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马可·波罗的时代，西方人就开始关注中国法律。但是，将全本律例翻译并在西方出版，使西方人对中国法律有全面的认识，则是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才得以实现。1793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准备奉命出使中国，船上一位12岁的少年乔治·托马斯·斯当东和其父随行，由他后来翻译出版的《大清律例》英译本，成为首部完整的中国法律原典译本。

和乾隆皇帝用中文交谈

西方人很早就开始关注中国法律。元代马可·波罗所撰的《马可·波罗行纪》已有许多有关中国法制状况的描述。17至18世纪，很多耶稣会士(即在华传教的耶稣会传教士)来华，他们将在华见闻编纂成书，其中一些书籍涉及到中国的司法制度，如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的《利玛窦中国札记》、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的《中华大帝国志》等。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孟德斯鸠、魁奈、伏尔泰等都是通过阅读耶稣会士的著作得以了解中国法律的。但是，耶稣会士或是由于对中国法律体系及其传承缺乏了解，或是限于个人认识理解问题，他们的表述有时不是很准确，甚至存在谬误。

1778年，俄国汉学家列昂季耶夫选译了《大清律例》的部分内容在俄国翻译出版，受到当时女皇叶卡特琳娜的重视。这是目前已知的西方人首次将中国法律原典译为西方文字的尝试。1781年，德国人亚力克司·里纳德夫在柏林出版了《中国法律》一书，其中也选译了《大清律例》中一些与刑法有关的内容，但上述著作只是选择性介绍，在翻译过程中，对原作改动较大，加之翻译中语言的准确性问题，未在西方世界广泛流传，西方人仍然看不到完整的中国法律原典。

这一状况直到1810年才有所改变。英国人乔治·托马斯·斯当东将《大清律例》翻译为英文并在伦敦出版，西方人才首次见到了完整的中国法典，对中国具体的法律条款有了直观的认识。以此为起点，西方人对中国法律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斯当东首次接触中国法律和政治制度，始源于1793年他陪伴其父伦纳德·斯当东(老斯当东)出使中国的漫长旅程。1792年9月26日，英国政府任命伯爵乔治·马戛尔尼为正使、老斯当东为副使，以贺乾隆皇帝八十大寿为名出使中国。这是西欧各国政府首次向中国派出正式使节。在近一年的航程中，小斯当东得以和船上的中国籍传教士学习汉语。他很有语言天赋，进步很快。1793年9月14日，小斯当东随使团觐见乾隆皇帝。由于他会讲汉语，又是一位少年，因此深受乾隆皇帝的喜爱。这一段特殊经历为他以后从事汉学研究，开展对华活动奠定了基础。

朴维顿事件中翻译《大清律例》条文

1800年，斯当东在其父安排下，被聘为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商馆书记员，再次来到中国。此后陆续在中国工作生活了十余年。他来华后不久，发生了朴维顿事件。1800年2月10日夜，英国兵船朴维顿号的水手向中国渔民开枪，打伤1人，造成另一名搭船的中国人落水而死。清政府要求英方彻查此事，并交出凶手。英国方面则提出请求，希望英方官员出席庭审———这是后来影响中国近代史领事裁判权的开端。

3月12日，英国兵船朴维顿号船长狄克斯携证人进入广州城。广东按察使、广州知府、南海县令、番禺县令会同审理此案。在审理的最初阶段，中国政府官员态度较为强硬，要求严惩凶手，给英国人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审判中，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商馆主席霍尔注意到，中国政府审理这桩案件时，依据的是《大清律例》的有关条款。案件审理结束后，他向中方提出请求，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准许英国人获得一份中国印行的法律条文，以便他们了解和查询。中国政府官员摘录了《大清律例》中的有关杀人伤人的6个条文，印制了100份，交给英国人，目的是提醒英国人莫要在两国交往中再有触犯。霍尔将这6条条文交给小斯当东，请他翻译成英文。这次翻译任务引起了斯当东对于中国法律的浓厚兴趣。

中肯评价当时的中国法律

为了全面了解中国法律，以便在中英之间出现冲突时，更好地维护本国利益，斯当东设法找到了1799年和1801年两个不同版本的《大清律例》，在经过比较后，他开始着手翻译《大清律例》全本。当时是19世纪初，由于马戛尔尼访华后，对于中国的描述主要都是蔑视和敌对的，不少人贬斥中国司法在审讯和处罚犯人时普遍使用肉体惩罚，是一种野蛮和落后的行为，不利于司法公正。斯当东则不这样认为，他根据自己对中国法律的研究，向英国读者这样点评道:

“毫无疑问，中国的司法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很多情绪化的东西，这些法规在很多地方是绝对没有辩护余地的。”小斯当东在《大清律例》英译本的前言中写道，“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是，中国法律的其他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弥补这些缺陷……使之完全呈现出一种不同的局面，甚至对于我们这些幸运的、开化的西方国家，也许也是值得效仿的。”这是1810年小斯当东经过十年的努力，投入大量心血完成《大清律例》英译工作之后的感受。

《大清律例》出版后，斯当东因谙熟中国法律，成为英国公认的“熟知中国人精神的专家”，在国会具有重要影响力。

(作者为北京大学法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