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苏力于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在华国际出版商版权保护联盟联合主办,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协办的“中外大学出版社学术论坛”（北京，2019.8.26）上的发言。
一、首先，为什么中国？
在近现代国际文化交流中，中国学人有多种选择。他/她可以向中国介绍外国学术成果，也可以自主加入西方的文化和学术传统中，研究西方的问题，并做出重要贡献。但在我看来，若仅就学术贡献而言，更可能会来自他向世界讲述和展现中国人的经验。因为这毕竟会是他/她最熟悉最丰富的经验。和物质产品的交换相同，各国各地人们相互交换的一定是外地产出的但对自己或多或少也有些特别意义的产品。恰如鲁迅先生所言，尽管他说的是文学，越是有地方色彩的，越可能是世界的。某一地方的经验不一定对其他地方的人都有意义，但如果还有些意义，那就是超越地方的意义。国际学术出版其实就是促成各地方的经验、智慧和信息的交换。
中国是这个星球上的文明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唯一未曾中断持续至今的文明。20世纪以来，中国的巨大变革，完全可以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说，那就是“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非但挑战了“历史终结”的信念和神话，也改变了近现代以来众多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自我评判。自古以来，中国人的智慧，无论以何种方式凝结，都可能有智识意义，至少有参考价值。并且无论有无有效的国际传播，这种意义也一直都在。但随着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科技文化的发展，中国吸引了更多眼球，中国经验的意义日渐增加，加速释放，不仅有知识的意义，学术思想文化的意义，更重要的，还有社会实践的意义。当代中国的发展和变革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可以为解决人类的某些问题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
二、为什么故事？以及什么意义上的“故事”？
我觉得这是与跨文化的理解有关。
有许多学科的知识可以借助纯理论思辨展开，借助高度抽象的概念和逻辑，借助数学和其他众多自然科学。但人文社科研究会有不同，有些知识和学术是附着于本地实践、制度和文化发生的，很难直接翻译，只能借助本地语境中生发的概念、范畴、命题和理论才能表达和交流。即便有学者试图将之一般化、抽象化，力求纳入跨文化交流，但会有不少内容，至少一段时间内，仍会深嵌于特定语境中。
多年前，德国人类学家弗莱格就指出，长庚星和启明星指的是同一颗星（太阳系的金星），但至少在一些社会中某些人的心中，也即在两个不同语境中，是两颗星。要理解天文学上的这一颗星何以在他们心中是两颗星，就必须理解在他们心中有关我们通常称为金星的这个星球的两个故事。又如中文“家”这个概念。无论70年前中国人的“五口之家”，还是今天在中国占主导的“三口之家”，按中国古人的理解，都是“户”；昔日农耕中国的“家”，费孝通先生曾分析讨论过，其实是个小家族，是个绵延承续的事业社群。又有，英文中crime of passion，在中国的普通人当中，至今仍可以根据不同情况分别译作略带惋惜甚或褒义的“激情犯罪”，中性的“冲动犯罪”和极端贬义的“兽性发作”，分别指涉伴随了强烈情感的三类犯罪行为，隐含了中国民众对这些行为和情感的道德评判。
因此，在跨文化的交流中，很难仅仅通过简单对应的语词来准确理解和把握他文化中的一些概念，在此，理解在不同程度地取决于理解者能否有效进入或想象一种陌生但可能的生活。许多跨文化的人文社科的研究和交流因此常常依附于一些故事——一些关于他者生活生存的整体想象，这是理解所依赖的语境。
用抽象的概念、理论来讲一件事则更困难，很容易简单化、教条化甚或意识形态化。如，若仅仅用改革或开放，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解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那肯定是枯涩的，很缺乏智识和学术意味。因为任何改革一定是具体的，在具体时空中以具体措施来应对具体的问题；不仅有一系列非常具体敏感的条件，常常也需要一系列精细的操作，有先来后到，甚至也有预先没有料到事后看来很偶然的因素。“改革”这个词无法传递大量重要因素，但一个生动的故事则可能传递更多精微丰富的信息。也曾有人把东亚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经济发展，归功于儒家传统。一般说说也可以，但不能当真。因为在相当程度上东亚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是走出发生于古代农耕社会的那个儒家传统。
