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敬东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国际经济法室主任、研究员，中国法学会WTO法研究会副会长，2015年4月被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副庭长，赵维田教授生前指导的博士后。该文写于2015年7月20日。
2015年，时值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20周年之际，我国WTO法理论的引领者、WTO法律实务的实践者、清华大学的杨国华教授向国内同行们发出了撰写“我与WTO之缘”的征稿倡议，还专门就此事致电于我，这本是一件好事，但却令我深感为难。原因在于，今年4月到最高人民法院挂职后事务性工作较多，而且生怕给人家误事，因此，脑子总是安静不下来，加之最近一次出差偶感风寒，身体不适、卧床几天，于是总想借故将此事退辞掉。可国华兄偏偏锲而不舍，听说我病了就说可以等着我，这就让我惴惴不安了——即便躺在病床上，此事也总萦绕在心头，今天身体刚刚见好，就不敢怠慢地拿起了笔。
实际上，这个话题一经国华兄提出，就让我陷入了一种深深的思念，思念已离开我们近十年的我国著名WTO法学家、我的博士后导师赵维田先生。谈起我与WTO之缘，离不开赵老。是赵老的独特学术风采和其著名的《世贸组织的法律制度》一书引领我走进了一个崭新的国际法世界——WTO法，虽然经历多年努力，自己在这个领域至今仍无建树，但对WTO法初心不改，始终为她的科学魅力所吸引，不能自拔。
记得在2009年，国际法学前辈刘楠来教授让我为赵老写一篇纪念文章，以供“中国社科院著名学者纪念文集”出版，当时我正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访学，不敢怠慢，放下手头所有事情，每天都在回顾与赵老共处的时时刻刻，用心写下了一篇纪念文章，我想我再也不能写出比这篇文章还好的、用作“我与WTO之缘”的主题征文了，故将该文章稍加修改，以飨读者。如果还能激励看过此文的后来人，那真就是意外之喜了。
我国著名国际法学家、中国法学会WTO法研究会第一副会长、原对外经贸部法律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赵维田教授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作为赵老的学生，我至今仍无时无刻不被赵老那种既勤勉、严谨而又充满感情色彩的学术大家风范感动，他走过的一条披荆斩棘的探索之路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青年运动的人生启迪
赵维田教授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家境贫寒，但他自幼学习十分刻苦、成绩优异，高中毕业后竟同时收到了七、八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最终他选择了当时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中央大学。同当时许多追求进步的青年学子一样，在大学期间赵老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参加了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南京学生运动，后成为其中的领袖之一，期间曾一度被国民党关进监狱，但他却始终矢志不渝、坚持斗争，以实际的革命行动迎来了南京的解放和共和国的诞生。
