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敬按：

寿终德望在，身去音容存。著名法学家、西南政法大学原校长、被誉为我国法经济学第一人种明钊教授于2020年2月14日12时44分在重庆医科大学附一院逝世，享年88岁。特此编发著名法学家、西政俞荣根教授2011年在“种明钊教授八十华诞学术研究会”的发言稿，该文较为详细描述了种老的事功与思想。种老安息！

本文原载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编：《法经济学竞争法与法学教育--种明钊教授八十华诞学术研讨会文集》，法律出版社2012年4版。后编入俞荣根《风骨法苑几多人》，商务印书馆2014年出版。

       种明钊教授简介

1932年7月生，山东滕州人，研究生毕业。全国杰出资深法学家、法学教育家，经济法学家，“法经济学”的先驱者，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科的创始人之一，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担任西政复办后的第四任院长，改名为西南政法大学后的首任校长。1953年在读本科期间由云南大学调整到西南政法学院继续学习，1954年7月留校任教，1955年9月在四川大学做研究生，1957年7月研究生毕业后回本校任教。是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兼任或曾兼任四川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民法经济法研究会副会长、中美法学教育交流委员会中方委员、重庆市人民政府法律顾问、贵州省人民政府咨询顾问、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行为法学会副会长、教育部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规划组法学评审组成员、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委员、重庆仲裁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重庆和深圳仲裁委仲裁员等。出版《竞争法》、《竞争法学》、《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研究》等著作，主持完成“七五”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农村经济法制研究》。

   作者 俞荣根

俞荣根，著名法史学家，曾任西南政法大学副校长、重庆社会科学院院长。

                           （图 种明钊教授与俞荣根教授）

谢谢种老师和种门弟子邀请我参加今天的盛会！

由学生们为自己80高龄的老师发起并操办一个纪念会，这样的活动很平民，很人性，很温馨，很亲和，很给力，很有意义！很了不起！它体现并弘扬了中华文化“尊师重道”的优秀传统；它体现并弘扬了中华民族善良人性中“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感恩”情怀！

它还雄辩地证明并展示了你们师生之间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绵甜醇厚的情谊，证明并展示了老师人格的魅力和教育的成功，证明并展示了学生团队的团结与优秀！而你们的成功与优秀，又是西南政法大学的成功和优秀的一个缩影，也是中国法学教育的成功和优秀的一个明证，还是共和国法治事业走向成功和优秀的一块基石！

种明钊教授首先是我的好老师。当我跨进复办不久、百废待兴的西南政法学院读研究生的时候，他已是西政从教25年的骨干教师。种明钊教授同时是我的好领导。

1984年他出任西南政法学院副院长、院长和西南政法大学校长后，直到1997年底我调离西政到重庆市工作为止，整整14年，我是他分管或主管下的一名教师和科研工作者。其间，1996至1997年，我担任学校的副校长，作为种校长的助手，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我一介书生，缺乏教育行政工作经验，常常需要他手把手地指导。那段时间，我的体会是：特别繁忙，特别辛苦，也特别充实，特别受教益，特别有进步，特别难忘。

借此机会，我要再一次从心底里说一句最普通但內涵和情感最丰富的话：谢谢种老师！谢谢种校长！

经师易得，人师难寻。种老师学高德厚，他在教书育人方面的成就，有目共睹，通过今天会场上济济一堂的展示，可以用光彩夺目来形容。我是经济法专业的门外汉，就不必班门弄斧了，还是留给在座的各位种门弟子去讲，你们的切身感受最深。

我想着重回忆一下作为法学教育家的种明钊教授。

有的文章和新闻报道中说，种明钊教授任西政院长和校长时有三大愿望：上博士点、改校名、成立出版社。我这里再加一个：冲刺“211”。其实，这些也是西政人的共同愿景。

1990年6月，种明钊教授接任西政院长后，抓的第一件大事是上博士点。皇天不负有心人。1993年，诉讼法学科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西政第一个博士学位点。接着，再接再厉，经济法学科于1996年取得博士学位授予权。1996年的情况我有所参予。

按常规，批准博士学位授予权与批准博士生导师不是一回事，谁任博士生导师得另行报批。由于我校的学科建设工作做得扎实，经济法学科的博士点与博士生导师是一起批下的。1996年，我校还实现了博士生招生名额翻番，由1995年的三名一下子扩大为六名。我校复办后的第六任校长龙宗智教授就是这年入学攻读博士学位的。

第二件大事是改校名。

当时，1978年由国务院批准的重点高校中所有叫“学院”的高校几乎都改成“大学”了。西南政法学院已落到最后，而在社会舆论上，有人批评“学院”改“大学”是“攀比”、“自我膨胀”，高喊“刹车”。因此，让国家教委批准我校改校名还有相当困难。

