我们初来乍到，一切都是那么新奇，一切又是那么陌生。我也和同学们一道向他询问了一些问题。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我仰慕已久的许崇德教授。

和许老逐渐熟悉之后，我向他表达了自己的想法，想读他的博士。许老也同意。但之后，许老似乎有意开始拉开一些距离，对我也比较“严厉”，“严厉”得让我心里没底。我知道，许老是要求我们平等竞争，凭本事来考。所以，当时，我真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在积极备考的同时，也“狡兔三窟”，联系了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也经过党委研究，决定录用我，并发来了录取函。这时，我们的考博成绩也出来了。还算不错，我在所有竞争者中考得第一，英语成绩也在我们这个年级名列前茅。可是，许老仍然迟迟没有吐口说要招我。直到临近毕业分配结束时间，有次，我实在按捺不住，就上许老家中试探地问：“我究竟是去工作呢？还是读博？”许老师才说，“你还是继续读书吧”。我的一颗惴惴不安的心才算是落下。

三年的读博，很快就要结束了，我又一次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面临着择业，十分困惑。我有一次征询许老的意见，他觉得我“天生”（过高的赞誉，实在不敢当）是一个教书的料，到高校去发展，更符合我的性情。我听从了他的建议，到高校去发展。随着事业的小有成就，我越来越感到当初的抉择是正确的，也从内心里感激我们的许老师。

在许老的门下，我开始了学术生涯，在探寻学问的崎岖山路上踯躅前行。可以说，今天我在事业上取得了一点成绩，都少不了许老的提携、教诲与支持。许老始终是我崇敬和追随的一个学术榜样，一个我永远也无法超越的标竿。他是杰出的法学家，为国家、为立宪、为港澳回归奉献了自己的所有聪明才智。他有着一个轰轰烈烈、辉煌绚丽的业绩。在中国法治发展的史册上，在人民大学法学院的院史上，许老是一个不能绕过去的人物。每每看到许老和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合影，我们都感到自豪。对于他所取得的杰出成就，作为晚辈和学生，我们只能高山仰止、望其项背。

自从调入清华大学法学院之后，我一直筹划着自己写一本行政法学教材。我也开始留心各种教材。许老主编的《宪法学》教材，是我考研时精读过的，也是我十分喜爱的。许老的文字功底非常好，文风更值得我们学习。由他亲自捉笔的部分，文字流畅，通俗易懂，逻辑感强，富有层次性。让人读起来不要费劲思量，也感觉条理十分清楚、文字不俗。这种风格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我也渴望在我未来的行政法教科书中能够做到化繁为简，通过浅显、但又不失雅致的语言，把深奥的理论清晰地表达出来。思想是要传播的，文章是给人看的。

许老从1954年第一部宪法开始，参与了所有的立宪活动。许老的书与中国的实践贴得非常紧，用大手笔把纷繁复杂的宪政实践阐述得相当清晰、简练、精到。这对我也有很大的触动，也变成为我孜孜不倦的学术努力方向。我也期望、并追求着能够在自己的著作中，仔细梳理、总结和归纳出我国自己的实践，能够比较全面、深刻地反映出我国行政法的现状与发展趋势。这的确需要深厚的学术功力，以及更多、更深入的社会实践，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达到的。但这却是学者应该不懈追求的一个境界。

我常常跟我的学生自嘲，我现在是“有知识，没文化”。英文越看越流利，古文却渐渐读不懂了；谈起专业知识头头是道，论起琴棋书画却似门外汉。与外国学者交流时，面对他们对自己传统文化的炫耀，总感到自己缺少点什么。因此，随着时间的流逝，我越来越佩服我们的许老。许老不但是著述等身的著名法学家，而且他还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在参加港澳基本法的起草期间，在工作之余，也常与香港名流、政坛朋友、学界同行一起赋诗应和。我至今还珍藏着几本许老师出版的个人诗集。

与许老的长期接触中，我深深地感到，许老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富有生活情趣的人。只要有空，他就会提笔练练书法。他的书法也特别好。他还喜好养花。在人民大学静园居住的时候，每到春暖花开，不大的园子里，鲜花盛开，绚烂无比，甚至引来一些学生偷偷带着剪刀来“偷花”。许老的乐观豁达精神和对生活的热爱也深深地感染了我。我在现在的明理楼办公室里也养了一些花。每次到办公室，第一件事就是浇花。在浇花和读书之中，感受生活、品味生活、理解生活、热爱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