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六十年，成就似云烟。我决定重新开启我的“法-文学”事业。我依然要著书，但我不再写命题作文，在完成手中的科研项目之后，不再申报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以便只作有感而发且有思而述的文章。我依然要立说，但我不再局限于中国，而要走向世界。我以为，中国作为复兴的世界大国，应该在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发挥应有的影响力。

　　 受“文化革命”的影响，我上大学比常人晚了许多。先在黑龙江做了八年农民（下乡知青），又在北京当了两年建筑工人，及至大学毕业时，我已是而立之年。其后三十年，我在法学领域内读书、讲书、写书，研究重心从侦查学转向证据学，而2012年底出版的代表作《短缺证据与模糊事实——证据学精要》总算是给我这一时期的学术生涯划上了一个句号。我曾经说过，我的学问一般，也就是个二流法学家（当下中国不仅有一流法学家，还有超一流法学家哦！）。2014年底，这部代表作相继获得了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和第三届中国法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也算是为此说提供了验证。

　　 人生六十年，成就似云烟。2013年5月，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举办了“法学与文学——何家弘著作展”。之后，我便决定重新开启我的“法-文学”事业。我依然要著书，但我不再写命题作文，在完成手中的科研项目之后，不再申报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以便只作有感而发且有思而述的文章。我依然要立说，但我不再局限于中国，而要走向世界。我以为，中国作为复兴的世界大国，应该在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发挥应有的影响力。因此，中国不仅要出口服装皮鞋，而且要出口文化思想。过去几十年，中国翻译引进了大量的外国著作，为中国的文明进步提供了助力，但现在应该转变了。“中国制造”已经走出去了，“中国著作”也应该走出去。

　　 近日，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了我在事业重启之后的第一部专著：《亡者归来——刑事司法十大误区》。在这本书中，我用小说的结构和文学的语言讲述了冤案故事，并以理论的逻辑和法学的言说分析了中国刑事司法存在的十大误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书的装帧设计与众不同。该书的封面以上海油画家张晨初专门为本书创作的呼格吉勒图冤案人物画像为底图，而且得到了呼格父母的同意。目录则采用时尚杂志的设计风格，用一些珍贵的案卷照片衬托出文字内容，令人耳目一新。更为重要的是，这本书正在走向海外：台湾地区的元照出版公司已经推出了中文繁体字版《冤案讲述：刑事司法的十大误区》；英文版已经脱稿，正在与美国一家著名大学的出版社签订出版合同；德文译稿已经完成，法文翻译也近尾声，还有一些国家的出版社已经表达了翻译出版该书的意向。

　　 虽然我已年过花甲，但我的事业刚刚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