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的确如此，很久以来，就想写一篇关于梅汝璈先生的小文，自从看到这个名字时起，虽然说不清究竟是为了什么，但内心总有一种难以平复的冲动，总觉得这样一个人不应该被忘记，不应该为大多数人忘记。可是，我们早已与先生天人两隔，而且物换星移，我们对那个已经逝去的时代也已经模糊，今天由我这个后生晚学来写似乎不合适，况且我总觉得对先生只有敬仰的份儿，而没有置喙的余地。但为了纪念先生也只能勉为其难了。
梅汝璈先生1904年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县朱姑桥梅村，1924年毕业于清华学校（也就是后来的清华大学），旋即赴美留学，先在斯坦福大学文学院学习，后入芝加哥大学法学院专攻法学，于1928年以优异成绩获得法学博士学位，为其日后的事功奠定了良好的学识基础。梅先生于1929年回国，先后在山西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及复旦大学等高校任教。1933年至1934年，任国民政府内政部参事；1934年至1946年，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期间还从事法学研究和各项文化事业。如果先生仅以学问名世的话，我想在灿若星河的民国文人群里他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占有显著一席的，他无法与开一代先河的胡适之相比；无法与学贯中西的陈寅恪相比；无法与活跃于学界却颇有领导才能的傅斯年相比；甚至也无法与仅有小学文化水平的沈从文相比，仅就法学界而言，他也无法与王世杰、王宠惠等人相比。然而幸运却降临在了梅先生头上，历史给了他一个彪炳史册的绝佳机遇——作为中国的大法官参与东京大审判。事实证明，梅先生也确实没有辜负国人的期望，以铁肩担当了历史赋予他的重任，真真正正书写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光辉的一页。历史在此成就了他，他也成就了历史。
1946年3月19日，梅汝璈肩负祖国与民族的重托，自上海乘飞机前往日本，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就像当时的报纸宣称的那样：“清算血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官梅汝璈今飞东京。”年仅42岁的梅先生以及一大批只有20多岁的热血青年作为中国的司法人员，是带着战胜国的巨大喜悦，带着一雪国耻、扬眉吐气的豪情壮志前往东京的，可严峻的事实很快让他们知悉了任务的艰巨。在东京法庭上，英美等大国根本不把中国放在眼里，总想降低中国的地位，他们首先就在法庭的座次上玩起了阴谋。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由11国的代表组成，庭长由澳大利亚人韦伯担任。在开庭前，韦伯多次召开会议商讨法庭上的座次问题，庭长右手的第一把交椅属美国确定无疑，以美国当时的国际地位和在击败日本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来看，也基本上为各国所认同；关键是庭长左手边的第一把交椅应该由谁来做。梅汝璈先生认为这个席位应该属于中国，他认为中国属“四强之一”，是抗击日本侵略的主力。如能争得，既以现实中国在这一国际场合的地位，又可以随时与庭长交换意见，把握庭审，左右局面。梅先生的主张，得到了部分小国持的支持，然而几个西方国家却把英国排在这一席位上，英国法官也是一副咄咄逼人，当仁不让、非我莫属的样子，于是双方僵持不下。更有国家出言不逊，认为我国国弊民穷，没有资格做这个席位。
梅先生对此气愤填膺，但他却保持了极大的理性，据理力争。他说：“个人座次，我并不介意，只因与各位同仁一样，是代表了各自的国家，所以我还需要请示本国政府。”庭长韦伯一听这话暗暗吃惊，因为每个国家都要就座次问题请示本国政府，那么审判将遥遥无期。于是就笑着说：“我愿意听听梅先生的意见，并希望这一问题能在这里及时解决。”梅先生严肃的说道：“众所周知，中国受日本的侵害最深，抗日的时间最长，付出的代价最大，今次的审判，又是日本战犯，故我提议，法官的座次，按受降国签字顺序排列最为合理（按照这一次序，中国排名第二）。”对于这一提议，西方国家有心反对，却没有更令人信服的理由。为了缓和紧张的气氛，梅先生成竹在胸，以调侃的口吻说：“各位如果不同意我的建议，那就以体重为标准吧，各自过磅，体重者居中，体轻者居旁。”庭长韦伯笑着说：“这个建议很好，可惜只适合举重和拳击比赛。”梅先生接口道：“若不以受降国签字顺序，还是以体重排列为好，我即使被排在最末一位，也毫无怨言，政府若认为我有辱使命，可另派大块头取我代之。”法官们听至此，都哄堂大笑，将话题转向了别的事项，座次问题似乎已经解决。
转眼到了开庭的前一天，法庭要进行开庭“彩排”，11名法官着装整齐，蓄势待发。不料意外还是发生了，韦伯庭长在宣布出场顺序时，竟是美、英、中、苏…… 好在梅汝璈先生已经做好了应对措施，他当即脱下法袍拒绝排演。对此韦伯颇为着急，极力游说梅先生先行排演，再商定座次问题，因为排演的时间已经公告出去了，各国记者已经云集在排演大厅。这恰恰是韦伯等西方国家的阴险所在，他们想通过媒体的报道，让预演变成既成事实，好在梅先生早已洞悉了他们的险恶用心，并当众戳穿了这一点。出于形势所迫，法庭不得不就法官座次问题进行投票解决。结果可想而知，因为事前的游说和据理力争，中国最终赢得了左手边的第一把交椅。
这也只是这场旷日持久的大审判的一个序曲，仅仅在一个序曲里我们就遇到了如此艰巨的困难和挑战，在漫长的审判岁月里，中国的法官和检察官们为此付出的心血究竟有多大就可想而知了！不，他们付出的心血和遇到的困难是任何非亲历者都无法真实感知的，所有的痛、所有的血、所有的泪，梦想、屈辱、光荣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外人真的难有切身的感受，这些都是无法真实完整的再现和还原的，回忆的言语从来不能表达其中的千万分之一。但我们知道的是梅汝璈以及所有参与了这场审判的中国人（直接参与的、间接参与的），为中国人争了一口气。从1946年4月29日，11国检察官正式提起控诉之日起至1948年11月12日法庭宣判之日为止，在这2年多的时间里，中国法官和检察官以及顾问人员，顶住重重压力，在有些西方国家不同意适用死刑的情况下，经过有理、有据、有节的斗争，最终将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送上了绞架。
对此，我们应该记住以梅汝璈先生为代表的中国司法工作人员，记住他们为中国为中华民族所作出的贡献。如果我们把这样的业绩放在当时的国内国际背景下去看，就更显得弥足珍贵。如果我们觉得何应钦将军在密苏里号上表现得过于殷勤，有失国家尊严的话，那么我们应该对梅先生报之以怎样的崇敬呢！难怪时任中央大学校长的顾毓秀称：“天下之壮烈事，以此为最，君不为壮士谁为壮士！”可就是一个把身心全都交给了国家民族的人，一个为国家、民族做出了大贡献的人，却在晚年颇为落寞。虽然在历次运动中他受到的冲击不是很大，但看到曾经的老友关的关、疯的疯、死的死；看到一个文人论政的时代的逝去；看到未竟的事业无法完成（文革发生后，梅先生的书稿被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被迫中断，致死未能完成。），其内心的孤独可想而知。正所谓“死生，昼夜事也，死而死矣，而境界危恶，层见错出，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痛何如哉！”
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先生之事功，或有时而不章。惟此爱国之精神，民族之气节，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们大多数人没有机会和因缘成就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但我们应该永远铭记那些为我们的民族奋斗过的人们，就像梅先生说的那样，“我不是一个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灾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为此“中国还得争气才行！”不应轻易的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