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明瑞

1947年9月出生于山东招远，我国著名民法学家、法学教育家。198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后留校任教，1985年到烟台大学工作。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法律系副主任、主任、校长、党委书记等职。兼任中国法学会民法研究会副会长、山东省知识产权研究院院长。郭老师从教近30多年来，专致于法学教育、科研工作，民法著作。曾讲授民法、继承法、经济合同法、票据法等课程，如今已是桃李满天下。1980年至今，已发表译文10余篇，论文100余篇，专著50余部，教材20余部。其研究领域涵盖民法各部，均有精到之见解。先后荣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两项、司法部第二届全国法学教材与科研成果一等奖一项、教育部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三等奖各一项。并作为重要成员先后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制定。

学府梦断，军营磨砺坚强意志

我是60年读初中，63年读高中。从我上中学一直到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这段时间里，教育一直很正常，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学校没有冲击。64年教育改革时，我觉得当时好像没有像现在的学生这样有很多负担，我们那会同学们可以组织各种兴趣小组，包括搞生物研究，如何培育树苗等。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因为当时社会上有关于批判“三家村夜话”的系列运动，学校里的老师组织一些学习报道。然后工作组进入学校，开始了停课闹革命，其实学生也不知道多少东西。工作组也组织过红卫兵代表到北京去。我们高中三年级的学生是半天闹革命半天学习，准备参加高考。但是66年的高考，开始时说是延期，到了9月份通知取消高考，而我们当时志愿都填好了，文革运动使得我们无法参加高考。工作组离开以后，就基本上放开了。县委的领导分为不同的派别，学校也分成了两大派。我们66年高中毕业，67年在学校闹革命，等到68年军管小组进学校后，我们就回家了。高考取消了，这次已经填好志愿的高考就这样结束了，我们成了回乡知青。以后从事其他的职业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掌握的，当然我们也梦想找个好工作。

我69年去当兵，当时当兵无非就是找一条出路，从个人前途上来讲也是一种选择。我在部队服役六年。这六年对我的一生很重要，影响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部队上的学习比在家中学习更有利，这时候的学习主要是政治学习，看一些政治性著作，如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等著作。二是工作能力的锻炼，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也是有影响的。68年在工区当兵，开始在警卫排站了二个月的岗后就到管理科做文书了。在管理科当兵这段时间，接触的人比较多，上有领导，下有一般工作人员，待人接物的能力上有所提高。三是在部队锻炼养成了我守纪律能吃苦的精神。部队的纪律、管理是相当严的，紧急集合一分一秒都是要准时的，我能吃苦也是经受了锻炼。我在部队的六年呆过两个地方，前三年在工区机关做文书，后三年到独立营施工打坑道，我做副排长。71年后工区领导想提拔我做干部，就派我到独立营打坑道，这对我的锻炼是很大的，经历过生死的考验。我们连的任务地段塌方事故多，一次在放炮以后石头排险，突然一块石头落下，正从我面前划过，非常危险。当时我们工地的住处在山脚下，工作工地在半山腰。这种辛苦能够坚持，生活中其他的艰苦都能够承受，所以部队培养了我坚忍不拔的精神。 

大变革后的选择：我要上大学

我是75年退伍的，在部队时就结婚了。当时部队的领导劝我留下来，但我清楚独立营机关无法安排家属的工作，而且我的身体也不是太好。4月份我从部队回来后，到烟台做了两个月的工人。当时烟台砖瓦厂到县里招10个工人，要求是退伍军人，这样我就到了厂里，工作了两个月，后来我家里还是有一定的困难，我们一起来的工人基本都回家了。之后我就到了中学做民办老师教书去了。我是教语文和政治的，说实在话，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教书，主要是不知道如何点评作文，普通话也不是很好，所以我上课时是不读课文的。校长到我的课堂上听过几次课，基本上肯定了我的上课方式。

到1977年的时候，教育出现了复兴的可能性。我在中学做班主任时，就开始抓了班级中一部分同学的学习，这部分学生在招远一中恢复招生时，班上12个人被录取，后来参加高考，全部被大中专录取，这些学生也就成为79级的大学生。因此，这个班级在我们当地是比较有名气的。

