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桂林市七星区普陀山北麓，有一座朴素庄重的陵墓。这里安葬着一位令人仰慕、治学严谨，正气凛然，爱憎分明，不畏强暴的爱国民主人士白鹏飞先生。白鹏飞先生墓右侧立有桂林藉我党秘密工作战线上的卓越工作者、原白崇禧的机要秘书谢和赓题书的“学人楷模 高风亮节”八字赞刻。
　　 白鹏飞（1889-1948），我国著名法学家，广西桂林人，幼年家境贫寒，苦读成才。早年在广西蚕业学堂，桂林陆军测量学校、广东高等化工学堂学习。从1911年起, 怀着一腔爱国热情，寻求济世救民的真谛，赴日本留学共11年，遍习兽医、统计、政治、经济、法律,获得了5个硕士学位。1924年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回国，先后任无锡国学专科学校、江苏民众教育馆教授、接着任暨南大学校长。
　　 一次在进步学生集会上，白鹏飞发表支持学生反对军阀的讲话，被特务学生掏出手枪来威胁和殴打，从而对国民党的专制独裁及特务政治深恶痛绝，愤而辞去校长，到了北平，先后任北京朝阳大学、民国大学、法政大学、辅仁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平大学等高校教授。后来，又出任北平大学法商学院院长、广西大学校长、广西政府顾问、国民政府中央监察员等职。
　　 一、创建中国行政法学
　　 我国“对行政法学的研究，大约从清末戊戌变法开始。”共翻译、编译出版外国行政法学著作8部。进入民国后，法科兴盛，行政法被列为必修课程之一，受过日本教育的中国行政法学者开始登台执教。白鹏飞等最早在朝阳大学、北京大学等校讲授行政法，还撰写教材和教学大纲。到上世纪20、30年代，旧行政法学基本完成了创建工作。主要形成了较大规模的行政法学者群体。其中，白鹏飞是这一群体的代表人物，也被后人誉为“中国现代行政法学家和教育家”。
　　 他的行政法学理论体系，师承日本行政法学家美浓部达吉。他“认为法学贵在发现,不贵在创设。他不屑于记诵、探究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现行行政法令，认为这是刀笔小吏的事，作为行政法学者的责任，在于探究法理，阐明它的规律。”
　　 白鹏飞的著作有《法学通论》、《行政法总论》、《劳动法大纲》《比较劳动法学大纲》、《行政法大纲》等10余种。都是中国行政法学的开创性著作。时至今天，仍是研究中国行政法学的必读经典书。
　　 二、支持学生抗日救亡
　　 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是白鹏飞留日的同窗，对白鹏飞的才识很了解，请老同学助一臂之力。于是，白鹏飞便在1931年到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当了院长。这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一夜之间，河山变色。敌人步步进逼，蒋介石步步投降。全国学生民众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白鹏飞在法商学院召开记者招待会，驳斥北师大一教授污蔑爱国学生的汉奸谬论，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支持爱国师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北京各报都在显著位置全文刊登了白鹏飞的讲话，大长了爱国师生的志气。
　　 1933年，国民党特务到法商学院逮捕中共党员学生张友渔、韩幽桐。白鹏飞冒险亲自用汽车将二人从北京送至天津港登上开往日本的轮船。建国后，张友渔、韩幽桐夫妇成了我国法律界的权威。
　　 1935年7、8月，白鹏飞和李达秘密赴泰山为抗日将军冯玉祥讲课。这一年。日本人侵略华北的野心更露骨了。北平爱国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于12月9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掀起了抗日救国运动的新高潮。这就是有名的“一二·九运动”。 在“一二·九运动”前后。领导运动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在学校里的活动，都得到白鹏飞的积极支持配合和掩护。
