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新中国侦查学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亲历了新中国侦查学的成立以及发展。作为新中国著名的侦查学家，侦查学的每一次进步都与他有密切的联系。面对两鬓染霜的周惠博教授，我们不仅感受到他饱经风霜的厚重人生，更感受到他思想的深邃与高尚的人格，他献身法学事业、潜心耕耘探索的精神让人感动。他个子不高，但身上却充满学者所特有的儒雅。在他的额头上，我们看到了沧桑;在他的眉宇间，我们看到了坚毅;在他的眼神中，我们看到了睿智。这位将人生六十余年光阴献给新中国法学事业的学界前辈，勉励每一位法学学子去演绎精彩的人生。

艰辛求学之路

周惠博教授1927年生于辽宁省海城市，一生共就读过四个高等院校。最初怀着治病救人的崇高理想，他先求学于东方医学院。后由于战争的原因，他徒步回到沈阳，后辗转来到北平。新中国成立之前，他就读于北平朝阳大学法律系。那时的朝阳大学是法学教学研究的重镇，当时中国法学界就有“北朝阳，南东吴”的说法。1949年朝阳大学年改建为中国政法大学，这是周老师就读的第一所正规大学。1950年中国政法大学并入中国人民大学，周老师最终在这里完成了学业。周老师也经常自嘲，自己一辈子在四个学校学习，却只从一个学校正规毕业。

1950年3月，周老师入学人大，从此与人大结下了不解之缘。人大建校伊始，西郊校区仅有三个系：法律系、外交系、俄文系。当时，人大的师资力量均为自己培养的老师，同时，苏联专家在教学工作中也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由于中苏关系密切，很多苏联专家到中国来传授知识，法学院的教学计划也是按照苏联的教学大纲进行的。很多学生被抽调出来，一边向苏联专家学习，一边给中国学生讲课，也教也学，教学相长。他们当时求知若渴的激情是我们这些后辈难以想象的。

1953年2月份，就在周老师即将毕业的前夕，自己人生的第一个重要转折来临。当时法律系新开设了一门全新的课程——“犯罪对策学”，但是缺少这方面的教师。当系领导问成绩优秀的周老师是否愿意担当此重任的时候，面对着无数即将面对的困难与艰辛，他欣然接受了挑战。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周老师为我国侦查学的建成以及发展倾注了自己全部的学识、热情、心血和汗水。

面对新设立的课程，没有教材，没有参考书，没有实践经验的周老师可谓是一片茫然。经领导同意，他到北京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实习，向侦查实务部门学习，同吃同住同活动，也学也备课，将经验上升为理论。到公安局报道后，周老师受到正副大队长的热情接待，两位队长都曾经从事过地下工作，有丰富的侦查经验。周老师说，自己在公安局里学到了指纹、刑事摄影、痕迹、文检以及破案、讯问等技能和知识，实践才是真正的老师。有一年暑假，周老师利用两个月的假期到上海市公安局刑侦处学习。他谢绝了局里同志安排他住宾馆的盛情款待，坚持和侦查一线的同志们吃住在一起。这样他就能体验真实的侦查环境，当案件发生后也能和他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向同志们学习经验。因为他担心住在宾馆里，案件发生后没有人会叫上他一起赶往案发现场，否则学习的最宝贵时间就这样浪费了。

新中国成立之初，社会还不稳定，刑事案件频发。案发现场有的距离市区遥远，周老师接到任务后就同侦查人员连夜赶往远郊，勘查现场。有时案件已经发生很久，尸体已经腐烂。周老师不得不在恶臭中观察侦查人员如何进行尸检，而且他也多次操作过。从案发现场回来后经常是深夜，侦查人员经常吃夜宵，可是刚刚接触过高度腐烂的尸体，他哪能吃得下，胃里一直恶心。周老师说，当时的困难确实是超出预料的，但是自己根本没有放弃的打算。时间久了，他便适应了侦查员的生活，深夜勘查现场已是常事，对夜宵也是来者不拒。