解放后不久，他即被调至团中央工作。每当谈到团中央这段工作经历，赵老都会由衷地发出感慨：“当时在胡耀邦同志领导下的团中央，我曾担任耀邦同志秘书写作班子的成员，这段经历使我终生难忘。”赵老对耀邦同志的领导作风，特别是他那种善于倾听不同意见、鼓励年轻干部讲真话的领导风格十分钦佩。他多次和我讲，那时的团中央是一个十分活跃的群体，朝气蓬勃、人才辈出，这与耀邦同志的卓越领导才能是分不开的。他回忆说，有一次几位青年干部给耀邦同志写信提出：歌曲《东方红》有一句歌词——“中国出了个大救星”与《国际歌》中“世上本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什么神仙、皇帝”的歌词是矛盾的，所以这句歌词不合适。耀邦得到这个意见后，经过一番思考当即决定：今后《东方红》只播放曲子、不播歌词，这个决定在个人崇拜登峰造极的那个时代无疑需要极大勇气。赵老不但学习了耀邦善纳众言、追求真理的优秀品格，并在后来的法学研究中将不惧艰险、坚持真理的团中央作风发扬光大。
每当我问及赵老为什么总能把那些精彩流畅、毫无造作之感的语言运用于学术著作中时，他总是脱口而出：“那是耀邦的功劳”。他解释说，耀邦同志曾多次告诫写作班子成员：要用自己的话写文章、不要人云亦云。在当时那种几亿人只能背诵语录、传达最高指示的年代，这句话是多么的弥足珍贵，而正是耀邦同志的这一指示激励着赵老在经历艰苦探索后形成了国内法学界少见的俊朗文风。人们每每感慨道：赵老的作品在深刻论述法学理论的同时，也向人们展现出一幅隽永、优美的法律画卷，国内法学名家郑成思教授曾评价说：赵老的书没有一句废话，许多语言已成为法学领域的经典名句。
团中央的工作经历对赵老这样的青年知识分子十分难得，成为影响其人生历程的最为重要一幕，但也正是这段经历又使其蒙受了文革带来的巨大痛苦和精神创伤。文革开始后不久，他就被下放到河南干校劳动，期间他的大女儿因忍受不了残酷的生活现实而精神失常，对此事，赵老从不愿谈起，是他的老伴儿姜阿姨向我诉说的，姜阿姨还特意强调说，还是耀邦同志作出的批示才使得他们的大女儿回京治疗并得以安置。
二、弃政从学的人生抉择
文革结束后赵老得以回复工作，原来的老领导胡耀邦同志当时已进入中央最高领导层。赵老回忆道：有一次，耀邦同志专门召集包括赵老在内的几个团中央老部下聚会并问及今后的打算，几位同志表达了从政的愿望，后来他们如愿以偿并走上了党和国家重要领导岗位。令人想不到的是，赵老却向耀邦表达了从事法学研究工作的愿望，耀邦指示有关同志请中国社科院负责法学所工作的张友渔落实此事，就这样，赵老于1980年初来到了法学所开始了研究生涯，此时的他已年过半百。
当赵老说起这段人生抉择时，我曾经问他：“有那么好从政基础和发展前景为什么不继续从政，却转到十分清贫、辛苦的研究工作上？”他总是淡淡地回答说：“当时就是不想再从政了，想真正搞点研究、自立其身。”联想到几十年来中国政治历程的变迁，赵老凭添了几分感慨。
当我问到他是如何对国际法产生兴趣时，他提到了两个人对他的影响，其中一位就是赫赫有名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唯一的中国籍法官梅汝璈先生，他回忆道：抗日战争胜利后国际上成立了审判日本战犯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并要求战胜国之一的中国派出法官、检察官参加，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百废待兴，从事国际法研究的人更是凤毛麟角，经多方筛选时任复旦大学教授的梅汝璈先生脱颖而出被选派到远东军事法庭出任法官。赵老回忆说：当年梅先生正值不惑，在南京政府举办的欢送会上精神抖擞、英姿勃发，无数民众兴高采烈自发上街欢送梅先生赴任，整个南京城为之轰动，这一生动的历史场面深深触动了青年时期的赵维田。
说到对国际法的认识，另一位使赵老受益终身的伟人就是陈毅元帅。赵老回忆道：解放初期抗美援朝战争刚刚开始，时任华东地区负责人的陈毅元帅在一次南京动员大会上发表讲话，陈毅元帅声音洪亮、气宇轩昂：“三八线是国际界限，也就是国际法律，不得侵犯！”陈毅元帅的这次演讲让赵老至今记忆犹新。他曾多次感慨道：“陈毅元帅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就对国际法有如此高的认识真是令人钦佩！”
梅先生的飒爽英姿、陈毅元帅的慷慨激昂都令青年赵维田久久不能平静，引领他走上了国际法研究之路。
