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2010年博士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现在就职于中国政法大学，从事与互联网有关的法学研究和教学工作，我的恩师杨立新教授，是我国内地第一个完成民法学“天龙八部”的学者，几乎涵盖了民事法律的所有问题，之前在台湾地区第一个完成天龙八部作品的是王泽鉴教授。因此，杨立新又被学术“江湖”尊为“杨教主”。我的博士修炼阶段，就是在杨立新老师的全面指导下“功力”得以增长，才有了“闯荡江湖”的些许底气。

首交“作业”便遭雷击

杨老师对博士生的培养就一个字——严。当初我刚入学的时候，杨老师布置我写一篇有关法律行为的文章。那时的我没有把写文章看成是很严肃的事情，两天时间写成了篇一万五千字的长篇大论，交给老师后就等着表扬。第二天，杨老师给我传了张“纸条”，上面用红笔写着苍劲有力的四个字——“狗屁不通”!

犹如晴天霹雳，于是我只能重新开始查阅资料，开始了最漫长的写作时光。一个多月后，我又将文章重新交给杨老师。过了几天，杨老师将文章的打印稿交给了我，让我回去“好好看一下”，我一看，立刻震惊——这篇一万几千字的文章上，用红笔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批改标记，既有写作意见，又有注释规范，甚至连标点符号都改过了。后来，这篇文章发表在《当代法学》上，成为被引用次数非常多的一篇重要学术文章。我也将杨老师改过的草稿留了下来，反复琢磨，几次搬家都不曾丢失。从那以后，我的文章再也没有出现过“不通”的情况。直到现在，我也带自己的研究生写文章，而每次修改学生文章的时候，都会想起杨老师当年是修改我文章的情形。也许，学术传承就是得靠这样细致的言传身教吧。

在我博士快毕业的时候，博士论文写得比较慢，眼看交稿时间大限将至，杨老师屡次催要未果后，听说真的发火了。于是师弟师妹们特地跑来告知，让我在没写完论文的时候要注意“避一避”。我历来胆子很大，而唯一害怕的就是杨老师发火。那段时间，我除了写论文，其他时间都足不出户，如果非要去见杨老师，也需要提前向人打听下：老师最近心情可好?

有一次，我正打算提交论文，在教学楼徘徊，想看看杨老师心情如何，正好碰到姚辉教授，姚辉教授一般情况下都会为我向杨老师说些许“好话”，他见状后就和杨老师说：“你太严厉了，把朱巍都给吓得不敢进门啊!”杨老师就笑了，说：“赶快让他进来吧!”这段趣事，直至今日姚辉老师还经常和我们说起。也正是因为杨老师的严格要求，才能让我顺利通过博士答辩，取得博士学位。

记得我有个同门的黄兄，他因为刚生孩子耽误了毕业论文写作，所以黄兄也和我一样，也特别得害怕。有一次大家在一起吃饭，黄兄正对着杨老师，忐忑不安之时，杨老师突然很慈祥地问了一句“你家孩子几个月了?”

黄兄闻言浑身一震，立即下意识答道：“已经有两三万字了!”于是在座者集体喷饭。黄兄现在已经毕业，家庭美满，事业有成，而他的这段趣事，也成为了师门聚会必讲的经典段子。

他屋子的灯总是最晚熄

我在人大念书这几年，几乎都在人民大学明德法学楼的一个办公室坐班，有幸能够与人大这些民商法学知名教授同在一层楼朝夕相处，或多或少也沾染些许学术气息。我的办公室就在杨老师办公室斜对面，虽然我几乎每天都去上班，却鲜有比杨老师先到办公室的时候——我早上八点到的时候，他已经在那里写东西了;七点钟到的时候，他还在那里。我从来不知道杨老师到底早上几点到的学校，即使是冬天，天亮得很晚，可明德法学楼十层最先亮着的灯，一定是杨老师的那间屋子。

杨老师时常对我们讲要珍惜时间，没有时间就挤出来时间。他当年在法院和最高检工作的时候，每天上班坐车之时，脑海中就开始将一天的工作计划做出规划，上班后立即办理;下班坐车之时，脑海中就开始学术写作构想，回到家就开始进行学术写作和研究工作。即使到了星期天，大家都出去玩的时候，杨老师办公室里面总能传出老式打印机打稿的声音，于是大家都在说：“杨厅长又要发表新作了。”

统计了一下，杨老师现在每年都能在核心期刊发表十几篇，其他文章数十篇，每年都会出专著，这些成果的背后，都是杨老师几十年如一日的勤奋而换来的成果。也因此，学术圈里的人都用“一个人抵得上一个法学院”来赞誉杨老师的成果丰富程度。

耳濡目染杨老师品行多年，我也养成了写稿比较勤奋的习惯，目前每年成果也算是不少。很多人问我为何能如此高产，对此我只能回以“呵呵”一声——那是你们没看杨老师的“产量”呢!

