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秋天，我打电话问候康树华老师，得知他病了，于是急忙去他家看望。康老师送给我一本书《回顾与展望我国青少年犯罪研究》，当时他说：“这是送你的最后一本书了，再留个纪念吧。”康老师送给我过很多他写的书，所以这句话我没特别在意，现在想来，心里隐隐作痛。

　　后来半年，打过电话问候，得知康老师定期化疗，病情稳定，他本人也非常乐观。

　　今年春节前的腊月二十七，我打电话问候，得知他病重住院。腊月二十九上午，我去医院探望，当晚9点，我带上小板凳再去医院，本想陪他一夜，但11点半还是离开了，因为感觉我在添乱——他的家人还得照顾我。大年初四上午又去医院陪了老师两个多小时，当时觉得老师的病情和我上次来探望时没有多大变化。没想到，这次探望竟成永诀。

　　我没能幸运地成为康老师的学生，虽然有时偷偷自称学生，从不敢明目张胆——因为他的学生大都功成名就，或是有一定职务的干部、或是有名的学者、或是知名律师。康老师说我是他的“小朋友”，我则把康老师当成最敬重的前辈，从他那里，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包括法律与犯罪学的知识，也包括怎样做人。

　　斯人已去，精神长存。回顾20多年来与康老师的交往，诸多感念油然而生。感念他对我这样的后辈的大力提携，感念他带我走进一个新的天地，感念他对我工作的大力支持。而他的慈爱宽仁、他的拼搏进取，都在感召着我们这些后辈努力前行。

　　感念康老师对后辈的提携

　　初识康树华老师是在23年前。

　　康老师是著名青少年法律专家，在中国的大学里首创“青少年法学”这门课。当时，中国开始青少年立法工作，康老师是全国人大内司委青少年工作组委员、团中央青少年立法顾问，我则在《中国中学生报》当记者，主要是编辑法治版（当时叫“少年与法”专版）。因为这层工作关系，我认识了康老师。

　　努力提携后辈，是康老师给我的一个深刻印象，因为我本人就是受益者。在与康老师交往的这些年里，我每每得到他的帮助与提携。

　　记得2001年初，某出版社要出一套中小学法制教育读本，让康老师当主编。他把我们几个从事法制教育的人召集起来共同策划，我负责撰写两本，是小学五六年级的。我不是学法律的，虽然在报纸上做法制宣传工作，也写过不少普法文章，但从来没有写过教材，不免发憷。在康老师的鼓励下，我勉强答应下来，哪想到却给他添了不少麻烦：我写的两本超过20万字，作为主编，康老师要审看，不少地方要逐字逐句地修改，记得有几节文稿他改完我再一看，满页纸红红的。那时康老师已75岁高龄。其实，我们这几个作者都是后辈，无论是文字功底，还是对法律的理解，都有欠缺。经过将近一年的磨合，一套9本书按时出版，康老师看到我们的成绩非常高兴，他为我们能成长为优秀的法制教育人才而欣慰。

　　2005年，中国法学会青少年法制教育研究会将在北京成立，作为会长，康老师请我参加成立大会。我是法制记者，我报道这个消息责无旁贷，哪想到他还另有要求：让我在成立大会上做报告。我提心吊胆，要知道，台下坐着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从事政法实践工作的佼佼者以及法律系的学生，我哪敢给他们作报告？康老师说，你是搞青少年普法的，在这个问题上有发言权。经过康老师多次启发和鼓励，我只好答应下来。后来，我把写好的发言稿给他看，经过他的指点，我又几经完善，终于在当年6月初的成立大会上做了《学校是法制教育的主阵地——中学法制教育的现状与前瞻》的发言。虽然诚惶诚恐，但毕竟言之有物，受到与会者好评。

　　2006年，《未成年人保护法》做了重大修订，康老师给我一个任务——和他一起写一本给孩子看的书——通过案例故事来解读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康老师说这是中国法学会青少年法制教育研究会的一个项目，必须要完成好。经过努力，我如期交稿。在送交出版社之前，康老师说书的署名为“康树华、杜立主编”。我哪有资格当主编？这本书是康老师创意，他还要审稿，也亲自写了一半文字，他单独当主编顺理成章。况且，我属于籍籍无名的小辈，康老师是功成名就的大家，我只当一个作者就行，如果也是主编，岂不有损于康老师的名声？我几次推脱，他执意不肯，于是这本50万字的《关爱孩子面对面》的封面上也有了我的名字。