　　 白鹏飞坚决拥护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1月27日，白鹏飞、马叙伦、张申府、许德珩、李达等一批各校抗日爱国教授发起组织了“北平文化界救国会”，推选马叙伦为主席，白鹏飞为副主席。大会发表了由马叙伦、白鹏飞等149人署名的《宣言》。明确支持爱国学生发动的救国运动，指出：“中国的危机显然已到最后关头。”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壮烈誓言：“我们宁为自由而死，不为奴隶而生！”(北京《晨报》)
　　 1月28日，马叙伦、白鹏飞、张申府等出席北平学联召开的“一·二八”抗战四周年纪念会，誓愿和同学们共赴国难。接着，“北平文化界救国会”与“北平学联”共同发起组织“华北民众救国联合会”，于1月30日在燕京大学举行成立大会。从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爱国学者和青年学生联合起来，共同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救亡斗争。
　　 三、参加桂林抗战文化运动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北平沦陷。白鹏飞拒绝日奸的诱逼，秘密回到广西。由于他的渊博学识及在国内学界的巨大威望，广西省政府聘请他担任广西大学校长。白鹏飞就职后，首先聘中共一大代表李达为经济学教授兼系主任，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深受学生欢迎。白鹏飞还准备聘用陈豹隐、郭沫若、夏征农、马寅初、马叙伦、许德衍等30多位进步教授到广西大学任教。众所周知这些教授都是中国顶尖的学者，但桂系广西当局却害怕他们的共产党背景会带来麻烦，于是便通过教育部免掉白鹏飞的校长职务，任命他为闲职的“省府顾问”。白鹏飞虽怨气冲天，但也乐得有时间和精力投入正在轰轰烈烈开展的桂林抗战文化运动中去。出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名誉理事、中苏文化协会桂林分会理事等职。
　　 1937年底，马君武、白鹏飞等组织成立了“广西戏剧改进会”，由马君武出任会长，白鹏飞、陈俊卿为副会长。白鹏飞出面邀请在国内早负盛誉，并有“南欧阳,北梅兰”之称的欧阳予倩来桂林，对桂剧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后建南华剧院为桂剧改良基地，以演出传统的桂剧为主，同时也演出改良桂剧及京剧。曾演出田汉编剧的《江汉渔歌》。1938年夏天欧阳予倩来桂后，应邀编导戏剧，首次上演的剧目为《梁红玉》，融桂剧、平剧、话剧于一炉而编成，一改桂剧守旧的作风，兼有号称“四大名旦”的如意珠、小金凤、小飞燕、金小梅扮演梁红玉，反映了军民联合共同抵御外患的爱国行动和民族气节。
　　 1944年2月15日至5月19日，西南八省上千名戏剧工作者汇聚桂林，举行了轰动一时、震动中外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简称“西南剧展”）。它既是中国抗战戏剧运动的一次大检阅，又是国统区进步戏剧运动的一次大总结，是标志中国抗战戏剧运动走向成熟的一个里程碑。白鹏飞为“西南剧展”做了很多幕后工作，“剧展”期间还写了一封信给剧展会，说：“前宵一瞥《戏剧春秋》，不胜感佩，坎坷艰困，初不限于剧人也。”还捐了四百元作招待戏剧工作人员之用。
　　 中共领导的抗日报纸《救亡日报》已于广州沦陷前夕被迫停刊。要在桂林复刊。与国民政府政治部长陈诚几番交涉，只同意每月津贴二百元。这点钱实在太少了。为此，白鹏飞又煞费苦心，到处筹款募集资金，《救亡日报》终于在桂林复刊了，白鹏飞是出了大力的。
　　 共同的抗日救亡目标使白鹏飞和在桂林的文人学者们融合成一体，并肩战斗共度欢乐。1942年1月23日下午，梁漱溟、陈淑芬举行婚礼。当时在桂林的文艺界和学界名流大都参加了庆祝仪式。婚礼由李济深将军主持。接着由白鹏飞致词。他的声音洪亮又不乏幽默。他说：“梁先生原籍桂林，……抗战开始后方归故里。但他在桂林并无家室，既无家室，何言回家。那么最好就是着手建立家庭。敞开的心扉自然容易被人占据。陈女士出阁甚晚，因为她一直要嫁给一位哲学家……于是，她就乘虚而入了。”话毕，大家都欢乐大笑起来。然后柳亚子和田汉宣读“贺婚诗”。田汉不愧为艺术大师，“贺婚诗”被他念得甚为动人，屡屡引起雷鸣般的掌声。
