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甯恩承著“九一八之夜”

　　 2000年我在美国翻阅《传记文学》，其中有篇文章是1931年时任东北大学校长甯恩承写的《九一八之夜》。在这篇文章里，甯先生以亲身的经历回忆了九一八之夜，他作为一校之长所做的一切。

　　 当日本炮轰北大营的炮声一响之后，他立即电询东北军参谋总部和省政府值班室，问发生了什么事情，对方回答说“日本炮轰北大营”。之后，一切信息中断。宁先生顿时感到事态严重和肩上担子的沉重。他迅速召集在校的师生员工，告诉大家，日本炮轰北大营，事态的发展很难预料。他要求住校的学生赶紧疏散，天亮之后有家的回家，有亲友的就投亲靠友。宁先生还让东北大学的总务处长把保险柜打开，把所有的现金都分发给师生员工。这一夜，大家都是在惊恐、愤怒、忧虑不安中度过的。9月19日上午十点钟以前，学校全部都空了。宁先生带着总务处长在校园里巡视了一圈，然后带着总务处长撤离了。

　　 当时，沈阳市的街头已经布满了日本兵，通往山海关的铁路也被日本兵控制了，他只能乘车到大连，然后搭乘开往天津的客船，再到北京，找到张学良面告沈阳所发生的一切。

　　 读过这篇回忆文章，感到心潮澎湃，热血沸腾，随即写下一首七律。诗是这样的：

　　 冷月霜寒压古城，敌炮狂轰北大营；

　　 三千倭寇凶如虎，守卒数万各西东。

　　 江山一夜易颜色，长使哀歌伴秋风；

　　 读罢痛史心犹痛，知耻而后国方兴。

　　 我为什么读《九一八之夜》感触这么深呢？因为我就是在九一八事件的前一年出生的。十几年被奴役的殖民地的生活经历，给我留下的伤痕是永不磨灭的。记得1945年6月我哥哥——一个伪满小学教员，因为写了反满抗日的文章，互相传看，被人发觉，一天夜里十几个警察把他抓走，说是思想犯，这在当时是死罪。此后杳无音信，直到八一五日本投降才幸运地得到释放。少年时代的生活历程，使我萌生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

　　

　　 为什么对历史情有独钟？

　　 晚清思想家龚自珍说过，“欲灭其国者，先灭其史。”对此我深有体会。九一八之后日本侵略者为了长期占领中国东北，奴化东北人民的心灵，便粗暴地篡改历史，说：满洲国人不是中华民族的子孙，而是日本天照大神的子孙。历史被歪曲到这个样子。

　　 我父亲是读书人，我小时候，常常给我讲历史的故事，讲《三国演义》、《水浒》之类。在我脑子里中国的历史是一个样子的，而在学校课堂上讲的历史，是另一个样子。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懂得了一个侵略者不仅凭借武力，还要从文化上，从民族的心理上进行侵略。而这其中首要的就是篡改历史。所以揭示历史的真相，对于一个民族的自信心和归属感是太重要了。

　　 1950年9月，调我去人民大学法律系攻读国家与法权历史的研究生。当时很多同学都为我惋惜，说学法理、学民法、学刑法多有意思，为什么学历史呢？但是我都特别地高兴，因为我对历史情有独钟。

　　

　　 大学时代的流亡

　　 1945年八· 一五光复以后，我正读初中二年级。次年考入私立东北中正大学预科。1947年又顺利进了本科。1948年这个学校并入当时的国立长春大学。这里想讲一讲在我人生经历中很重要的一段，就是1948年从东北到北京的流亡学生生活。

　　 1948年初东北解放战争迅速发展，沈阳被包围了。学校当局提出来迁校到北平，说：到北平以后“有书读，有饭吃”，就这样东北大学、长春大学、长白师范学院全体学生乘美国的运输机迁到北平。我到北平的确切时间，是1948年的5月8号。

　　 可是到北平以后，根本没有地方住。为了生存，我们占进了前细瓦厂胡同三号和四号。三号据说是清朝内务府官员的院落，四号据说是梁启超先生的公馆。我们当时就住在这两个大院里头，一个屋子里住了几十个同学。既没有书读，吃饭也很困难，靠国民党社会局的救济。“有书读，有饭吃”的梦想逐渐破灭了。