直至今日，每当我有懈怠情绪时，脑海中总是浮现出人大法学楼十层那最先亮起的灯火，耳边总回荡杨老师当年打印书稿时老式打印机“吱吱”的声音。这种人格力量带来心灵上的震撼和启迪，不可以用文字表达。

当凌空处仍虚心

杨老师为人处世，总是为他人着想，以帮助别人为乐。

我在人民大学办公室坐班的时候，学院经常会来人反映情况。遇见这种麻烦事，对于一般人来说避而远之。尽量少惹事上身。而杨老师则大不相同，他常会免费提供给这些人法律咨询服务，有时候也会直接进行法律援助。

我曾亲眼见到，有一次，有个反映情况的“上访户”找来，正好杨老师在，他不仅解答了相关法律问题，甚至还为他出具了一份法律意见书，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这种费时费力又完全无偿的救助行为，并非所有人都能做到，而杨老师就是这样，总能乐于助人，总能以初心对人。

对待学术交流，杨师老的态度很严肃，自己参会从不迟到早退。如今的学术会议风气，越是“大腕”，越是来得晚、走得早，自己的发言一结束，就都以各种理由提前离开，对别人尤其是后辈的发言往往不加理会。

杨老师则完全不是这样，我从未见过他迟到过，或提前离开过任何一次学术研讨会，甚至是学生搞的讨论会，他也会非常尊重，坚持坐到最后。他曾说过，要尊重学术，首先就是要尊重他人，表现方式就是遵守会议规则，不能耍大牌。

杨老师曾经为整个师门写过“学术会议规则”，要求每个人，不论是教授，或是学生对待学术和学术会议要严肃，不要沾染不良习气。受他影响，我从未迟到或早退过任何学术会议，后来过了多年，我逐渐明白对学术的尊重，其实也就是对人的尊重，己若不欲，勿施于人。

“未出土时先有节，当凌空时仍虚心”，说的就是杨老师这种人吧。

仪式感就是自重

仪式感并非流于形式，而是以强调形式来表现实质。杨老师尤其注意仪式感，特别是学术仪式。我刚上博士那年，穿着随意，即使开学术会议，我也身着休闲装。为此，杨老师曾多次批评过我。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印度开会，去的时候应该是秋天，印度还很热，所以我没有带西装。杨老师告诉我，出国开会的时候，箱子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西装，因为衣着上的庄重就是仪式感的严肃，就是对会议主办方的尊重，就是对人的尊重，也就是自重者人恒重之，人轻者便是自轻。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参加过很多次国际研讨会，境外学者不论春夏秋冬都会在会场身着笔挺的西装，而国内学者则大都大大咧咧，可谓随意。这真的是一种坏习惯，没有仪式感的活动，只能算是聚会。

杨老师还对我言传身教过很多此类仪式感的礼仪问题。我在人大上学那几年，组织进行过很多次大型会议或活动。摆桌签和发言次序的问题也是一个重要问题，杨老师曾多次手把手地教我如何判断主座在何处，如何事宜的排放桌签顺位，如何安排发言次序。这看似排位的仪式，却也有着深刻内涵。真可谓世事洞察皆学问，人情练达亦文章。

我师从杨老师，从学问的点点滴滴，到生活的点点滴滴，可谓受益匪浅。直至今日，我安排自己的研究生搞会议排座次的时候，总是和杨老师当初交给我的一样，实践表明，我安排的会议真的就是比较周到，其实，这都是源于恩师的点滴教诲。

“亚里士多德式散步”

杨老师非常热爱生活，作为他的弟子，我跟着杨老师种过菜、做过饭、爬过山、下过乡、溜过弯、洗过温泉、K过歌、喝过酒、游过泳、打过球、看过电影、逛过商场、讲过段子、坐过地铁。上学那些日子几乎每天都和老师一起度过，很多时候杨老师对我们感觉都像是慈父。可能世界上导师很多，不过像是家长一样一起生活和学习的导师就不多见了。

杨老师每天中午都会在11点钟，从对面办公室来喊我们一起吃饭，吃饭后即开始午间散步，一般都是绕着人民大学走两圈。在散步过程中，杨老师会询问我的学习情况，论文进展，会议安排，也会对近来发生的法律事件或重大事件做出讨论。

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教学方式比较特别，他就是以散步的形式教导学生学术，这就是闻名于世的“亚里士多德式散步”。现在回想起来，当初杨老师和我们一起散步之时，就不仅是午餐散步，更是学术午餐，聊到的很多学术观点后来都被我们吸收，后来再回去加工成为文章发表出来。这些散步谈话话题很广泛，多有涉及到为人处世和生活的各个方面，杨老师总是以他的人生阅历来为我们详细讲解着无数个“为什么”，这些看法和观点都深刻影响着我，直到现在，我一旦遇到重要问题之时，总是想着，如果是恩师的话会如何思考，会如何处理。

在人民大学，杨老师的课可谓“人满为患”，常常凳子坐满了人，后到的人就在过道加把椅子，这种场面在“必修课选逃，选修课必逃”的当今大学是极为罕见的。课之所以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养分大”，语言表达和案例选择都来源于生活。很多人说，杨老师的课几个小时，仿佛一转眼就过去了，也有很多人说杨老师的课就像是在讲“评书”。相比之下，很多老师总是上课时板着脸，正襟危坐，上面讲的如同念经，下面听的如同嚼蜡。这种教学可以说是效果甚微的，不能引起学生兴趣的讲课就是在浪费时间。有的老师以点名作为上课的杀手锏，有的以手机存放在讲台作为避免上课溜号的办法，其实，这些都是错误的办法，为什么上课不能像杨老师这样生活化的讲授呢?没有内容的课，脱离生活的课就不是好课。

在人大念书的时候，我是师门中听杨老师课最多的一个人，有的课我是年年听，这些看似重复的课程，老师每次讲课都会有新意，都会充实很多内容。这些新内容都是恩师教学相长的部分，都是源于他丰富的生活和扎实的学术能力。所以，“评书”教学法看似简单，没有相当的积累和功力是绝对做不到的。我在政法大学教书后，教学方面受过多次奖励，后来也被人家说过我的课像“评书”，所以选课的人很多，也有很多人是年年选，年年上。这些都是源自在人大念书时，从恩师那里学到的治学理念和生活化教学。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朱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