当然，我校也创造了必备的条件，例如，我们从1980年代起到1995年已发展为九个系，除法学专业的四个系外，还创办了侦查学系、经济系、外语与新闻学系、国际经济贸易系，成为一个以法学为主的多科性大学。但工作还是有相当难度的，种明钊教授是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他就充分利用这个身份，每年上京开两会，就操心学校的事，抓住每一个机会，不放弃任何一点可能，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说服一切可以接触的领导。

年复一年，愚公移山，感动上苍。终于，1995年5月，国家教委批准了我们改称大学的请求。在司法部的“老五院”中，除中国政法大学外，中南政法与中南财经于2000年5月合校进为大学就不说了，继续独立办学的西北政法改大学在2006年11月，华东政法在2007年3月，比我们分别晚了11年和12年。1995年5月26日上午，隆重简朴而又热烈的更名庆典大会在阶梯教室(现在的沙坪坝校区岭南厅)举行。从此，我们这所老牌政法类高校就以“西南政法大学”的校名屹立于中国高校群体。

大家都知道，我校的出版社至今未获批准，冲刺“211”也被挡在门外。“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老校长曾叫我写一写我们学校争取进“211工程”的事。当时，作为种校长的助手，他分配我直接负责这项工作。自古至今，习惯于以成败论英雄。思虑再三，我还是没有动笔。我不是一个怕负责任的人，也没有什么个人毁誉上的计较。我在这里只想说，西南政法大学在争创“211”高校中是出色的！优秀的！扎实而且到位的！在争创“211”高校的过程中，我们内聚人心，外树形象，推进了学校的教学、科研工作，提升了学校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当年“211”办公室的人也没有辜负全校师生的托付，对得起学校和司法部两级“211”领导小组。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们完成了《西南政法大学“211工程”整体建设论证报告》和《西南政法大学“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论证报告》20多万字，实现司法部与重庆市政府、司法部与四川省政府“共同建设西南政法大学”的文件签约，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加强法学教育和法律人才培养，支持中国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共同进入‘211工程’的意见”。后来因为有些高校学生为“211”的事上了街，“211工程”就此暂停，司法部所属高校都被挡在了门外。

据说，这以后西政也不是一点没有机会。但1997年后我不再负责这项工作，这年11月我离开学校到重庆市工作，以后发生的一些事我就不是很清楚了。现在有句形容忘我工作的“重庆特色”话语，叫做“五加二”、“白加黑”，可以自豪地说，这个说法用在当年“211”办公室的头上是没有一点不合适的。在“211”问题上，我们尽力了！种老校长尽力了，也尽心了！

有一种言论，说是当时我们把阵场搞得太大了，把师生员工的胃口吊高了，大大增加了后续工作的困难，弄得不好收场。试问，我校偏居西南，当时的重庆还是四川省管辖下的一个市，离设在成都的省政府远，离北京更远，不把动员宣传工作做到位行吗？！不三天两头跑成都、跑北京行吗？！

张卫平教授说过，在外地放十炮不如在北京打一抢。一个外地的学者如此，一个外地的一般高校何尝不是如此？！放上十炮也不见得有效，人家听不听得到还得另说哪，但我们不放这十炮能行吗？！我们要办成一件事，往往要比在北京、在“天子脚下”的同行多花十倍的辛劳，多流十倍的汗水，多作十倍的努力。今天也有我们的行政领导和来自其他各省市的干行政工作的校友在座，大家想想，我说的是不是事实？！

其实，争博士点、改校名，乃至于办出版社、争“211”，都是我国特有的行政化办大学导演出来的一幕幕悲喜剧(其中，办出版社的情况有所不同，超出了教育系统的范围)，国外的校长们怎么也搞不明白中国大陆的校长们会遇到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

当然，北大、清华的校长们不用操心这些烦心事，也许所有的“985”高校的校长们都可以不操心，至少是少操心这些事。本来，高等教育领域有自己的办学规律和教育规律，然而，在我们的面前，只觉得那只“看得见的手”其大无比。我们必须正视这个现实，在我们无法改变这种情况之前，必须学会适者生存的法则。如果说，一个学者，尚可以不为五斗米折腰，保持自己独立人格，洁身自好，“独善其身”的话，那么，作为一个校长，他可能连这点自由和权利都没有。

因为，一个学者一般来说只涉及自身，他可以不去放那十炮，甚至一炮也不放，不要名不要利，守身如玉，大不了一世清贫。而一个校长却不行，校长身系这个学校的发展，身系这个学校的上万师生。要知道，当年我们学校的财政拔款只有2000万，而教职工的工资占到了70％，剩下除了办公经费，哪里还有用于科研和发展的钱？！

所以，面对博士点、校名、“211”这类有“看得见的手”提供的“机遇”，或者说，这种内含着丰厚的人、财、物的“蛋糕”的争抢，他不能不全力而赴，不能不挖空心思，不能不违心为之，否则将成为学校、学科发展和教师、学生的“罪人”。因为，这种机遇的供给十分短缺，而它们又是高校发展最最重要的资源。我们知道，丢失机遇的错误是天下最大的错误，哪个校长输得起啊！跑北京、求部委，争机遇、抢“蛋糕”，这是中国一般性大学里当了校长的教授、学者们最丧失自尊的事，也是他们心头最无奈的痛楚。