因此要解说当代中国的伟大变革，不可能用中国经验来演绎例证几个西方的经典理论命题就能完成的，确实需要在精细复杂的语境中展开生动具体的故事。不能选择性地讲一些零碎的或煽情的人和事，一定要讲一个在具体语境中展开的相对细致的故事。当然也不是事无巨细，不可能；有意无意，都一定会有也要有剪裁，但故事永远比命题有更多寓意。
但也应注意，在中文中，故事这个词往往有虚构或编造的意味。在国际文化交流中，文学艺术作品除外，一定要避免这种意味的“故事”。但也不是简单排斥想象和脑补。前面已说过，无论自觉不自觉，即便最注重实证经验的人文社科研究也必定有剪裁，并在这个意义上会有虚构和创作。甚至历史著作如《史记》也有不少虚构，鲁迅先生因此称其为“史家之绝唱”，却又称其是“无韵之离骚”——赞扬中还隐含有限定甚至某种批评。诸多社会变量之间的因果/关联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一定是学者脑补出来的，首先是虚构或猜想，即便后来被“证实了”或是回归分析的相关系数趋近1。甚至，亚里士多德曾根据历史记录的全都只是个别事实，而当时的文学/诗旨在描述普遍性实践，因此认定后者更接近真实。尽管如此，我还是强调，尤其是社科研究必须坚持经验主义传统。不能把讲好中国故事变成编故事，演绎主观意愿，或抒写个人的社会的愿景。其实除了译作“愿景”外，vision通常译作“幻觉”。
三、为什么要“说好”？
强调要说好，就因为目前说得不好，尤其是同中国的古老文明相比，也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70年来的成就相比。不仅很难让人听见，听进去；许多时候，就像题记引的那几句诗表述的那样，几乎每个识字的中国人都曾有过的那种窘境：有些汉字，我们确实知道意思，甚至感动了，但就是读不出声来，或一直读错了——在2018年五四晚上之前，在我心中，就一直把鸿鹄（hú）之志读作鸿（gǔ）之志，此前也曾长期把温情脉脉（mò mò）读作温情（mài mài）。这是表意文字世界中读书人注定遭遇的，我不觉得有啥丢人的；拼音文字世界的读书人会有更多相反的经验：能拼读出声但不知其意，同样没啥丢人的。
问题是，为什么说的不好？甚或发不出声？因为目前国际上占主导地位的学术话语源自西方，许多概念、命题和理论都来自西方的甚或西方某一国家的特殊经验。尽管中西文化的交流以及学者的努力，基于中国经验的相关研究日益增多，其中由中国学人撰写的也日益增多，但总体而言，很多中国故事和中国研究，对西方普通民众或学人，仍然异己的，至少也是边缘的。许多看似基于中国经验的学术，所谓的中国故事，非但附着于西方学术传统的，并因此是西学的产物，支持或验证的是西方理论。但也因此，对西方主流的人文社科研究来说，这些来自中国的或关于中国的学术，讲的故事，在这个知识生产和话语交流的大格局中，几乎是有它不多，没它不少；有时甚至真的只是一个文化多元的装饰性符号。在那些偶尔也会瞄一眼中国经验的西方学人看来，许多中国故事没啥新东西，没推进学术，更别说带来研究范式的变革。
是有西方学者的偏见，但并不由全是。主要还是因为许多来自西方社会和学术实践的理论、概念和命题与中国经验有距离；即便牵强附会，也很难有效解说中国的实践或经验。马克思主义当年预言的是，无产阶级革命将发生在西欧的工业化国家。中国却是一个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农业大国，小农如汪洋大海，很少工人。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后来中国革命实践证明成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就曾被很多人，包括很多真诚的中国共产党人认为荒唐，因为“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
但中国革命的胜利让我们今天完全不再为马克思本人的论断矫情；我们有了基于中国经验的理论。根据其理想型法律分类，韦伯认为只有以欧洲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传统才有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即便英美法，也有悖他认为最理想的形式理性法律类型，属于最不被待见的“卡迪司法（Kadi-justice）”。中国法自然也被很多中国学人归结为卡迪司法。这个分析在韦伯的法律社会学理论中，逻辑很严谨，结论很雄辩，因此很流行。但韦伯的观点在经验上一直麻烦不断。不仅在英美法世界受到质疑，在韦伯故土司法也有令人吃惊的反例。在东亚，从日本开始，紧接着是亚洲四小龙，再到中国大陆的经济高速发展，都一再挑战韦伯的理论。有华人学者试图修正和补充韦伯的学说，但这类努力只是削足适履，想做的不过是韦伯的理论没错，只是韦伯或韦氏学人把英美或东亚社会的法律错误概括了。
由于西方学术强势，对西方的一些经验也颇有解说力，因此，许多源自西方的理论很容易被视为理所当然，甚至为了学术积累也有必要首先假定其理所当然。但带来的副作用之一就是许多中国学人缺乏学术自信，言必称希腊，言必称罗马，言必称美国。只会引证，无力质疑。习惯于用西方标准，学术的、政治的，来衡量、判断甚至剪裁中国故事，并把中西的差异一律视为中西的差距，自然无心也无力理解和整理中国经验。许多所谓的中国故事其实只是，常常是，或更多是，对西方理论的例证。在当代中国的诸多文科院系中，很大甚至最重要一部分就是学术进出口，引介国外的理论，用中国经验附会，然后输出。非但“不能表达自己，只能被表达”，中国常常被迫在某种特定的中西权力关系位置中被表达。