建国以后，由于中国所处的特殊国际环境，特别是十年文革动乱的破坏，中国的国际法研究工作长期陷于停滞、瘫痪状态，是改革、开放伟大战略给中国的国际法学带来了勃勃生机，赵老进入社科院法学所之际正是中国国际法学百废待兴之时。可赵老清醒地意识到，尽管他有中央大学法律系的扎实功底，但由于长期从事团的工作，脱离法学领域很久，应当首先着手恢复法律理论基础，他并没有急于开展具体的课题研究，选择的第一项工作是翻译著名国际法学家斯塔克的《国际法导论》，此书在1984年出版，其本意正是借此复习和掌握国际法基本知识和发展动态，同时提高英语水平，为进入开展国际法研究做理论准备，实践证明，赵老从基础着手、不急于求成的严谨学风为他日后取得巨大成就打下了牢固根基，据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著名国际法学家刘楠来教授回忆，赵老曾不止一次地同他谈过这方面的体会，并感慨道：这就是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的道理吧。
在研究工作中，赵老秉承了中国国际法学者急国家之所急、集中精力研究国家需要解决的紧迫国际法问题的优良传统，而且这一传统在赵老的身上显得尤为突出。据刘楠来教授回忆，赵老的国际法研究是从反劫机公约开始的，出版的第一本专著就是《论三个反劫机公约》（1985），主要是因为1983年卓长仁等将民航296号班机劫持到韩国，引起举国上下震动，各方面对如何才能把他们引渡回国加以惩处问题十分关注，而当时我国却没有这方面完整的理论，而赵老的研究成果恰恰弥补了这一缺憾，这也促使他本人深入开展了国际航空法的研究，出版了在亚洲都颇具影响的力作《国际航空法》。赵老在国际法领域的另一项成就——GATT、WTO法研究也与我国当时的历史背景密不可分，他开始着手之一课题是上一个世纪80年代后期，此时正值我国政府谋求恢复GATT的合法席位的关键时期，当时国内法学界对于GATT的研究几乎为零，正是赵老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填补了这一空白，为我国政府的入世工作提供了理论支持。
三、执着、刻苦、严谨的治学精神
“功夫不负有心人”，尽管赵老进入法学所时已年过半百，但他执着、刻苦的钻研精神以及严谨的学风使他后来居上，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在我国国际法学界，尤其在WTO法学研究领域，赵老可谓独领风骚，《世贸组织（WTO）的法律制度》一书以深厚的法学功底、敏锐的洞察力、丰富的语言和独特的视角为人们掀开了WTO法律的“神秘面纱”，在众多著作中独树一帜，令人耳目一新，至今仍被奉为WTO法学研究的圭臬。随后，赵老又先后发表了WTO的司法机制、《中国加入议定书》条款解读、“美国海龟案”、WTO与条约解释等多方面的WTO法学专著和文章，洋洋洒洒、精彩纷呈。赵老的这些著作一改国内法学界在WTO研究领域中那种令人乏味的重复和教科书式的拼凑之风，在这个被德国著名国际法学家彼得斯曼称为“法律迷宫”科学领域，赵老以近八十高龄徜徉其中、执其牛耳。国家商务部负责WTO事务的一些同志曾多次表示：在这个领域中，他们最为佩服的就是赵老。赵老以其在WTO法领域所取得的斐然成就被誉为中国的“杰克逊”，这一称号应属当之无愧。
谈起赵老的文风，读过赵老著作的人都会产生这种感觉：语言流畅、文风俊朗，对法学理论完美诠释，并且充满智慧和理性思维。笔者虽然从事法学研究多年，但早就对那些枯燥、乏味、机械式的东拼西凑感到厌倦，而正是赵老的著作才使我真正感受到国际法学的魅力，一下子豁然开朗了。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我毅然报名开始了与赵老的师生经历，而此时赵老已年届78岁高龄。
博士后研究并不像大学里那样正式授课，只是在合作导师的指导下完成研究任务，但作为赵老的学生，同他一道进行讨论、研究专业问题自然必不可少。在讨论专业问题时，我曾多次向赵老请教，他是如何将极为复杂的法律理论乃至枯燥的条文本身阐述的如此清晰而又深刻的呢？WTO领域的资料和案例极为繁多，而又大多是外文，又是如何掌握和提炼的呢？对此，他回答得非常实在：“搞学术研究必须脚踏实地，不能偷懒，要把问题真正搞清楚后再下笔成文，切忌人云亦云或一知半解”。他多次和我谈道：“人在一生中应当有点创造性，我既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重复别人的东西没有意思”。
