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的依法治理有何不同？中日韩如何携手合作防控疫情扩散、减轻地区经济和贸易的损失？2月6日，文汇报记者李念连线采访了正在日本的上海交通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季卫东教授。季卫东是第五代法学家，曾任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院长，曾在日本神户大学执教。
日本上下对中国疫情感同身受，总体友好和关注
文汇报：很多信息都显示，日本民众对此次中国人民遭受的新冠病毒肺炎感同身受，1月下旬许多药妆店就有问候标语、出售口罩，医学界也有迅疾的科研合作，截至2月6日中午，因为“钻石公主”号邮轮确诊已经有20人，所以，总确诊人数已经超过40人，居海外最多人数。您在日期间感受到怎样的氛围？是否和以往有所不同？
季卫东：我是除夕前两天来日本和家人过春节的，原计划2月4日回去，但现在只能等到参加中旬的国际学术会议之后了。从武汉封城之日起，日本各界和友好城市就纷纷表示慰问和支援，仅捐赠口罩就达一百三十万只，期间也有日本朋友问我是否需要口罩。但从一周前开始，在日本各地口罩也陆续断供了。我以前工作过的神户大学还特意询问是否需要为我在日本期间提供工作室以及其他必要的帮助，让我很感动。另外，日本政府也表达了关切和合作抗疫的意向，刚刚又捐赠了十万套医用防护服。山梨县知事长崎幸太郎还对中国游客发了公开信，表示关切，并愿意提供医疗网络服务。总体氛围确实很友好。
你提及的“钻石公主”号邮轮问题的确颇严重。日本已经完成了对船上3711名乘客的采样，通过部分检测结果已经确认六十多人感染。这个新闻对日本社会冲击很大。国会也在进行讨论。政府有关部门已经对搭乘日本邮轮的非本国公民都采取了严禁上岸的措施。此后的举措以及舆情如何发展，还有待观察。包括医学专家在内有一部分人认为中国的新冠病肺炎造成的死亡率低于流感造成的死亡率，采取的防控措施是否有点过于严苛。但更多的人认为中国的果断对策是正确的、有效的，别国也应效仿。总而言之，日本政府和国民都非常关注中国的疫情，并抱有同情、友善以及支援的态度。
日本防控优点：信息透明、定期注射疫苗、冲洗消毒下水道
文汇报：听说您曾经在日本得过流感，当时是怎样处理的？
季卫东：我在2006年2月得了H1N1流感，它和后来起源于墨西哥的甲型H1N1流感略有不同。因为我事先从电视、报纸已经看到这个疫情的公告，知道注意事项，所以我出现发烧等类似征兆，就立刻去医院就诊。下班时间只有急诊，医生检测了鼻子里的分泌物，马上测出确实得病了。对症下药，开了达菲等药物，很快压住，经过一周左右的治疗后就痊愈了。
文汇报：万幸。您在2009年回国前曾长期在日本留学，高校教书、科研，日本在公共卫生领域的防疫一般是怎样展开的？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
季卫东：近一二十年来，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人禽交叉感染的疫情一旦爆发可能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早已被提上议事日程。日本社会早就在讨论这个风险，并积极采取各种预防举措。近些年来，对禽流感、猪蹄疫等都非常重视。我觉得日本在防和治方面一些做法和制度值得中国借鉴。
首先，信息非常透明。一般每年的季节性流感到来前，政府都会在政府网站、医疗机构公告、电视以及报刊进行预告。如果是突发疫情，一定是报纸和电视的头条新闻。这些高度透明化的信息传播，使得大家都很冷静。
然后政府会有相应措施跟上，如事先注射疫苗。疫苗一般在中小诊所和私人医院都备有，不需要到大医院去排队注射。对于口罩、药品、疫苗等的分配，也是提前做好每个地区发病人数的预测，比如基本储备量是为2500万人提供平均每人5天服用的药物。因此，就不会有物资调配上的供给不周。
第三，日本人有爱戴口罩的习惯。因为日本每年的花粉感染率比较高，需要口罩防御，另外，日本文化里，认为得病就会麻烦别人，所以得了感冒都会戴起口罩。日本每个餐馆、公共场所都配有免费的消毒液和酒精。日本人还都有回家洗手和漱口的习惯。
第四，一般来说，日本新盖的公寓，都有定期用高压水管冲洗下水道并进行消毒的制度，这样一来避免堵塞，二来避免口粪传播的可能。
社会自治组织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强力执法中要注意平衡
文汇报：您主攻法社会学，重大的疫情是否会促进一个国家法制的超常规加强，或者说化“危”为“机”？
