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的4月24日，费孝通离开了这个世界，也离开了他为之魂牵梦绕的中国社会学、人类学乃至于民族学的学术事业。早年的他，曾因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蜚声海内外;至中年，又以《乡土中国》叩响了新中国的大门;再至盛年，政治与学术的杂糅交织并未使其放弃一种可能的学术发展之途;终至暮年，他不仅恢复了社会学，也恢复了人类学。他为这个时代留下了《费孝通全集》这样数百万言的印刷体文本，而所有这些终将成为启迪后人、滋养学科的不朽财富。可以说，费孝通作为一位思想家，是以一种文本的形式活在所有熟悉他的人心中。

　　在这个人们越来越依赖于数字化技术的年代里，文本特别是作为纸质文本的阅读和传播开始远离人们的视野。然而，曾经影响我们的那些重要的思想家，其绝大多数的作品是用印刷媒体的形式，通过文本把思想与观念呈现给读者的。因此，时至今日，我们如何去面对和理解这些即将成为遗产的文本，新文本的发现和制作又如何可能会对这些旧文本有所超越，这些都将成为未来十年乃至更长时间里人们真正要去思考的东西。

　　在这一点上，费孝通同那个时代的所有人一样，通过各种形式的书写创造出大量有形的文本，并通过近代印刷工业的繁荣以及编辑群体的辅助推广，使这些作为思想和知识载体的文本得以广泛传播。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不同形式的文本搜集在一起，那自然会形成一个作为文本而存在的费孝通。因此，需要我们花更多精力对这些文本的存在形式及其传播作用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更为广泛的整理以及更为系谱化的展示，由此，我们可从文本自身的文化生命中把握已逝的费孝通及其在精神上对于我们曾经有过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作为文本存在的费孝通，其核心的特征是其文本存在的多样性。很显然，印刷出来的文字不过是其思想表达的一个部分，我们还可从费先生的题字书法中，从日常的笔记和手稿中，深切体会一个作为文本存在的、真实的以及活灵活现的费孝通。费先生润笔题词的书写在街头巷尾并不难寻，但很多人都只是将其看成是名人名家的书法作品，并未看到这种书写所透露出来的一些思想观念上的转变。在这种近乎仪式性的书写之中，思想恰是可以在这一瞬间得到凝聚、升华与转化。比如，他于1990年12月在“东亚社会研究国际讨论会”题词，内容便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完整地概括了费孝通晚年思考的精髓，甚至可以将其看作与1988年所提出的“多元一体”概念、1997年前后提出的“文化自觉”概念形成一个完整流畅的思想谱系。其间的表述虽有改变，含义却更为层层递进并不断丰富，可见费先生内心对文化自觉这个核心主旨不仅早已有所酝酿，而且借助各种文本化的表达相互贯穿。

　　另外，就印刷文本而言，我们也会看到一个多样的费孝通文本的存在。今天，我们在书店以及图书馆都容易找到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乡土中国》以及《生育制度》等各种版本的学术著作，却较难寻到《花篮瑶社会组织》、《乡土重建》以及油印本的《禄村农田》。显然，印刷媒体在有选择地复制或重新再现一个文本意义上的费孝通。然而，费孝通的存在意义是他作为一个思想者的多维文本的生产。他写著作，写散文，写书信，写便条，写诗歌，也写了各种回忆与行走中的种种见闻，以各种各样的书写形式去展现自己从未停止过思考的学术追求的情怀。可以说，他写信谈学问，写散文谈思想，写便条做一种鞭策，写诗寄托抱负，写回忆录缅怀对逝去故友的哀思，而所有的这些，不就是一个活着并以文本而存在的费孝通吗?

　　我曾看过师兄沈关宝教授寄来的当年费先生指导他做博士论文时的往来通信，那些流露于笔端细致的指导，对当时已七十几岁的费先生而言，是何等可贵。我也曾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陈列室见过费先生在当年台湾盗版的《乡土重建》上留下的批改。在那本著者只写了“费通”的本子上，他做出了大段大段的删减。如果细心去重读那些段落，似乎相比那些没有被删除的段落更会给人以启发。当然，这言外之意也是能让人理解的，因为凡是经过那场浩劫的人，心中难免都会有一种自我责罚的警戒和选择。

　　很显然，重新阅读费先生留给我们的诸多文本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我们有必要真正回到那些文本本身的样貌上，回到那些文本在字里行间所表露出来的以及未曾表露出来的那些文字的意义中。如此，我们才能够真正去理解一个通过文本的生产将自己灵魂注入其中的中国社会学思想者的心路历程。而如果没有这样的审视，我们留下的有关费先生的传记和生平记述，也都不过是一种由活人而写的死的文本，跟活着的费孝通可能是一种毫无关联的、自以为是的新文本制作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