赵老的学术风范离不开他的治学严谨。坦率地讲，赵老的著作虽不像法学界一些名家那样高产，但赵老的著作却堪称精品。赵老在国际航空法、WTO法这两个国际法领域所取得的成就都是他“十年磨一剑”的结晶，北京大学著名国际法专家赵理海先生曾对赵老的著作曾赞叹不已。但即便如此，2004年国际空间法大会专门邀请赵老与会发表演讲，这是一份很高的荣誉，但赵老却回绝了，他说：“我这几年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WTO方面的研究，航空法有一段时间没搞了，最新的资料我也不掌握，去了说什么呢？”这句很朴实的话语与当前极为浮躁的学术空气形成鲜明对比，赵老的严谨治学态度令人肃然起敬。
每当发现有问题需要解决时，赵老总是不顾年高自己乘公交车到图书馆查阅资料，有时还特意邀请一些有独到见地的海外青年学者到家中虚心求教。为了搞懂一个英语单词的真正含义，他甚至能查遍所有能找到的法律英语辞典，以求其精准，就这样他独立完成了百万字的WTO美国“海龟案”裁决翻译工作，这篇译作是我国迄今最为完整地WTO案例中文译稿，极具学术价值。
赵老不但自己治学严谨，还要求学生做到这一点，我曾多次向他谈起想搞一搞国际航空法研究，但他却坚定地表示不同意，告诫我一定要集中精力搞好WTO研究，因为这是目前国家急需的。航空法过几年再搞，而且也要花大功夫、集中精力搞，只有这样才能做出成就，赵老的谆谆教诲犹在耳畔，使我受益终身。
四、饱含情感的学术人生
通过两年多的交往，我发现赵老在他所钟情的国际法事业中融入了丰富的感情色彩。他经常和我提起他曾在京谋过一次面的著名国际法学家、英国的郑斌教授，他说：“郑斌是一名中国人，在国际法大师云集的英国乃至国际上都享有崇高的地位，他的博士论文《论国际法院和国际法庭适用的一般国际法原则》经常为国际法院、WTO在判决中引用，但就是这样一位世界公认的国际法权威，在英国生活了几十年却始终不加入英国国籍，如果他加入英国国籍，英国女王一定会向他授予爵位，但郑斌一直不为所动，他的这种精神实在令人钦佩。”还有一次，美国杰克逊教授在华的演讲后亲口对赵老说：“发展中国家在WTO领域中出现了许多杰出人才”。此时，赵老却对我国的WTO人才现状黯然神伤，始终耿耿于怀。
赵老对国际法的丰富情感至死不渝。《中国加入WTO议定书》有一个对我国十分不公平的“特殊保障条款”，每当谈起这个条款时他都显得颇为伤感，有时不禁潸然泪下，令听者动容。他多次激动地说：“现在中国要和美国打国际贸易官司不得不请美国的律师，我们的人才还不行啊！”急迫之情溢于言表。曾记得在他病重时，中美、中欧之间的纺织品贸易争端正愈演愈烈，为了掌握最新动态，赵老不顾病痛折磨坚持每天阅读相关报章，时刻观察事件发展动态，还不时提出一些问题与我讨论，不时发出感慨：“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么一个贸易大国，对于国际贸易体制、国际贸易法律制度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啊，真正能搞懂、搞通的人还不多。如不能尽快改变这一状况，就难免在国际贸易领域的竞争中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当说到此时，赵老眼中总是浸满泪水，令人终生难忘，而正是这种对国际法的丰富情感激励着赵老徜徉在国际法浩瀚的海洋、到达成功彼岸，并伴随他走过了最后的人生历程。
鲁迅先生曾在一篇名为“生命的路”的杂文中写道：“什么是路？就是从没有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在广袤的国际法领域，赵老以执着的精神、严谨的学风、融入丰富情感的学术风格开辟出一条科学之路，取得了辉煌成就，赵老的这种精神风范在当前我国改革、开放的关键历史时期显得更加弥足珍贵，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