季卫东：瘟疫导致了西罗马帝国的衰亡，14世纪蔓延欧洲的黑死病让欧洲消失了三分之二的人口，因此重大疫情很可能引起社会系统的崩溃。不过一般来说，大传染病会引发民众对公共卫生应对能力的提高，大型活动也会改进民众素养。日本在1960年代以前的公共卫生习惯也不敢恭维，例如铁道两侧会扔掉很多垃圾。但是为了成功举办东京奥运会，这些陋习都被克服了。一方面，可以通过健全的法律手段制约，另一方面，社会的自治组织发挥作用，让社区组织居民、志愿者定期检查卫生、进行清扫也很有效。所以日本对疫病的防控是波澜不惊的、日常化的，没有大轰大嗡的现象。
从法律上来讲，医患之间存在特殊的权力关系。尤其是超常规的疫情防控措施，容易侵犯个人的基本权利，造成恐慌和恐怖。因此，最有效的措施是通过知情权的保障，及时发现风险和预防风险。别的方面姑且存而不论，在疫情防控方面尽早让大家获得相关信息、各自采取预防措施是完全必要的。
在疫情防控中还要注意，即便迫不得已采取强力措施，也要注意平衡，避免产生歧视。同时以立法方式建立医疗分配法规、疫苗注射法规。我也注意到，近期央视的新闻1+1里，很多信息非常透明，关切也非常切中时弊，这样，民众的恐慌心理就会消除。
中国关联立法比较健全，关键是执法要大幅提高，制度短板要弥补
文汇报：2月5日下午，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开会强调要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法治保障。您怎么评价此时这个举措？
季卫东：首先随着疫情的发展，这个会议有助于防止民众进一步恐慌，有助疫情防控有序展开；其次，可以阻止社会中乘机牟利的非法行为，比如哄抬口罩、药品、食物等的物价，还有瞒报疫情、拒绝隔离等现象。我从上海同行中得知，上海采取了口罩排号方案，都是很有效的措施。第三，中国的法律其实也非常健全，有《公共卫生法》《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去年12月还通过了《基本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这些法律当然还有待细化，进一步完善，但有效执行更重要。新冠病毒肺炎疫情蔓延这样的重大事件或许会让执法的效率得到一次提升机会，也会促进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我们不能反复支付高昂的学费，应该汲取教训，填补漏洞。
风险社会的风险防控要突出社会信任系统、专家权威的建设
文汇报：您近年来一直在研究风险社会及法律的关系，印象中，以往在提及“风险”社会时，比较多地聚焦在网络领域事件。但这次疫情的传染性异乎寻常地高，新冠病毒（2019-nCoV）似乎成了21世纪疫情防控中最强最狡猾的“超级敌人”，这是否意味着我们遭遇的非传统安全越来越多，“风险”社会的法治建设有何不同？
季卫东：乌尔里希·贝克在1986年著有《风险社会》一书后，围绕风险社会的各类研究就逐步展开。作为负资产的风险就是按照概率出现的灾祸。因此，风险社会的特点就是不确定性很强。在这种状况下，责任是治理的重要抓手，通过加强问责的方式减少不确定性。为了问责就必须加强风险沟通，主要是决策者与受决策影响者之间的沟通。为此，必须充分交换信息。没有信息，就会产生恐慌、手足失措。没有知情权，就无法问责，无法通过责任来预防风险。在风险社会，概率具有重要的意义，明白概率大小有利于避免风险恐慌的发生和蔓延。另外，在风险社会，预防是非常重要的。
为此，及时发现风险、准确评估风险、适当分散风险的制度安排就具有比较突出的意义。传统的简单粗暴的刚性法律强制手段或者警力应该慎用，对法治的错误认识应该矫正。这中间有几点要特别注意：
1，决策过程要充分沟通，听取不同意见，加强在风险分配上的公平正义。决策者与受决策者的反应常常很不相同，考量也不同。拿疫情来说，科学家只考虑传染防控，但还要进行经济、社会等全方位的考量，因此，这个中间就要加强沟通。中国的网络发达，社会民意丰富，更要注意及时提供正确的信息，围绕风险进行充分的沟通。风险主要是指选择、决策的风险，因此风险是与责任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决策失误就要问责。当然在现阶段，防控疫情是第一位，问责是第二位。
2，要建立社会信任系统。在非典时期，吴仪副总理曾说过，由于最初没有及时通报信息，大家只能通过钟南山等科学家发布的内容才能获得信息。此次疫情，国务院开通了疫情线索提供网，湖北政府也采用了不少热线等措施，社会信任度在逐步改善。
3，采取法治方式进行疫情防控决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刀切”，要让大家获得安全感、信任感，降低执法的成本和阻力。
建议中日韩联手：采取特别旅游模式、部长级磋商加强经济合作
