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曾令良,1956年3月出生于湖北省麻城市,1978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外文系,留校任教。1986年,他获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学硕士学位,1987年获武汉大学法学硕士学位,1992年获武汉大学法学博士学位,2005年入选“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01年,被欧盟委员会授予让-莫内欧洲联盟法讲席教授称号,2004年2月被WTO争端解决机构批准为中国首批三位专家组指示名单成员之一,2014年10月晋升为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

曾令良教授长期从事国际法教学与研究工作,是我国世界贸易组织法学和欧洲联盟法学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他率先提出“主权辩证法”“欧盟法是诸多超国家因素区域一体化法”“WTO法自成体系”“现代国际法的人本化发展趋势”等重要学术观点,并获得普遍认同。

曾令良教授注重理论联系实践,对推动中国涉外法律制度的完善和参与国际法律事务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为中国对外贸易法的修订和货物进出口条例、反倾销和补贴条例等法规的制定提供了重要意见;他还担任了外交部国际法咨询委员会委员,就中国《缔结条约程序法》的完善、国际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推进国际法理念和原则创新、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等重大现实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有重要影响的咨询报告。

□　法制日报记者　刘志月　本报通讯员　安营石薇

哀乐里,他注视着前来致礼献花者,一如生前的慈眉善目。

7月9日夜,武汉大学法学院一楼模拟法庭,台上幕帘正中是曾令良教授遗照。

7月8日16时,因病医治无效,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高端智库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理事会执行理事长曾令良在武汉逝世,享年60岁。

在法学院三楼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会议室,9日夜,曾令良教授追思会举行。

追思会现场,迎面一条长桌上整齐码放着两排共16本国际法著作,曾令良是作者或编者。

持续两个多小时的追思会上,与会者用沾满泪水的语言勾勒出一位为学、为师、为公的长者大家风范。

“我有点累了。”

“要不我替您审最后一稿算了,我现在也是教授了,审个书稿也还是可以的。”

“还是我来审吧,不管怎么样,我是首席专家,就应该承担这个责任。”

这是曾令良与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李寿平教授之间的一段对话。

对话发生在曾令良因病住院治疗前7个小时,谈论的主题是教育部统编教材《国际法》的最后审定工作,曾令良教授是教材编写的首席专家。

1998年9月,李寿平开始修读武汉大学法学院国际法博士。

“在我心中,曾老师对学术的执着和热爱一直感染着我。特别是在他功成名就之后,仍能看到他一件一件高质量作品的问世。”李寿平说。

李寿平曾不止一次追问曾令良:何以能够不断地有新的思想和新的作品出现?

李寿平得到的回答永远只有一个:做学术只要执着,就一定会成功。

曾令良代表性著作有《欧洲共同体与现代国际法》《世界贸易组织法》《欧洲联盟法总论——以〈欧洲宪法条约〉为新视角》等,主编了《21世纪初的国际法与中国》《中国和平发展中的重大前沿国际法律问题研究》等著作。

曾令良生前还曾先后荣获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全国普通高校科学研究成果(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教育部跨世纪人才奖等奖励,获得第二届全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等荣誉。

“他对学术的热爱、对学问的热爱是我们这些研究者们的楷模。”武汉大学副校长、法学院教授周叶中用了“热爱”两个字概括他心中的曾令良。

虽说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宪法学,周叶中在追思会上脱口而出曾令良的重要学术成果:把人本主义思想贯穿到国际法的理论构建之中等。

“对曾老师,我看重的不是他的博导、资深教授、院长,而是他为学术那种‘拼命三郎’的精神。”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莫洪宪说,看到曾老师学术上的成就,实际上与他“拼”的精神分不开。

在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张乃根眼里,曾令良是中国研究国际公法领域颇有建树的学者,特别是其不只是理论上的研究,更多与实践结合推进。

“他在理论与实践上,对我国国际公法都有杰出贡献,这在我们学界是公认的,也是我一直比较敬佩他的地方。”作为与曾令良有二十多年交往经历的老友,张乃根评价道。

一生的恩师,永远的父亲。

吴燕妮虽然不知道曾令良教授对自己意味着什么,但“就是很重要”,她用“恩师”和“父亲”予以概括。

吴燕妮至今还记得,曾令良在广东珠海三灶机场为自己修改博士论文的场景。

吴燕妮在澳门大学读国际法博士,曾令良任澳门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是吴燕妮的导师。