在公安局学习的这段时间，周老师不仅仅学习侦查方法和策略，还学习刑事技术。当时警察的侦查设备有限，周老师学习的也只能是传统的侦查方法了，如痕迹检验、指纹检验、枪弹检验等，但是当时这在中国国内也算是较先进的技术了。每一次学习都是侦查人员亲自示范，然后他亲自操作，并认真总结。他亲自取指纹并将其显示、比对;他亲自提取笔迹并且比较检验;他还亲自拆卸枪支，了解枪械结构……充足的实践才有了丰富的经验知识。我们现在所使用的侦查学教材，其中包含了周老师他们一代人辛勤的汗水。

致力人大建设

1954年上半年，在北京市公安局实习了一年后，周老师回到了人民大学，走上了一直向往的教学岗位，开始了他将近六十载的教学生涯。他是新中国建立后，全国高等法律院校犯罪侦查学的第一任教师。

由于还是学生，和当时其他很多老师一样，周老师一边讲课，一边学习自己尚未修完的课程。新的课程没有教材，课程开始并不顺利，“山重水复疑无路”。在苏联专家到来之前，著名的翻译家王之相将《犯罪对策学》的俄文本翻译成中文，分上下两册。一学期之后，前苏联著名的刑事法律专家柯尔金到人民大学授课，并且带来了该课程的教学大纲和教材，教学僵局终于被打破，呈现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迹象。周老师的第一届学生是曾经和自己一起上过课的本班同学。周老师在第一节课的时候就谦虚地告诉同学，自己对课程的有关内容也十分陌生，因此，说是教授课程，实际上是亦师亦友，和同学们一同探讨侦查学的问题，在教学过程中相互学习。

犯罪对策学课程的实践性很强，很多内容都是不断更新的，周老师一般是一个学期上课，下个学期外出调研。因此，他承认自己没有一个学期备过课。他曾到过全国2/3以上省市自治区，每到一地都听取当地公安机关侦破案件的经验，并收集典型案例。如果有条件的话，他还会亲自到一些偏远地区考察。他曾经到过上海、南京这样的大城市，也到过常州、镇江这样的中小城市，最惊险的是，他曾深入苏北某县实地考察，而这个县是当时全国有名的土匪聚集的地区。

前苏联专家对人民大学法律系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当中苏关系处于蜜月期的时候，在人民大学授课的苏联专家最多时将近百名之众，仅仅法律系就有二十多人。当时全国其他设有政法专业的著名院校，如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西南政法学院、西北政法学院都派学生来此听课，于是人大法律系成了新中国法学的摇篮。后来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专家被撤走，但是他们离别时依依不舍，不能释怀在人大的岁月。

侦查学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学科，因此实验室的建设是必不可少的。1953年上半年，侦查学实验室建立。这是我国高等法律院系中最早建立的实验室，为本科生学习刑侦课程提供实验场所。初始阶段，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实验室建设起步很快。作为新中国教育界长子，人民大学经费充足，但是缺乏经验和设备。所需的设备最初都是在向苏联专家咨询，由其列出清单之后，学校老师自己购买，自己调配化学药剂。苏联专家撤走以后，人民大学法律系又开始了艰苦的探索历程，受苏联专家帮助极大的侦查学也不例外。他于是，周老师只能到公安部门咨询该购买哪些仪器设备和化学药剂，当时实验室人手不够，所以买设备的事情都是由教师亲历亲为。他常常是背起书包，到王府井文化用品服务部，买照相机、放大镜、显微镜等设备。为了保证实验效果，设备都买最好的，放大镜是东德的，第一台显微镜是日本产的，洗照片所需要的暗室也是在公安部的指导下一手建造的。经过周老师和其他老师的努力，侦查学的实验室终于成型。

1966年开始的“文革”给中国人民大学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各级党政组织陷于瘫痪，教学、科研工作被迫停止。1970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停办，侦查学实验室也被迫停止了工作。随着形势的恶化，为了保证公安部门提供的教学用枪支的安全，周老师和徐立根老师把他们都退还给了公安部，所以“文革”时期实验室未受到严重损失。