文汇报：您2017年担任上海交大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后，着力推进中日企业之间的经济、创新合作。中国的疫情防控还在进行中，疫情势必会对东亚地区经济合作带来影响。而就在一个多月前的2019年12月24日，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四川成都举行，韩国总统文在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出席会议。此次会议着眼未来十年推动三国提升合作水平，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这对东亚无疑是很大的利好，7月在东京还将举办奥运会。但在防疫形势下，您觉得三方可以怎样联手应对？
12月24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与韩国总统文在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共同出席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jpeg
2019年12月24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与韩国总统文在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共同出席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
季卫东：去年中日韩三国的经济总量加起来已经超过美国了，而中日韩三方会议的召开又发出地区合作的利好消息。此次中国疫情，不仅日韩两国有感染者，更重要的是经济也一定程度会受累。防止经济下滑此时也很重要。我和山梨县知事长崎幸太郎的政策辅佐官藤卷美文先生、山梨大学附属医院院长武田正之博士以及茅晓阳教授、富士吉田市的市长等有所讨论。我们初步设想能否搞一个“山梨模式”，通过体检医疗旅游与商务活动相结合的方式，兼顾疫情防控与经济合作。山梨县在富士山脚下，地广人稀，但风景秀丽，遍布温泉。山梨县可以以专用巴士、专用温泉酒店的方式接待中国的商务旅游团，前期隔离式休闲，10-14天后可以进行正常的商务活动。另外，还想提议中日韩三国之间就疫情防控合作和经济发展召开部长级对策协调会议，借鉴彼此的有效做法，在经济方面也可以取长补短、互通有无。 风险社会的依法治理有何不同？中日韩如何携手合作防控疫情扩散、减轻地区经济和贸易的损失？2月6日，文汇报记者李念连线采访了正在日本的上海交通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季卫东教授。季卫东是第五代法学家，曾任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院长，曾在日本神户大学执教。
日本上下对中国疫情感同身受，总体友好和关注
文汇报：很多信息都显示，日本民众对此次中国人民遭受的新冠病毒肺炎感同身受，1月下旬许多药妆店就有问候标语、出售口罩，医学界也有迅疾的科研合作，截至2月6日中午，因为“钻石公主”号邮轮确诊已经有20人，所以，总确诊人数已经超过40人，居海外最多人数。您在日期间感受到怎样的氛围？是否和以往有所不同？
季卫东：我是除夕前两天来日本和家人过春节的，原计划2月4日回去，但现在只能等到参加中旬的国际学术会议之后了。从武汉封城之日起，日本各界和友好城市就纷纷表示慰问和支援，仅捐赠口罩就达一百三十万只，期间也有日本朋友问我是否需要口罩。但从一周前开始，在日本各地口罩也陆续断供了。我以前工作过的神户大学还特意询问是否需要为我在日本期间提供工作室以及其他必要的帮助，让我很感动。另外，日本政府也表达了关切和合作抗疫的意向，刚刚又捐赠了十万套医用防护服。山梨县知事长崎幸太郎还对中国游客发了公开信，表示关切，并愿意提供医疗网络服务。总体氛围确实很友好。
你提及的“钻石公主”号邮轮问题的确颇严重。日本已经完成了对船上3711名乘客的采样，通过部分检测结果已经确认六十多人感染。这个新闻对日本社会冲击很大。国会也在进行讨论。政府有关部门已经对搭乘日本邮轮的非本国公民都采取了严禁上岸的措施。此后的举措以及舆情如何发展，还有待观察。包括医学专家在内有一部分人认为中国的新冠病肺炎造成的死亡率低于流感造成的死亡率，采取的防控措施是否有点过于严苛。但更多的人认为中国的果断对策是正确的、有效的，别国也应效仿。总而言之，日本政府和国民都非常关注中国的疫情，并抱有同情、友善以及支援的态度。
日本防控优点：信息透明、定期注射疫苗、冲洗消毒下水道
文汇报：听说您曾经在日本得过流感，当时是怎样处理的？
季卫东：我在2006年2月得了H1N1流感，它和后来起源于墨西哥的甲型H1N1流感略有不同。因为我事先从电视、报纸已经看到这个疫情的公告，知道注意事项，所以我出现发烧等类似征兆，就立刻去医院就诊。下班时间只有急诊，医生检测了鼻子里的分泌物，马上测出确实得病了。对症下药，开了达菲等药物，很快压住，经过一周左右的治疗后就痊愈了。