1977年秋天，广播里说恢复高考了。我的一个同学在村里任支部副书记，就到学校找我商量一起参加高考。我们就决定再次把握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当时公社里还组织高考复习辅导，我负责政治辅导。高考复习的时间，主要是利用晚上，复习起来也方便。高考时也没有啥想法，填报志愿时开始是吉大考古专业，老师同事都说我政治很好，又是党员，应当报考北大政法专业，这样我就改成北大政法专业了。当时很多人很惊奇，毕竟报考北大的人很少，之前我们招远一中只有一个人考上了北大，成为季羡林的弟子。

此时参加高考我也不是说有完全的把握，毕竟我们高中毕业后耽搁了十一年了，此时中学教育发展到什么程度不了解。我考试时其他科考得不错，考数学时难倒了一些人，但对于我不算太难，数学的加分题我没有做出来，这需要微积分的知识，我之前没学过，其他都没有问题。后来从高考体检名单上看到我的名字，知道考上了。对于我们来说，考学也是人生的一条出路，这段经历很特别的，如果我不当兵就会被推荐上工农兵大学，因为我在农村干活干得不错，在部队因为超过年龄就不能被推荐，这也是命运的安排吧。

我们这些老三届的人，特别是66年毕业的学生特别感谢邓小平，没有他恢复高考，我们就不能上大学接受高等教育。我考上了北大法律系，也是对自已的一生都有影响的。

未名的77，四年学艺，一生情缘

我接到北大的录取通知书，因为家庭情况的原因，我不像其他人那样特别高兴，而是一直考虑是否去报到，因此我报到晚了几天。在上北大前，我对北京大学是有一定印象的，是文革中的印象。文化大革命搞大串联的时候，县里组织红卫兵代表到北京，我们县里组织了两百人，我是代表之一。当时我们住在海淀区的八一中学，期间曾到北大去看过大字报。后来我到北大读书时，还专门去过八一中学。

我感觉到北大教育的特点就是自由，没有强迫性的教育，学生是否上课、学与不学没有人强制。因为刚恢复高考的原因，我们班是年龄构造很奇特的，大家之前的经历很不同，思想比较活跃。北大的学生重视自己的自学，也这是不同之处，毕竟机会难得，学习也比较刻苦。我是听课比较认真的。

我觉得当时的学习当中有一些方法是很有好处的。第一是学习原著，我们班的大部分同学马列全集都看过。李志敏老师曾经说过，看任何一个问题，总是有一个立场、观点、方法，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于分析问题是有很有用的。这个观点我是接受的，他在讲婚姻法时，就涉及到观点方法的问题。第二个是课堂讨论。无论是应用法学还是理论法学包括法理学，都有课堂讨论，讨论有各种不同形式，多数是分小组讨论，在课堂上讨论交流，还有在宿舍讨论，这种学习方法对启发思维有意义。每个人看问题都有独到的角度，再经过大家的讨论，会得出一个相对正确的结论。第三个很重要的是研究，重视论文的写作，包括考试。我们这一届的学生在读书期间好像没有一次真正的闭卷考试，基本上都是开卷。一个题目等于写一篇论文，通过这种训练对研究都有好处。实际上我认为开卷考试比闭卷考试要难，一个题目要努力复习，晚上都在琢磨，这对拓展思维更有利。同学间也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活动，如论文比赛、上台演讲等。

北大的老师指导学生是非常认真的，很关爱学生。那时我们有上课的老师和专门的辅导老师，我们学生课堂讨论的时候，辅导老师都是在场。课后老师会指定一些阅读书目，要求翻阅一些资料等。我在1979年翻译苏维埃经济法也是老师给找的资料，翻译完后再进行校对。这些对我们的教育非常有利，不仅帮助我们树立了信心，而且通过校对，使我们对专业术语的理解更为准确。北大的毕业实习是有特点的，我们这届要求到外地实习，我就是到南京的法院去了。所以，在北大的学习对我一生影响很大。