“为了早点让我赶上当年的博士论文答辩,也为了我与家人早日团聚,他特意转机珠海,抽出3个小时,边吃饭边改我的论文。”吴燕妮说。

吴燕妮之所以说曾令良是“永远的父亲”,是因为她觉得,作为导师,曾令良为自己所做的远远超出了为师者的范畴。

在吴燕妮选择是否到深圳工作问题上,曾令良建议她,要去,以便兼顾家庭;在她选择是否要继续坚持在原单位工作下去时,曾令良告诉她,在任何岗位都可以找到差异化发展路子,找到自己的价值和存在感;在她抱怨工作累、单位领导总把事情交给她一个人做时,曾令良告诫她,一个年轻人怎么能整天说累,要好好干,年轻人不要怕吃亏、吃苦。

与吴燕妮一样,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副所长黄志雄也感受到了曾令良“爱生如子”的一面:既有为师者的严谨,也有为父者的慈爱。

黄志雄博士毕业时面临多种选择,其中一项是留校任教。

“当时,曾老师很委婉地跟我说,你要是做其他事也能胜任,但你更适合在高校从事学术研究工作。”黄志雄说,现在回头看,多亏了老师的点拨,自己确实适合在学校里教教书、做点研究,其他可能没办法做好、玩不转。

黄志雄认为,曾老师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去发扬他们的长处、鼓励他们,这是对学生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爱,大爱。

“曾老师对所有学生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一个老师对学生最朴素的要求:希望学生们学业有成、品德能修好、人生路走得稳。”说这句话时,河北省廊坊市德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凌慧明已泣不成声。

凌慧明师从曾令良。博士毕业后,他27岁就当上了副处长,年纪轻轻就成了一家律师事务所主任,身价千万。

“在我春风得意时,曾老师总跟我说:‘你要好自为之’‘常在河边走千万不要湿了鞋’。”凌慧明说,这些话常在关键时点醒了自己。

在凌慧明人生遇到重大挫折之后,他的夫人到武汉大学拜访曾令良,后者给予安慰和鼓励:“要相信慧明”。

“等我东山再起的时候,他又跟我说,‘你千万别骄傲’!”凌慧明感慨,正是曾老师这些简明扼要的指点、提醒,让自己走到了今天。

更让凌慧明感动的是,自己虽然在学术上没什么成就,但曾令良常与他人说,凌慧明是他最得意、最优秀的学生。

作为曾令良的得意门生,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讲师张皎更想用实际行动来祭奠恩师。

收到学院发来的《青年东方学者聘用合同》并要其提意见时,张皎给院长刘宁元发微信,表示对合同内容无意见,按学校、学院安排即可,唯一要求是在自己原有教学任务上增加一门《国际法》本科课程。

“教育部统编的、曾老师心血之作《国际法》教材在全国高校统一使用,我想教这门课,以此纪念先生。”张皎说。

今年1月,曾令良辞去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所长职务,这不仅让其恩师梁西教授感到可惜,其老友周叶中也颇感意外。

辞去职务之后第一次见面,曾令良向周叶中解释为何辞去所长职务:武汉大学法学院班子面临调整,为了让更多优秀的人才留下来,同时为了让国际法领域的年轻老师能有更大的发展平台。

“他说,他一个人调整了,整个班子就带活了。”周叶中感慨,曾令良这种大胸怀、大格局令人钦佩。

莫洪宪曾与曾令良“搭班子”,前者是武汉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后者是法学院院长。

“当时,法学院与政治学院要合并。怎么让合并做得到位、怎么让合并顺利进行,他想了很多方法。”莫洪宪说,曾令良为公确实有大格局。

李寿平也曾多次向曾令良追问:武汉大学法学院这么大一个学院,你能把它建设的这么好,还跟同事关系这么好、法学院凝聚力这么强,您有什么秘诀?

“他告诉我:当你在一个岗位上就要有一个岗位的眼光,当你在院长的岗位上时你应该考虑的是全院的发展,这种公正和负责是所有老师期待的,也是他能够让大家信服的,如果眼光仅仅盯在国际法上,那么这个学院肯定是不行的。”李寿平说,曾令良认为公正和负责是他能获得尊重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