文汇报：万幸。您在2009年回国前曾长期在日本留学，高校教书、科研，日本在公共卫生领域的防疫一般是怎样展开的？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
季卫东：近一二十年来，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人禽交叉感染的疫情一旦爆发可能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早已被提上议事日程。日本社会早就在讨论这个风险，并积极采取各种预防举措。近些年来，对禽流感、猪蹄疫等都非常重视。我觉得日本在防和治方面一些做法和制度值得中国借鉴。
首先，信息非常透明。一般每年的季节性流感到来前，政府都会在政府网站、医疗机构公告、电视以及报刊进行预告。如果是突发疫情，一定是报纸和电视的头条新闻。这些高度透明化的信息传播，使得大家都很冷静。
然后政府会有相应措施跟上，如事先注射疫苗。疫苗一般在中小诊所和私人医院都备有，不需要到大医院去排队注射。对于口罩、药品、疫苗等的分配，也是提前做好每个地区发病人数的预测，比如基本储备量是为2500万人提供平均每人5天服用的药物。因此，就不会有物资调配上的供给不周。
第三，日本人有爱戴口罩的习惯。因为日本每年的花粉感染率比较高，需要口罩防御，另外，日本文化里，认为得病就会麻烦别人，所以得了感冒都会戴起口罩。日本每个餐馆、公共场所都配有免费的消毒液和酒精。日本人还都有回家洗手和漱口的习惯。
第四，一般来说，日本新盖的公寓，都有定期用高压水管冲洗下水道并进行消毒的制度，这样一来避免堵塞，二来避免口粪传播的可能。
社会自治组织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强力执法中要注意平衡
文汇报：您主攻法社会学，重大的疫情是否会促进一个国家法制的超常规加强，或者说化“危”为“机”？
季卫东：瘟疫导致了西罗马帝国的衰亡，14世纪蔓延欧洲的黑死病让欧洲消失了三分之二的人口，因此重大疫情很可能引起社会系统的崩溃。不过一般来说，大传染病会引发民众对公共卫生应对能力的提高，大型活动也会改进民众素养。日本在1960年代以前的公共卫生习惯也不敢恭维，例如铁道两侧会扔掉很多垃圾。但是为了成功举办东京奥运会，这些陋习都被克服了。一方面，可以通过健全的法律手段制约，另一方面，社会的自治组织发挥作用，让社区组织居民、志愿者定期检查卫生、进行清扫也很有效。所以日本对疫病的防控是波澜不惊的、日常化的，没有大轰大嗡的现象。
从法律上来讲，医患之间存在特殊的权力关系。尤其是超常规的疫情防控措施，容易侵犯个人的基本权利，造成恐慌和恐怖。因此，最有效的措施是通过知情权的保障，及时发现风险和预防风险。别的方面姑且存而不论，在疫情防控方面尽早让大家获得相关信息、各自采取预防措施是完全必要的。
在疫情防控中还要注意，即便迫不得已采取强力措施，也要注意平衡，避免产生歧视。同时以立法方式建立医疗分配法规、疫苗注射法规。我也注意到，近期央视的新闻1+1里，很多信息非常透明，关切也非常切中时弊，这样，民众的恐慌心理就会消除。
中国关联立法比较健全，关键是执法要大幅提高，制度短板要弥补
文汇报：2月5日下午，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开会强调要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法治保障。您怎么评价此时这个举措？
季卫东：首先随着疫情的发展，这个会议有助于防止民众进一步恐慌，有助疫情防控有序展开；其次，可以阻止社会中乘机牟利的非法行为，比如哄抬口罩、药品、食物等的物价，还有瞒报疫情、拒绝隔离等现象。我从上海同行中得知，上海采取了口罩排号方案，都是很有效的措施。第三，中国的法律其实也非常健全，有《公共卫生法》《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去年12月还通过了《基本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这些法律当然还有待细化，进一步完善，但有效执行更重要。新冠病毒肺炎疫情蔓延这样的重大事件或许会让执法的效率得到一次提升机会，也会促进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我们不能反复支付高昂的学费，应该汲取教训，填补漏洞。
风险社会的风险防控要突出社会信任系统、专家权威的建设