　　这几年，我在单位也成了领导，我总是尽量给年轻人机会，努力让他们露头角。我觉得，这和康老师的言传身教无法分开。

　　感念康老师带我走进一片新的天地

　　与康老师“深度交往”，是在1996年在南戴河举行的中国犯罪学研究会第五届学术研讨会上。康老师当时是中国犯罪学研究会会长，是他带我参加了这次研讨会。从此，康老师把我带入了一个新的天地。在犯罪学研究会（后改称学会）里，我学得不少犯罪学方面的知识，学着对犯罪问题进行思考，学习着如何写论文，还认识了很多学者。我买了不少犯罪学家的著作研读，犯罪学方面的前辈学者和中青年学者们给我诸多启发。此后每年一届的研讨会，我只缺席过一次，它让我真正走进了一个全新的领域。

　　参加犯罪学研讨会就要写论文，这些年，围绕闲散未成年人和流失学生犯罪、未成年人刑事被害人的补偿、对父母无力承担监护责任或监护不力的未成年人实行“集体监护”、学校法制教育的被动性与学生行为失范、对未成年人犯罪进行社区防控、社会转型与未成年人犯罪、转型期的社会分层与未成年人弱势群体、少年帮派、留守儿童犯罪、流动未成年人的权利回归等问题，我写了很多篇文章。写文章，就要搞调查、看书查资料，就要梳理思路，这本身就是一个学习与提高的过程。在这个漫长的过程里，每当我遇阻写不下去时就会求教于康老师，他每每耐心指点，总让我突然之间感到前路宽广。

　　感念康老师对我工作的大力支持

　　20多年来，康老师对我们报纸给予了巨大支持。

　　1997年，我们报纸开展上学路上安全问题（校园周边暴力）的调查与讨论，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而这背后，有康老师在出主意、做指导。

　　1999年，《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颁布实施，我们打算做专版宣传。作为这部法律的起草人之一，康老师为我们策划专版，还亲自写文章。

　　2002年，我们报纸与全国人大内司委工青妇室、司法部宣传司、团中央权益部联合举办“法在我心中”全国中学生法律知识竞赛，请康老师给这个活动当顾问，他欣然同意，并提出意见和建议，使这次活动非常成功，60多万中学生参加竞赛。

　　2008年，贵州发生一起因师生恋导致中学生杀死同学兼情敌的案件，杀人的学生被判处死刑。我们报纸做专版，采访法律专家，呼吁刀下留人。为此，我和同事纪小鸥专程去拜访康老师，听取他的意见，他支持我们的观点，并认真写下自己的意见。

　　那些年，我们报纸的法治版受到有关部门的高度评价，与康老师的支持和指导分不开。

　　精神的感召

　　熟悉康老师的人都说，在他身上，最突出的精神就是“拼搏”，而拼搏缘于使命感。康老师早就功成名就，离休后本该颐养天年，可强烈的使命感让他不敢停歇。他曾对我说：“过去浪费的时间太多，应当把它补回来。何况这些年我们国家社会治安形势严峻，犯罪率居高不下，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亟待加强，我是做这个工作的，这些问题不见好转，我怎能停下来？每一堂课、每一次讲座、每一部专著对社会安定、对青少年健康成长都有意义。”

　　作为法学家，康老师做的工作主要是两个，一是教书育人，为国家培养法律人才；二是撰写、主编了大量著作。康老师的著作主要

　　最近30多年，康老师笔耕不辍，发表了上千篇论文，撰写、主编、翻译了大量著作，他自己也不能精确说出编写过的书到底有多少，我粗略统计，能有七八十部之多。康老师的著作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犯罪学论著，而是青少年法学及青少年普法读物，因此他的读者群很庞大，他的一些观点被中央有关部门采纳，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我们的社会。我觉得，这就是文以载道，即用文章承载道德、正义和社会责任的意义吧。

　　建国以来，我们很多著名科学家都写过科普文章，“大专家写小文章”成为一时美谈。《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后来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出台以来的20多年间，康树华老师撰写和主编了《教孩子学保护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答问》《注意！青春保护》《小心！别去犯罪》《留神！呵护未来》）等书近20部，这些很适合中小学生阅读的读物通俗，举事例、讲道理，深入浅出地告诉孩子们什么是违法与犯罪、如何保护自己，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反响。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无数人为此做出了贡献，这其中，康树华老师居功至伟，他也因此被评为“中国保护未成年人杰出公民”。

　　文以载道，也就是用文章承载道德、道义、正义，这本是对文学和文学家的评价，但写文章以担当道义，用文章承载人类的良心、社会的责任，则不仅仅限于文学家。在康老师遗体告别仪式上，我以《中国中学生报》的名义送上花圈，挽联上写的就是“文以载道，华彩人生”，这也是几年前采访康老师写的文章的标题。

　　康老师的拼搏精神，其实都在感染着我，使我在人生路上也不敢停歇。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师者，表率、世范、榜样。康树华老师，为“师”当之无愧。

　　（作者系《中国中学生报》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