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令良教授的逝世，不仅是我国法学重镇武汉大学的重大损失，也是我国国际法学界的重大损失，更是我国法学事业和国际法治事业的重大损失。

2016年7月8日，在医院昏迷半个月的曾令良先生再也没有醒过来。

他今年60岁，对于一个研究学术的学者来说，正值盛年。

曾令良先生是我国著名国际法学家、法学教育家、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在国际公法、欧盟法、世界贸易组织(简称WTO)法等方面的研究硕果累累，学术著作等身，也是我国欧盟法和WTO法研究开拓者之一，为我国融入经济全球化、法治建设的完善、国际法教育的普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对于曾令良先生的离去，痛惜，是整个社会的声音。“曾令良教授的逝世，不仅是我国法学重镇武汉大学的重大损失，是我国国际法学界的重大损失，更是我国法学事业和国际法治事业的重大损失。”中国法学会在唁电中写道。

如今提到曾令良，88岁的原国务院法制局局长、中国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世界贸易组织法研究会会长孙琬钟先生难掩伤感，他摘下眼镜，擦拭了一下眼睛，语气略带哽咽地说，“曾令良先生离开我们一个月了，我经常会想起他，眼前是我们开会时见面的情形，耳朵里是研讨会上他的声音，总觉得他还没离开我们，还和我们在一起，还活跃在课堂上，还在给学生授课。”

“热情、朴实、平和、谦虚”

1999年，43岁的曾令良被中国法学会评为第二届“全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上一届在1995年举办，知名法学家王利明、赵秉志等获此称号。

在那次评选活动上，时任中国法学会常务副会长的孙琬钟先生是评委，他第一次见到了曾令良，印象深刻，“热情、朴实、平和、谦虚。”

“我看不到他身上表现出一些人身上的那种自负，当时他才到中年，已经是学界中的翘楚，他很谦卑。”孙琬钟回忆道。

当时的曾令良由于在国际法研究方面取得的开创性的成果，在法学界名气已经不小。

20世纪80年代初，国际法领域的研究在国内还是冷门，国内对“欧共体”也知之甚少，对它的了解只是限于一些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材料。对欧共体法的研究，国内还是一个空白。

当时，曾令良在美国密歇根大学留学，他意识到国家的改革会进一步开放，国际法领域的研究对中国和世界各国极其重要，所以他选择了研究“关贸法”和“欧盟法”。后来，世界贸易组织法和欧盟法成为他主要研究的领域。

这一判断，让他成为国内这两个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之一。1996年，他出版《世界贸易组织法》一书，这是我国从法律角度研究世界贸易组织的第一本专著。

同时，他的《欧洲共同体与现代国际法》著作也已完成，这也是我国研究欧共体法和对外关系法的第一部专著，在海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

其实，早在1987年，他就在《法学评论》上发表了《论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资格——兼述我国缔约国地位的恢复问题》的文章，这是我国学界在这一领域发表的第一篇论文。

到1999年，曾令良在这些领域取得了大量开创性的研究成果。但是，对自己取得的成就，曾令良却没有丝毫的骄傲。那一次见面，也令孙琬钟和这位年龄相差20多岁的年轻法学家开始了长达十几年工作上的交集。

在后辈以及学生的眼中，曾令良也是一个很客气、平和、谦虚的人。

中国法学会世贸组织法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杨国华也和曾令良有过很多工作学习上的交集。

1991年，杨国华在武汉大学读研究生时，就和曾令良打交道。后来，他任商务部条约法律司副司长，他们的交往变得多起来，“曾老师属于我老师辈的长者，但是和我们接触的时候都是很客气的，是一个特别平易近人的人。”

前瞻的学术思想

改革开放后，我国开始寻求恢复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席位，开始了长达多年的“复关”和后来的“入世”谈判，当时，曾令良就开始对这方面进行研究。

