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好几位同事都安慰我，要我节哀，郭寿康老师逝世也可以说是喜丧。

恩师享年89岁，走得很安详，没有什么痛苦。

2015年3月23日中午，在学院开完会后，掏出手机，看到同门建立的“郭寿康老师学生群”中有好几条历史留言。9：19分：“郭老师昨晚突然不好，现在海淀医院一楼急症室抢救。”顿时，心中忐忑不安。又看到郭红在9：48分的留言：“跟郭老师说了两句话，他回应了，看来暂时稳定了”。长长松了一口气。但情况突然急转之下，10点45分：“刚会诊，查出动脉血管瘤，随时有生命危险。”接下来，即看到最不愿看到的文字：“郭老师走了。”

我自200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攻读硕士学位开始，即师从郭寿康教授。恩师基本上每年只招收一名法学硕士和一名博士，因此我在人大求学期间就有很多与恩师接触、学习的机会。到上海交通大学工作以后，因为翻译《WIPO因特网条约评注》、《版权法与因特网》等著作，与恩师也有着十分密切的往来。在与恩师的交往中，让我充分感受到了恩师对学术严谨认真的态度、对晚辈不遗余力的提携之情，以及平易近人的人格魅力。

恩师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知道很多典故。比如，有一次和他在同济大学开会，他随口说道，“同济”的名字来源于“Deutsche”的音译。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是取“同舟共济”之意。翻译哥伦比亚大学Jane Ginsburg教授的著作，与恩师讨论。他说，“这位教授为了更好地研究早期的国际版权公约，还特意学习了法语、并在法国读了个博士学位；另外，她的母亲也很厉害，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Ginsburg大法官。”恩师也十分了解国际最新学术动态，国外的一些知识产权法教授出版了专著，都会给他寄来。WIPO、UNESCO等国际组织也会定期给他寄一些它们的出版物。去他家里，经常问我，谁又出版了一本书，你看到没？WIPO正在起草一个条约，知道吗？

恩师是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界对外交往的大使。自20世纪80年代起，恩师即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乔治城大学、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知识产权研究所等机构访问进修。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恩师与德国马普知识产权研究所的交往。他是第一位在该研究所从事访问研究的中国学者，与研究所的前所长Joseph Straus教授、前亚洲部主任Adolf Dietz教授结下了深厚的友谊。2005年，在德国一个基金会的资助下，他邀请了 Straus所长来人大讲学一周。在此期间，很多中国学者有机会与Straus所长交流、学习，让Straus所长对他们有了更直接的了解，从此开启了中国学者赴马普研究所访问进修的新高潮。我当年也是恩师亲自向Straus教授推荐，从而在2006年获得马普奖学金赴德国从事访问研究。还记得Straus教授在他的办公室里跟我说，郭寿康老师的推荐信就像是著名银行的支票，我们都很信任。

恩师是一位乐观、和蔼可亲的老者。恩师非常喜欢新鲜事物，有时也愿意和我们开个玩笑。我现在还记得，读硕士时，有一次和几个同学中秋节去郭老师家看他，他突然问我们，你们现在网上聊天是用QQ还是网易泡泡？我评上了教授以后，告诉他。他说，现在你和我一样了，都是“80后”的教授了。随即哈哈大笑起来。

恩师也是我学术路上的灯塔。还记得我从人大博士毕业来上海交大工作之前，恩师特地邀我共进午餐，并长聊了近3个小时。期间，他略有伤感地说，他这一生做学问，尽管有自己的研究兴趣，但基本上是服从组织的安排。最开始研究民法，后来国家缺少研究国际条约、知识产权法的人才，他又转行开始做这两个领域的研究。虽说这样使他的研究领域比较宽泛，但也缺少了必要的专注度。这些话，他可能是第一次向外人提及。他还说我赶上了好时代，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做研究；让我不要做万金油，什么领域热就去研究什么，要选择一个自己最感兴趣的研究领域，做长时间的扎实研究，在这个领域有所建树以后，再拓展到其它领域。工作以后，我每次去北京，也都会去看看恩师，他每次也都会给我一些学术和工作上的建议，这些建议让我受益无穷。

在过去13年里，我得到了恩师各方面的关怀与提携。可以说，我在学术上的每一点成长与进步，都凝结着恩师的心血。现在恩师已逝，没有人再来指点我了。未来的日子，我会继续努力，不断鞭策自己前行，以对得起郭门弟子这一荣誉！

恩师，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