　　 四、要蒋介石辞职
　　 白鹏飞是个疾恶如仇，刚正不阿，正气凛然的知识分子。在群众中有“白青天”之誉。桂系当局为了平息白鹏飞被免校长职的怨气，决定推荐他为国民政府中央监察委员，省主席黄旭初登门动员他先参加国民党。白鹏飞坚决不参加，说不能为了当官而毁掉名声。还对黄旭初说，“监委”就是“御史”，你难道不怕我弹劾你？说得黄旭初灰溜溜的。
　　 过后，中央监察院派人将任命状送上门，还特别申明不用参加国民党。白鹏飞才接受了“中央监察委员”任命。
　　 “皖南事变”爆发后，白鹏飞怒不可遏，愤怒地写出了《上蒋介石书》，指责蒋介石是破坏团结、破坏抗日的罪魁祸首；要蒋介石引咎辞职。“广西省建设研究会”是抗战爆发后广西当局邀请各界知名人士共同研究、探讨“建设新广西”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参政议政组织。白鹏飞不顾生命危险，将《上蒋介石书》拿到会上宣读，读毕，立即嘱人邮寄给蒋介石。以下是《上蒋介石书》全文：
　　 “介公委座麾下：
　　 今者日寇深侵，全国军民大团结，巩固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此乃争取最后胜利之根本。当权诸公，拂违民意，不作此图，而竟大肆分裂，背正道而行，破坏抗日团结力量。‘皖南事变’发生，举国震惊！长沙则敌未至，而先自纵火焚城，四民愤恨！凡具爱国精神之人，孰不痛心！且目下仅存数省，军官特权横行，政员欲财肥己，而百姓则受祸惨痛，凄凉万状。主国者亟须施仁政，以图复兴。自古明君，每遇困难深重，丧权辱国之秋，即引咎自罪下诏，以振乾坤，以纲大正。主帅英明，则将士用命，同心同德，众志成城！奋战疆场，必能取胜；从事后勤，财物必丰；严惩贪官，漏洞必塞。如此，实为去难兴邦之道。
　　 公为国家领袖，当须有此善图，敬愿效先王之道，通电全国，真诚引咎罪已而退位，则军民必举雄师，力战弩末之敌，焉有不胜之理！鹏飞满腔热忱，敢上耿耿忠言，敬望垂察，立即下令施行！如感逆耳，甘愿斩首。此敬颂。
　　                                               崇安！
　　                                          监察委员 白鹏飞谨上”
　　 蒋介石收到了白鹏飞的上书，气得暴跳如雷，果然想杀掉白鹏飞。秘书陈布雷却认为目前官场腐败，民怨沸腾，军纪败坏，祸害百姓，败坏了党国形象，却无人敢认真纠劾。白鹏飞名望很高，办事认真。应让他在整饬吏治、整顿军纪方面发挥作用，“与其杀之，不如利用之”更有利！蒋介石听了陈布雷的劝说，认为有道理，便委任白鹏飞为上将军风纪巡察团委员，还给他下了手谕：“凡有违犯军纪的军官、贪赃枉法的官员，除军长及省主席以上者，均可先行处决，再行报案。”
　　 白鹏飞清楚蒋介石是在利用他，但觉得自己也可以利用蒋介石给他的“监委”、“监军”和“委座手谕”三把“尚方宝剑”去为民除害，何乐而不为呢。
　　 白鹏飞接到军风纪巡察团副团长任命已是桂林大撤退到百色后。日军向广西推进，难民如潮水般向西奔逃。一些国民党败兵则像土匪一样欺负百姓。白鹏飞忠于职守，认真查处了一批为非作歹的官兵。
　　 1944年末，第四战区部队也从桂林等地撤到了百色。广西100个县市顷刻就被日寇占领了73个。连省府机关都逃到了百色。张发奎司令长官在百色召开了一次总结会。白鹏飞在会上就桂林及广西大部沦陷,对第四战区官员大加痛斥：“……韦云淞将军弃城而逃，是最可耻的民族败类，夏威将军从未打过一次胜仗，威在那里？张长官统帅几十万大军，却惨败至此，必受到百世的责骂。黄旭初是封疆大吏，在日寇入侵时却称病远至成都休养，也应深自反省……”这些执掌重兵的将军就当面坐在台下，面面相觑，无可奈何。
　　 白鹏飞长期辛劳，生活拮据，患上肺病，却一直坚持廉洁奉公，从不肯接受公款援助。抗战胜利后他去台湾考察,回到桂林，于1948年6月28日逝世，时年才63岁。消息传出，报界纷纷撰文表示哀悼，认为是中国学界一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