种明钊教授在担任校长的那七年里，就是过的这种日子。他中道而立，委曲求全，忍辱负重，呕心沥血，鞠躬尽瘁。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正是在他的任内，我校成为博士点学校，改名为“西南政法大学”。这两件都不是小事，而是铸就西政跨越式发展的大事。回顾我们西政复办以来的历史，就其内涵发展的方面来看，如果说，1977年率先于其他四所政法学院复办和1978年提前招生并被确定为重点大学是它获得了占尽先机的发展基础的话，那么，1993年上博士点和1995年改校名则是为它奠立起中国高等法学教育中继续辉煌的新台阶。

一任校长，不过是薪火相传中的一站，能有如此作为，办成两件大事，称得上功在当代，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人，对得起西政的父老乡亲了。凭心而论，不是对西政有深切的爱，不能如此尽心！不是对法学教育有自觉的历史责任感，不能如此尽力！不是出以公心和无限忠诚，不能如此忘我！不是全身心投入，不能有如此成绩！没有德识才干，也不能获如此成就！

 谢谢您！种校长！您辛苦了！

其实，种校长在任期间还创造了几个西政历史上的第一

全国第一批具有法律硕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校；

全国第一批举办法学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的高校；

全国第一批把法学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办到全国去的高校；

重庆唯一一所硕士点评估中全部获得“优秀”级别的高校；

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司法部的第一次本科教学评估和成人教学评估高校；

引进了西政的第一个博士；

如此等等。

《法制日报》、《南方周末》在报道西南政法大学时曾经说，1993年到1997年是西政发展最快、步伐最大的五年，也是人气最旺、最有生机的五年。此言不虚。这就是历史！这就是人心！这就是公论！

此外，种老师还有一项值得骄傲的成就，这对于他是不是校长也许不重要，但对于他的幸福指数高不高恰恰最重要。我指的是他和邓宏碧老师教子有方，一女一子在学业上、事业上都有大成。古人说：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种老师修身齐家治校，家庭幸福，政绩灿然，而今喜庆80华诞，可谓是福寿双全，人生圆满，圆满人生！

下面想说几句我本人的事。我不会忘记种校长对我的“儒家法研究”、“羌族习惯法研究”给予的宝贵支持。他从不忌贤妒能，搞亲亲疏疏、团团伙伙，以身作则，风正气清。正是由于在他的领导下的评审、评选工作所体现的公平、公正，我校一批拔尖的青年才俊，破格晋升为副教授、教授，给了当时一大批名不见经传的青年教师以希望和信心。这对于一个大学来说是最为宝贵的精神力量。

前面说过，我走上行政岗位之时，什么都不懂，除了我的恩师杨景凡教授，还有卢云教授等不少老教授耳提面命外，最直接的就是得到了种校长的言传身教，使我较好地度过了那个“断奶期”。后来，我去了重庆社科院和重庆市人大法制委工作，他仍然一如既往地予以关心与帮助。2003年，还不顾70多岁的高龄应聘担任重庆市人大常委会的法律咨询专家，支持和指导我们的地方立法工作。

最后，想送给老校长一幅对联：

推农村法制，吁社会保障，数度重版竞争法学，乃国内法经济学第一人；

创博士学校，挂大学校牌，再次构建发展平台，是西政人气旺盛最佳时。”

对联注释：

1.推农村法制，指种明钊教授主持、主编的国家社科“七五”重点项目《中国农村经济法制研究》，重庆出版社1992年11月版。该著作获得四川省社科二等奖。

2.吁社会保障， 指种明钊教授主持、主编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3.数度重版竞争法学，指种明钊教授主编的教材《竞争法》，法律出版社已连续出了四版。

4.法经济学第一人，指种明钊教授发表于西南政法学院学报——《法学季刊》（现名为《现代法学》）1983年第2期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理论基础与法经济学的建立》一文，该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法律》全文转载，是中国大陆第一篇论述‘法和经济学’的论文。

 这不像华彩飞扬的祝寿联，都是事实的罗列，平淡无奇。然而，平平淡淡才是真。

老祖宗留给我们一句话，“人生七十古来稀”。而今科学昌明，盛世气象，70还是小弟弟，80就像是“八零后”。大家看到，我们80岁的种老师鹤发童颜，耳聪目明，思维敏捷，精神矍铄。让我们五年、十年、二十年后再相会，再来喝一杯种老师的寿酒吧！

2011.7

附录：

悼种校长

种本孔门仲由姓，

明德尚法倡先声。

钊勉校事夙与夕，

哲人其萎悼念深。

   注释：

 仲由即子路，孔子高足，居七十二贤人前列。后人秦政时避祸改姓“种”“仲”。种明钊祖父系抗战时由滕州迁居云南。

歌乐山青松作笔续写法学黄埔新篇章

嘉陵江逝水为琴礼送鞠躬尽瘁米寿人

种明钊先生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