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大文老师于昨日凌晨长辞于世。我从此不能再见到杨老师的身影，无法再聆听他的教诲，深感心情沉痛，不禁泪流涕零。我是1985年考入人大就读硕士，2008年再读博士，都是在杨老师指导下完成学业。在渐渐远去的日子里，我见证了杨老师教书育人、为人处世近30年，许多场景历历在目，印象深刻而难以忘怀。作为学生，回忆过往的一些片段，整理成文以追思导师，为杨老师送行。

一

杨老师给我很深的印象是很爱读书。他读书读的多还快。专业书不必说，时兴的书籍他也喜欢。有时一个晚上就读完一本书，第二天便开始讲评书中的内容。他曾跟我讲过，读书使人的思想不会被禁锢，思路不会被枯竭；做老师要教学生，给学生端上一碗水，老师必先有一桶水。他在指导我读硕士时，就经常要求我多读一些专业外的书，尤其是社会学、伦理学、历史等。他说，婚姻家庭法学科领域许多的问题，光是一部婚姻法是无法解决的，必须有相关学科的知识，才可能找到适合解决问题的办法。

读书多，思想活跃，使得杨老师成为学生喜欢而又特别有趣的人。跟他在一起谈古论天下，他都能讲出很多很深的内容，让人不会觉得无聊。有一次，他给我讲过他的“奇思怪想”：现代社会人们以高为美，荷兰人平均身高已达1米8了。要是改变人们的观念为以矮小为美，人都变小了，可以节省粮食、布匹、土地、建筑材料，车辆也可以变小而不是越来越大，人们衣食住行需求的资源就更少了，那不也很好吗？其实技术和条件都不难，只是审美观念改变难。以前妇女裹小脚也有审美观念的问题。我比他年轻30岁，连做梦也没有梦到过这样的想法。

记得那是1994年，杨老师途径深圳去香港讲课，恰逢深圳商报有位记者来单位采访，我就请杨老师和这位记者一起晚餐。席间，记者朋友与杨老师谈到历史、文化甚至风俗习惯对婚姻家庭的影响，相谈甚欢，一见如故，离别时还相约共同做学术研究。那位记者最后感叹：在深圳这么多年还未遇到过像杨老师这样有学问的人。

好像是2010年的全国婚姻家庭法年会期间，杨老师因为意外受伤，头部被缝了几针。与会老师们都劝杨老师在房间休息，但杨老师坚持要参加第一天的大会。走上主席台就坐时，杨老师迈着坚实轻缓的步子，不要人帮扶，微笑着坐下来，并与参会的其他同事打招呼。后来会议开始小组讨论，杨老师就在房间休息。房间摆放了一台电脑，杨老师便坐在电脑前，让我在他旁边教他使用电脑上网、查找信息。他提的问题不少，有的我也答不上来，但这一次我做了杨老师的老师，他来做学生。那时他已近80岁了。那个情景，那次的经历，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杨老师不仅学识渊博，治学十分严谨。他著书立学务求准确无误，论文书籍的文句、标点要求十分严格。2011年，我参与了杨老师主编的《身边的法律顾问-婚姻家庭》一书的写作。书稿经过两年多时间的写作和修改，校对了5、6遍之后，才送到出版社。书出来之后，杨老师还是发现了几处错误。他很不高兴，认真地挑出了这些错误，要求我今后再版时纠正。

二

杨老师为人师表，教书育人，待人宽厚。在我八十年代读硕士期间，杨老师兼任北京人文函授大学法律系的主任，创办了《法律学习与实践》的杂志。当时在东校门南面的招待所租了一间地下室长期作为杂志的编辑部，周末和晚上有老师在这里审稿、写作，白天常常是杨老师给我上课的教室。即便是一对一的上课，杨老师总是按时到，按时上课。有时两节课后他有事要先离开时，总会说：今天提前10分钟结束，我们课间就不休息了。每次课要结束前，他都会布置下次课前要阅读的书目，等到下次课时，他会要求我先讲述阅读书目中的内容。我就是这样由杨老师从地下室教出来的。一年的专业课上下来，我阅读的书目有过百本，知识面开阔了很多，为专业课打下坚实的基础。