对于当时研究这一领域的学者来说，存在诸多困难。刚改革开放，百废待兴，研究工作面临资料匮乏、学术研究传承的土壤贫瘠、语言没有优势等诸多问题。

在杨国华看来，直至目前，我国国际法实践还是不多，中国积极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解决与其他成员的纠纷，案件才36起，“一个法律没有实践是空的，没有案件，大家对国际法研究的兴趣少了。”

WTO法是一个卷帙浩繁的法律体系，加之中国对WTO法的了解认识不多，这主要始于“复关”和“入世”谈判，但是范围小，只是少数官员和部分专家学者参与。

在这样的氛围下，曾令良多产的研究成果，为国内国际法的研究、国际法教育提供了支持。在他的努力下，武汉大学开设了多门国际法的课程。

同时，他积极参与国内外有关WTO与中国入世议题的研讨会，利用这些机会和平台不断扩大和增进同国内外、境内外学界同仁、政府部门和国际组织官员的交流，也传播了自己的学术思想。

“如何应对入世以后我们面对的新情况新问题，如何在WTO的框架之内趋利避害，如何利用WTO的规则使我们更好地走向经济全球化，如何更好地使我们在入世这个契机基础之上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推动我们的经济发展，推动法治建设进程，这是个摆在当时法学界面前的一个重要话题。”2001年，孙琬钟、曾令良等学者发起了中国法学会的世界贸易组织法研究会，后经中央批准，8月29日正式在北京成立。

“一起共同创建研究会，到如今已经整整走了15年，他为我们研究会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为推动研究会的发展作出了极大努力。”孙琬钟说。

中国入世谈判最后几年，曾令良被原外经贸部聘为WTO法律顾问，先后多次应邀参与中国与WTO法律问题的研讨会，提交书面咨询报告或作专题发言，还为中国对外贸易法的修订和货物进出口条例、反倾销和补贴条例等法规的制订提供了重要意见。

对于中国入世后如何利用WTO一般例外条款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曾令良》作出了颇为系统和全面的论证，其研究成果受到有关领导和中国谈判代表团成员的极大重视。“中国加入WTO对我国法制建设产生的影响是一场全面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深刻革命。”曾令良经过大量研究，透彻地分析了研究WTO法的重要意义。

基于曾令良作出的贡献，2001年，他被欧盟委员会授予“欧洲联盟法讲席教授”称号，2004年2月，被WTO争端解决机构批准为中国首批三位专家组指示名单成员之一，2005年入选“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14年10月晋升为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

痛失才俊

6月24日早上，武汉大学教授黄志雄碰到导师曾令良，和他进行了一场深入的沟通，可黄志雄想不到，晚上导师就病重入院。

黄志雄记得，这场沟通很愉快也很深入，曾令良跟他说，最近论文比较多，还有一些项目需要推进，休息有点不够，感觉比较累。

那时，曾令良正在审编一本教育部的重点教材《国际公法学》。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李寿平教授也是这本教材的负责人之一，也听曾令良跟他说有点累。

“要不我替您审最后一稿算了，我现在也是教授了，审个书稿也还是可以的。”李寿平对曾令良说。但他回答，“还是我来审吧，不管怎么样，我是首席专家，就应该承担这个责任。”

这一段对话发生在曾令良入院前7个小时。

曾令良住院后，黄志雄等人一直祈祷，希望导师能够熬过这一关。但半个月后，不幸的消息还是传了出来。

他答应孙琬钟老先生，明年春天，“在武汉大学举办一次非常出色的世界贸易组织法研究会年会”的承诺似乎再也无法实现。

多年来，曾令良率先提出的“主权辩证法”“欧盟法是诸多超国家因素区域一体化法”“WTO法自成体系”“现代国际法的人本化发展趋势”“将国际法治列入依法治国的范畴”等重要学术观点影响着后来者，也被人们广为接纳。

6月29日，《光明日报》刊登了他的文章，文章呼吁国家要注重和探索国际法与相关学科或专业的交叉整合，如网络空间国际法、生物技术国际法等等。

“曾令良先生是一颗耀眼的明星，虽然陨落了，却让后来的慕道者看到光明。”孙琬钟评价说。

（来源：民主与法制时报  作者：本社记者 李张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