我本科毕业当时没有参加研究生考试，主要是从家庭方面考虑的，我上学时小孩子已经2岁了，家庭经济上比较困难，我一心想回到家乡工作，当时山东省只有两个名额可以回到家乡，而北大当时有四个山东人是法律专业，王建平考取了研究生，冯殿美和刘和海回到山东老家，我则留在了北大任教。我是喜欢教师这个职业的，北大留校后在民法教研室，王国枢老师曾经和我谈过让我去诉讼法教研室，因为我比较喜欢民法，还是留在了民法教研室。

一生求索民法路，皓首穷经著春秋

最开始关注民法与李志敏老师有很大关系，前面谈过他在79年时就指导我翻译过苏维埃经济法的论文，后来李老师找了许多苏联五六十年代苏联民事法典制定之前，有关民法和经济法的大讨论的论文让我翻译，我通过这些资料知道了民法，并喜欢上了民法，我感到民法的学习是有意义的，这期间我看了大量俄文的苏联民法方面的书籍。我到民法教研室时，教研室的四位老师王作堂、魏振瀛、李志敏和朱启超老师正在写民法教程这本书，教研室给我们分配了撰写任务，我分配的是民事立法的发展这部分。这一章涉及到建国后到现在的民事立法方面的内容，老师们已经搜集了许多资料，都给我作参考。这个工作对我今后发展的帮助也是很大的，特别是对于在民法教材编写方面的帮助是很大的。教育部组织编写由李由义老师主编的民法教材这本书，大纲就是我写的。后来我去烟台大学工作时，李由义老师说，不论我到哪里工作，都要参加这项教材编写工作。83年我和李老师合作在《法学研究》上发表了有关民事责任的文章，李老师给予了精心指导，对我自己今后的写作有很多的帮助。

就我国的民法学研究而言，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后，民法学的复兴发展是一个吸收、消化到创新的过程。改革开放后，我感觉民法、民事问题与社会、社会的发展联系是紧密的。在我看来，经济法主要是与国家的计划经济联系在一起的。我国在82年到83年时，对民法和经济法的关系有过很大的争论。我看过有关国外如日本及我国台湾民法方面的书籍，对民法有了一些了解。1985年我写了一篇论文《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由民法调整的必要性》，并且那年参加了在苏州举行的民法经济法研究会的成立大会。后来我参与编写了许多部民法教材。85年在民法经济法研究会成立的年会上，我与王利明商量编著一本有关民法的著作，即《民法新论》。后来我独著《民法基本问题》、《民法概论》（民法通则通过以后）等民法学专著。就我个人来讲，看的民法书籍更多的是台湾的郑玉波和史尚宽的著作，还有一些苏联的俄文资料和书籍，这些都对我学习研究民法的影响很大。1986年《民法通则》的制定研讨会，我没有参加，但对于北京有关民法的立法情况还是了解的。《民法通则》通过以后，有关民法的研究更进一步发展了。在中国政法大学主持的纪念《民法通则》颁布实施一周年的研讨会上，梁慧星提出了有关私法的问题，这对于今后的民法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在各部民法教材的编写过程中，我承担的任务各不相同，但除了婚姻家庭法之外基本上都接触到了，如物权法、债权法、侵权法、继承法等。