读硕士时，家里父母收入低，学生手头都比较拮据。杨老师交给我们一些校对书稿和批改试卷的工作，一方面是帮助人文函授大学的工作，另一方面也让我们在专业上有所提高，还让我们挣到了“外快”。收入虽然微薄，但还是能管很多事；当然，那时候学生要管的事也不多。当收到了一些外快，我首先想到是要感谢杨老师，便多次表示要请杨老师吃饭；后来杨老师答应了。我们相约就在学校餐厅，比食堂饭菜要好一些，价钱也贵一点。坐下来准备点菜，杨老师说，我们两个人点3个菜，多了吃不完，浪费就不好了！我们点了花生米、一荤一素3个菜，带了一瓶白酒，就这样吃上了。那时外面天黑了，也很冷，但餐厅里对坐着的师徒俩在屋里喝上了，暖暖的。我记得这是我第一次请杨老师吃饭。

在我读博士期间，曾写过一篇论文交给杨老师，请他审核修改并一同署名发表。杨老师认真看过论文后，提出了一些意见还说供我参考。最后说，你写的论文，是你的劳动成果，我没有参与写作，不要署我的名了。

对前来求教的师生，他都是不吝施教，务求寻根溯源。不论来者是熟悉的，还是素不相识的，只针对所提的问题，求助的事项，有求必应。记得两年前外校有个年轻老师把自己写的《继承法》书稿寄给了杨老师，请他帮助看看，提提意见。杨老师收到后，认真阅读，作了大量的批改，还怕这位老师看不清他批改的字，让我用电脑帮助打成电子版转交给这位老师。这位老师收到书稿后，竖然起敬，十分感激。

三

杨老师对自己要求严格，待人却很宽厚、宽容，在生活上也是讲品位、有风格的。杨老师一向衣着整洁，庄重大方，一丝不苟。他的外套常常是连风纪扣也是扣上的。这是他多年保持的军人风范和良好习惯，同时，他还认为老师要注意外表，这不但是给人以良好的精神面貌，还是给他人以尊重。我的记忆中从没有杨老师穿运动装、便服或羽绒服的形象。杨老师用餐时总是不吃姜蒜，但他很少说出其中的原因。我曾好奇地问过他。杨老师笑笑说，老师和演员一样，经常要对着人讲话，嘴里味道重多不好。他是考虑到他人的感受才有了这一忌口。杨老师有烟酒嗜好，但他从未喝醉过。不是他酒量大，而是他能够节制把控自己。抽烟的烟灰、烟头也是收拾得干净利索。

杨老师主编的教材中，有的是我和博士同学陪同一起去出版社领稿酬的。领到的稿酬他都分配到每个参与写作的老师名下，有时根据写作内容分配下来，杨老师得到的很少，尽管他负责全书的统稿，要负主编的责任，按照工作量应该是最多的，但他还是坚持按写作的章节来分配。

他对学生的学业要求严格，但对我们研究的领域、课题，论文的选题，甚至工作单位和地点的选择，他都是尊重学生自己的意愿。当你需要他提建议时，他会说出他的想法。但当你主意已定时，他便会帮助和支持你。我当时执意去深圳做律师，他便介绍我去深圳大学找他的老同事。

我博士毕业后，回到北京来做律师。每次见到他，杨老师总是提醒我，有空时可以写写文章，将司法实践中的问题做些研究和总结，这样不仅使你的当事人受益，还可以使更多的人从中受益。杨老师的这些教导常常激励着我。

正如人民大学法学院众多老师一样，杨老师是以平常心态，在平凡的岗位上辛勤耕耘几十年，培育了一批又一批的人大法律人。对待学生，杨老师总是以平常心态，一视同仁。他经常跟学生们说，只要你们身体健康，家庭和睦，官不求多大，财不论多少，只要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自己的作用，对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就是好的。杨老师等老一辈的法学院老教师们的治学为人之道，将永远传承下来，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