70年代末期以来，国内外物证技术发展迅速，1985年经国家教委批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开始招收物证技术硕士研究生。同年，国家教委决定在高校法律院校中设立物证技术学课程。为适应物证技术学教学和科研的需要，1986年经校长批准，将实验室更名为物证技术实验室。历经十多年的建设，特别是1990年在原国家教委的支持下，物证技术实验室得到世界银行贷款的帮助，补充和更新了部分仪器设备，不仅使本科生学习物证技术学及研究生学习物证技术学、物证仪器分析、物证显微镜学的实验教学环节得以保证，而且为物证技术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提供了科学实验基地。在今后学校“985”三期、“211工程”项目建设中，学校将对实验室投入大量的资金，对部分使用年限较长的仪器设备进行更新换代。

1989年，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批准，法学院建立了中国人民大学物证技术服务中心(现为中国人民大学物证鉴定中心)，依托物证技术实验室的设备、技术力量，鉴定中心面向国开展司法鉴定和咨询服务，同时也为学生的实践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人生豁达、教学严谨

周惠博老师还提及教书育人与“三”字的奇妙关系：“教书人正是站在三尺讲台，手握三寸粉笔，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来向学生们传授知识的。”所以，周老师开玩笑说，做教师的就是卖嘴的。谈起自己半个世纪以来的教学生涯，周教授非常谦逊地借用朱自清先生的一句名言就轻轻带过去了。“一切都平平常常地过去了，要说是福，这就是福。” 这样简单的一句话，让大家体会到了这位古稀老人谦和、淡泊的豁达心境。

他又引用朱自清的话说，时光不能倒流，“燕子去了，还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还有再青的时候;但我们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在他现在的年龄阶段，记忆力虽然下降，但是在同龄人中算是很好的了。他有一个深刻的体会，一个人老是在家里苦思冥想，对记忆力不好。应当将自己的思想讲出来， 同时多和年轻人交流，体会新鲜的思想。他曾反思自己的一生：年少时无知;青年时有热情，但易冲动，不冷静;中年艰辛;老年时间充裕，但是精力、记忆力已经力大不如前。

他引用刘禹锡的诗道：“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必须学会改变那些可以改变的事情，容忍那些无法改变的事情。人生在世，难免遇到那些不如意的事，苦恼的事。而这些痛苦的事，有些可以改变，有些是无法改变的。既然无法改变，我们何不换一种思维方式，把心态的开关扳向积极一面，使自己有一个阳光心态，快乐的人生呢?

周教授对于教学生涯有着深刻的体会，这些体会既是他的感悟，也是他对年轻一辈的期望。他谈到，首先，要活到老，学到老，每个人都要不断地追求和学习新的科学知识，不断地获取新的信息，树立新的理念。其次，读书人要把书读透，哪怕一生只读懂几本书，切忌好读书而不求甚解。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每个人都要有事业心，“返聘的人也要有百炼成仙事业心，事业心是人的精神支柱，它能让人忘却生命中的烦忧，即使鹤发也会童颜。”周老师上课从不迟到，而且他的课程在返聘教授中是最多的。他说，自己选择教师这条道路是选对了，这也是他的兴趣，自己内心能为从事这么伟大的事业而感到无比的自豪。

周教授强调学校的教育要以学生为本，真心为学生服务。要给学生一杯水，自己就应当有一桶水。教学相长，他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只是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而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是客观规律，学生不要以老师为范本，而要以老师为对手，这样学生才能发展得更好，科学、知识才能得以传承，一代才能更比一代强。他举例说，何家弘教授就是他的学生，现在他已成为侦查学和证据学研究领域的领头人了，他对此感到很欣慰。他又举例说，犯罪心理不是自己的第一专业，不是自己的长项。刑法学的一名研究生在考试的时候写了一篇关于犯罪动机的文章，自己觉得很新鲜，回答的很精彩。他找出其中的有关论述，以后讲课的时候就将其作为教学内容传授给同学们。他觉得这没有什么值得羞耻的，反而特别高兴，因为自己又学习到了新的知识。

“年轻一辈应当利用大好时光，成就一番事业。一个人不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都应心存一份美好的情感，与人为善，助人为乐，更好地享受人生。”这是道高望重的周惠博教授带给我们的殷切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