文汇报：您近年来一直在研究风险社会及法律的关系，印象中，以往在提及“风险”社会时，比较多地聚焦在网络领域事件。但这次疫情的传染性异乎寻常地高，新冠病毒（2019-nCoV）似乎成了21世纪疫情防控中最强最狡猾的“超级敌人”，这是否意味着我们遭遇的非传统安全越来越多，“风险”社会的法治建设有何不同？
季卫东：乌尔里希·贝克在1986年著有《风险社会》一书后，围绕风险社会的各类研究就逐步展开。作为负资产的风险就是按照概率出现的灾祸。因此，风险社会的特点就是不确定性很强。在这种状况下，责任是治理的重要抓手，通过加强问责的方式减少不确定性。为了问责就必须加强风险沟通，主要是决策者与受决策影响者之间的沟通。为此，必须充分交换信息。没有信息，就会产生恐慌、手足失措。没有知情权，就无法问责，无法通过责任来预防风险。在风险社会，概率具有重要的意义，明白概率大小有利于避免风险恐慌的发生和蔓延。另外，在风险社会，预防是非常重要的。
为此，及时发现风险、准确评估风险、适当分散风险的制度安排就具有比较突出的意义。传统的简单粗暴的刚性法律强制手段或者警力应该慎用，对法治的错误认识应该矫正。这中间有几点要特别注意：
1，决策过程要充分沟通，听取不同意见，加强在风险分配上的公平正义。决策者与受决策者的反应常常很不相同，考量也不同。拿疫情来说，科学家只考虑传染防控，但还要进行经济、社会等全方位的考量，因此，这个中间就要加强沟通。中国的网络发达，社会民意丰富，更要注意及时提供正确的信息，围绕风险进行充分的沟通。风险主要是指选择、决策的风险，因此风险是与责任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决策失误就要问责。当然在现阶段，防控疫情是第一位，问责是第二位。
2，要建立社会信任系统。在非典时期，吴仪副总理曾说过，由于最初没有及时通报信息，大家只能通过钟南山等科学家发布的内容才能获得信息。此次疫情，国务院开通了疫情线索提供网，湖北政府也采用了不少热线等措施，社会信任度在逐步改善。
3，采取法治方式进行疫情防控决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刀切”，要让大家获得安全感、信任感，降低执法的成本和阻力。
建议中日韩联手：采取特别旅游模式、部长级磋商加强经济合作
文汇报：您2017年担任上海交大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后，着力推进中日企业之间的经济、创新合作。中国的疫情防控还在进行中，疫情势必会对东亚地区经济合作带来影响。而就在一个多月前的2019年12月24日，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四川成都举行，韩国总统文在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出席会议。此次会议着眼未来十年推动三国提升合作水平，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这对东亚无疑是很大的利好，7月在东京还将举办奥运会。但在防疫形势下，您觉得三方可以怎样联手应对？
12月24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与韩国总统文在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共同出席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jpeg
2019年12月24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与韩国总统文在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共同出席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
季卫东：去年中日韩三国的经济总量加起来已经超过美国了，而中日韩三方会议的召开又发出地区合作的利好消息。此次中国疫情，不仅日韩两国有感染者，更重要的是经济也一定程度会受累。防止经济下滑此时也很重要。我和山梨县知事长崎幸太郎的政策辅佐官藤卷美文先生、山梨大学附属医院院长武田正之博士以及茅晓阳教授、富士吉田市的市长等有所讨论。我们初步设想能否搞一个“山梨模式”，通过体检医疗旅游与商务活动相结合的方式，兼顾疫情防控与经济合作。山梨县在富士山脚下，地广人稀，但风景秀丽，遍布温泉。山梨县可以以专用巴士、专用温泉酒店的方式接待中国的商务旅游团，前期隔离式休闲，10-14天后可以进行正常的商务活动。另外，还想提议中日韩三国之间就疫情防控合作和经济发展召开部长级对策协调会议，借鉴彼此的有效做法，在经济方面也可以取长补短、互通有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