　　 更为恶劣的是，1948年7月4日的《华北日报》公布了一条消息，说北平市参议会通过了一条决议，说要对东北流亡学生进行考试，合格的编入临时大学，不合格则编入国民党的军队。显然要把东北学生当炮灰了。这个消息一出来东北学生愤怒到了极点，第二天7月5日，组织了一次大游行，反对北平市参议会的决议，要求读书。游行队伍在北平市参议会（就是我们1949年以后一段时间总工会所在地）墙头上写上“打倒北平市土豪劣绅会”，我第一次接触到“土豪劣绅”这个词。之后游行队伍向参议会的议长许惠东的住宅进发，但是当队伍延长安街往南走的时候，国民党的装甲车开过来了，并且向学生开枪。7月5号天非常的热，我们都趴在滚烫的柏油路，机枪疯狂地扫射，路边树上的树叶都震得刷刷落下。当晚东北学生的住所都被警察包围。 “七五血案”的消息在北京市就不胫而走了。

　　 可是7月6号的《华北日报》却说学生里有暴徒，军警互有伤亡。国民党居然造谣到如此地步。从6号到8号北京的大学生分头到东北流亡学校的驻地来慰问，了解情况。7月9号，华北学联和东北学联联合举行大游行，这次游行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组织的非常好。华北学联在前边，东北学联在后边，喊出了“枪毙许惠东，枪毙傅作义”的口号。后来知道，7月5日那天下令开枪的是国民党的宪兵司令陈某，和许惠东无关。7月9日的大游行平安地结束。

　　 这个事件对我的影响和教育，就是打破了对国民党的幻想。过去东北人正统观念很强，所以才会上了迁校“有书读，有饭吃”的当。国民党之所以把东北的学生迁徙到北平，是怕这批大学生落到共产党的手里，毕竟大学生在当时来说是太少了。“七五“枪声使东北流亡学生清醒了，对国民党的幻想破灭了。人们开始心向着解放区。

　　 七五事件以后，东北也组织了一些父老，来看望自己的子弟。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采取了安抚的手段，原来吃窝头都吃不上，现在提供了大量的馒头。可是等到过了九月份以后，国民党就开始陆续抓领导学运的进步学生，真正是秋后算账。

　　

　　 解放区的天是蓝蓝的天

　　 1948年9月以后，我们时常一揭开被子便可以看到传单，介绍我们到解放区华北大学去，再如“解放区的天是蓝蓝的天”的歌曲也可以常常听到。

　　 辽沈战役后，我和两个同学准备回东北解放区，当时天气凉了，我们穿着棉袍从朝阳门奔通县，然后坐军车赴唐山，经过山海关乘火车到沈阳。第一次到解放区觉得非常新鲜，无论是儿童团查路条，还是食宿上的接待，以及军车的无偿运送，都是前所未有的经历，油然而生亲切之感。

　　 到了沈阳以后，介绍我到东北行政学院学习。由于我在大学喜欢的是文学，对行政、经济感觉格格不入，所以一听说是东北行政学院，就不想去。但我还是到那儿看了看，一看那种学习方式，大课报告、小组讨论，非常不适应，于是就就等着北平解放再回北平读书。

　　

　　 参加土改运动

　　 1951年暑假参加内蒙古地区土改，是我走上革命之路以后的第一次锻炼。当时，人民大学进行清查反革命运动，只派少部分有培养前途的教师和研究生，参加西北地区的土改。我是很幸运的，参加了那次土改。

　　 我们坐火车到绥远，现在叫呼和浩特。下车的时候，立刻感到气氛紧张，因为看到解放军押着带脚镣的一队土匪过去。我们所在的村，是土默特旗巴什板申村，是大青山下蒙汉杂居的半农半牧区。

　　 这个村给我最初的印象就是这个地方怎么这么黑呢？一点灯火都没有，远近都有狼嚎。再就是这个地方怎么这么穷呢？结过婚的妇女都没有上衣穿。还有就是这个地方怎么这么脏呢？苍蝇蚊子遮天盖地，每天中午休息，都得把头裹得紧紧的，有一点缝儿，苍蝇就钻进来了。

　　 再巴什村经历了七十三天的土改斗争，9月17号，我回到了学校。土改对我的锻炼是多方面的，首先是阶级立场的锻炼，另外就是和贫下中农的感情上的融合。我那时候年轻，做青年工作，比如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团员等等。一入九月天气已经很凉了，晚上开会我和青年们共披一件虱子无数的羊皮袄。还有到贫下中农家去吃派饭，根本没有灯，就给你盛一勺子，那一勺子里面，什么苍蝇的都有了。这些慢慢全都适应习惯了。

　　 有一次省委政策研究主任到土改工作队讨论民族地区的土地政策，会后他请客买了两只羊包饺子。那时候哪有什么调料啊，就是羊肉加一点盐，可是那顿饺子让你永远忘不了，再也没有吃过那么好的饺子了。