在民法学的道路上学习、思考了很多，对民法研究的贡献，我个人觉得谈不上，观点被接受也谈不上是贡献，只是觉得对制度的研究做了一些工作，如民事责任制度的研究比较深入，有关民事责任的论文是在李老师指导下完成的。我承担的教育部首届中青年科研项目的课题就是有关民事责任的。还有一个是对担保物权的研究，我曾经承担了山东省的一个有关担保物权的科研项目，我的博士论文也是有关担保物权的研究方面，后来《担保法》制定出台了。其他如诉讼时效、责任关系、继承制度等都做了一些研究。我与房绍坤老师承担的一个课题是有关继承法完善方面的研究项目，在这里面我都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观点。我颇感欣慰的是赶上了一个好时机，参与了一些立法活动，如《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等立法工作，其中我提出的一些观点有的也被接受。我在许多问题上的观点虽然未被接受，但立法也是妥协的产物，如在物权法立法中对于宅基地使用权和农民的房屋，我的观点是应该允许抵押、流转，但未被接受。我在参加立法活动中，最经常的还是重点站在农民的角度，考虑到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的立场上的，我认为我们不能完全是在站在城市的角度而忽视对农民利益的保护。我记得江平老师曾经问我，为何对农村的问题了解得如此深入。我告诉江老师，我家就是农村的。参加立法活动，包括侵权责任法的立法，我认为，能够把自己的意见向立法机关反映，这对于深入自己的研究，对于促进中国的立法更加符合中国的现实，具有一定的意义。

 回家教书——烟大法律学子之领路人

我在北大的时候尽管系里对我很支持，但有些实际困难，学校是解决不了的。我的孩子83年开始上小学了，我的妻子也到了北京从事临时工作。当时的困难，一是户口问题，户口是比较重要的，粮食凭票供应，没有户口就没有粮票；二是没有房子。我毕业时住在学校宿舍，和姜明安一个宿舍，后来是分配和程信和住在一起，但程信和与他女儿已经住在宿舍里，我是不可能搬进去的。后来教研室让我住在民法教研室的办公室里，白天办公室还要用来开会。我的爱人和孩子涉及到户口农转非以及调到大城市等问题，这种情况下我只能选择离开。恰好85年北大清华援建烟台大学，法律系有援建任务，而85年职称改革在北大试点实行高级讲师制，我和武树臣被评为讲师。山东当时的政策是讲师可以解决农转非户口问题，烟台市委书记王济夫答应杨春洗老师，可以解决我们这些人的户口问题，所以我的户口就迁到烟台大学，解决了农转非问题。就这样我到了烟台大学，安排到教务处做副处长。烟台大学由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两校援建，一些资深教授和青年才俊来到这里帮助建立起各个院系，不同的是，这里也是我的家乡。

我是看着烟台大学一天天成长起来的，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充满了感情。作为校长、专家、教授这些不同角色，我都会尽自己的努力把事情做好。我是比较喜欢当老师的。我做过中学老师。当校长也是老师。当老师有非常多的好处，最大的好处就是接触学生，教学相长。通过教，你可以提高，学生提出的问题，可能是你没想到的，从而指明你研究的方向。再就是我觉得，当教师容易有成就感。你教的学生，其中有许多是优秀的，尽管你不能说是你的作用，但他毕竟是你的学生。即使你不再教了，他还是你的学生。校长是一种职务的安排，也是怎么培养学生。一直最希望的事就是烟台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授予权。烟大是北大、清华援助建设的，我提议办高水平的大学，发展到今天来说，烟台大学具备这样的实力，从师资来讲，有百分之二十多的博士，有自己的院士，有自己的教学名师，有兼职的教授，还有些博士是从海外回来的，在有些领域可以说已经取得领先地位。如果说烟大有博士授予权，一方面可以培养自己的博士，一方面可以给著名的教授、学者创造一个更好的条件，因为他们希望带博士。我曾经说，烟大是一个师资培养基地，鱼养大了就走了。怎么办，就是把池子挖大，把水放深啊，所以现在加强学科建设，争取早点把博士点批下来。我已经做过了很多努力，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但我相信是一定会实现的。

年轻一代要把自身的优势发挥出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他们会超越我们这一辈的学者，更要在超越比我们更老的那一辈学者上下足功夫。我们现在各个部门法的交叉学科的研究很少，在民法研究取得优异成果的，往往刑法研究很少，刑法研究比较优秀的，往往其他部门法学研究不多。而我们老一辈的学者，如史尚宽等，他们不仅有民法著作，其他部门法学的研究也很深入，他们的学问功底相当深厚，我希望我们年轻一代把理论基础学扎实，更好地促进法学的繁荣发展和法律制度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