　　 虽然我们没有碰到什么阶级敌人的反抗，但是，每次晚上从外边做工作回来，一进大门的时候，特紧张，不知道门后面有没有人埋伏，因为天太黑了。一推开睡觉的屋的门的时候，也都不敢进，因为紧张。特别那时候晚上出去，还有狼，大青山下狼太多了，有时候狼就在墙头上站着，离你很近很近的。

　　 土改对我来说，是一次受教育的过程，也是经受阶级斗争锻炼的过程。确实体验到了农民的阶级感情及他们的生活情趣，感受是很深的。譬如在土改中间，贫下中农高兴了，也是唱歌啊，跳舞啊，载歌载舞的，什么《五哥放羊》等等，我都会唱，都是跟那些乡亲们学的。我现在还保留一张与农会全体干部的合影照片，很珍贵的。我一直想回到这个地区去看看，前几年内蒙古大学副校长多次做了安排，却始终未能成行。

　　

　　 邀请侯外庐先生讲座

　　 1952年夏天，我开始做教员。有一天，系主任何思敬教授让我去请侯外庐先生来讲讲国家的起源问题。这看来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但对我一生都有影响。在接送侯先生的车上，我体会到专家学者所以受到尊重，就在于以他的知识滋润着青年学子。我当时研究生已经毕业做教员了，我暗下决心一定努力学习，将来也要做侯外庐先生样的学者和专家。那时候我刚刚22岁。这件小事对我的人生追求有着长久的影响。实际上就是一个学者的知识以及他的人格魅力，对一些年轻人的感召。

　　

　　 学生对我的保护

　　 1966年5月文革初期，有一天《人民日报》上以一个版的篇幅，批判两本书，一本是《科举制度史话》，另一本是《南京史话》。《科举制度史话》是我和财经大学教师邱远猷合写的，被批判的理由是该书宣传入党做官论。更重要的是因为“历史小丛书”是吴晗主编的，这就跟“三家村”挂上钩，所以批吴晗、批“三家村”，《人民日报》顺便把我们写的“历史小丛书”带出来点了名了。这就等于被党报揪出来了，当然是被批斗的对象了，至少可以说你是“三家村”的喽罗。可是在那个疯狂地全面批斗的时候，从来没有人点我的名。

　　 有一天，我从外面回来，母亲告诉我，来了三个学生，让你去一趟。这已经是中午了，我说，“那我赶紧去好了”。母亲说，“这三个学生的态度很好，说吃了饭再去也可以”。我说，“学生叫去，哪敢吃饭呢，赶紧去吧。”我就去了。后来见到这几个同学，他们说：“张老师你怕什么？你不就那本书吗？我们了解你。”在当时的背景下，这几句话是多么难得，是多大的慰藉啊。

　　 1996年在我的文集《求索集》出版的发布会上，司法部的肖扬、张耕、刘飏，最高人民法院祝铭山、马原等领导同志都来了。我在会上谈起文革这段经历，我说：“当时鼓励我的同学就坐在我身边，他就是现任中央军委法制局局长的杨福坤。”文革期间同学们保护了我，给我的启示就是只要你认真地去教书，认真地爱护学生，就会得到回报。

　　 我到法大以后，有记者采访我问我如果再选择职业，你会选择什么？我说，再选择，我还是做老师。的确看到学生的成长，看到桃李满天下，没有比这再欣慰的。

　　

　　 学习蔡元培努力办好研究生院

　　 1983年我到中国政法大学参与创办研究生院，在研究生院院长的岗位上一直工作了11年。

　　 在我读书的时候，非常钦佩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办学精神。我的才力虽远远不及，但却心向往之。当时法大的教师力量不足，我便把京内外的著名学者请来做导师。刑法请了高铭喧、王作富，民法请了佟柔，法理请了孙国华，法律思想史请了张国华，中国法制史请了王永兴、曾宪义，国际法请了王铁崖。京外的韩德培、端木正、俞明仁等等也都是我们的导师。另外，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中国法制大家瞿同祖等等，我们都请来做学术委员，参加我们的科研讨论会。除此之外，实务部门的学者也都请了，由校内外、理论部门和实践部门相结合的导师组，承担组织和教学任务，持续了很长时间。我校前三届硕士毕业生都受到了名家教学的实惠。

　　 为了建设新学科，在第一期硕士研究生中还招收了法社会学和环保法的研究生。由于政法大学缺乏这方面的师资力量，所以法社会学送到北大培养，环保法请了武汉大学等校外教师讲课。很可惜这二个专业的招生后以师资力量不足被迫停招，否则我校法社会学和环保法也会成为中心了。

　　 办研究生院这一段，是我这一生中比较精彩的篇章，把我的教育理想多少实现了一点，在我的一生里头，这十一年的辉煌是很难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