不搞进出口贸易的也未必更好，由于时代变迁，由于中西方文化交流，中国故事的受众也有了很大变化。因此，有时，即便努力了，学人也无法同当代的中国受众或外国受众有效交流。他们或者用中国传统的政治和伦理话语表述，让当今中外受众都不很明白；或者以当代的政策宣传话语交流，不仅容易让人猜疑，更难让人听进去；有时生硬的翻译语词甚至引发非常不幸的误解。这样的表述往往变成缺乏社会交流效果的自言自语。
其实，我相信，所有的中国学者都渴望受众，中外受众。除了极少数意识形态至上者乃至逆向种族主义者除外，中国学人不同程度地都尽力讲述了他们理解的中国故事了。但心有余而力不足，努力的效果欠缺。有时是发不出声来；有时，由于信号编码的差异，发出的也没法让外国读者听进去，并听得明白，暂且不说接受与否。怎么办？
但在转向如何发声，如何说好之前，我得先说一句，要说好中国故事，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当代的，最重要的其实真还不是，至少不只是，讲述，而是如何把当代中国的事做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中国故事总体上一定依附于中国的生存和发展，繁荣和昌盛，依附于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有了这个前提，“说好中国故事”才可能成为一个有实在意义的国际文化交流的问题，才有中国故事的消费需求。如果当代中国做得很糟，就不会有多少中国故事的需求，也就大大降低了说好中国故事的必需。我们今天这个会议的最重要背景是，中国经济GDP世界第二，是国际进出口贸易第一大国，制造业第一大国。北美大陆上早已灭绝的印第安裴奎特人，没有任何必要说好他们故事？新西兰毛利人也许有说好自己故事的心愿，但除了喜欢异国风情的游客外，还有谁，需求毛利人的故事？
尽管如此，对我来说，说好中国故事的意义却不是，或主要不是，或不仅仅在于赞美中国。我更看重的其实是，这些中国故事中可能蕴含了某些知识和经验，具有更一般的意义，超越了中国，可能为遥远地方的他人分享。这就是所谓的“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或教训，或中国智慧或中国方案。我不是普世主义者，我说的只是可能。作为一个学人，我只是不愿从一开始排除这种可能。如果我说中国故事，那只是因为，在我看来，这个故事，对于某些他人，可能有某种学理的或启发的意义。
四、如何“说好”？
这是作者的真正难题。
与其他动物相比，人的最大特点之一也许是，有无限的想象力，却很难实现。他可以预设目标，精细规划，他也能想象成功，甚至为之心潮澎湃，热泪盈眶，犹如身临其境。然而，不但努力了，也未必能实现；更多的是，一觉醒来，就放弃了昨夜夜不能寐的激情畅想。这不仅是知与行的矛盾；其实也是个“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的问题。在说好中国故事上，也不例外。
不能强求，这只能靠每个研究者、学人、译者、出版商自己的努力，也要靠天时地利人和以及其他偶然因素。“不是一切努力都没有结果，但也不是一切努力都有结果；不是最努力的就一定最有结果，更不是努力就有一个确定的结果。”但即便如此，却还要努力，也只能努力，持续的。不仅要个人努力，这是首要的和主要的——因为学术，尤其是人文社科，虽然更多依赖学人个人的创造；在今天，也离不开集体的努力，协调和合作，尤其当涉及中外文化的交流，涉及市场。
因此说好中国故事，其实不只是，甚至主要不是“说”的问题，而是行动。但也还有些或许可以分享的东西。下面，就以我作为作者的经验为基础谈谈，说好中国故事中，一些还可以言说的，可能为他人参考的，考量或经验。许多是老生常谈，但老生常谈恰恰因为这很重要。
首先要理解中国，而理解的前提是热爱，而不是投机——搭中国崛起这趟便车。这个热爱包括了纯粹因学术兴趣而产生的强烈职业偏好，但也包括了，出于对中国的熟知、长期厮守而产生的、可能被指责为中国文化中心主义色彩的那份“偏执”。其实，在特定意义上，“热爱”就是一种偏执，就像“不爱江山爱美人”那样。这种偏执不丢人。哲学阐释学的分析表明，任何知识发生和拓展都始于一种prejudgment，可译为前见/偏见。也只有在一个具体社会、文化、传统中持续努力，也才可能有发现和洞见。至少有时，作者就得不管江湖上或市场上的风起云涌，潮起潮落，就得一叶孤舟，“出没风波里”（范仲淹）或是“独钓寒江雪”（柳宗元）；决意“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李白）——那才叫有“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即便“深藏”一句有点过于自恋。但也别以为只要执着、坚守、自信、努力，就会出成果，出好的和重大的成果。这都不是充分条件，只是个必要条件。只是说在别不计较最后结果，尤其是个人功名。否则，就是机会主义，想“赌一把”。这尤其是在人文社科领域。但也不仅在人文社科，在数学和自然科学领域也可能如此——想想数学家张益唐的坚持。是从小学课本上的故事“小猫钓鱼”，我了解了“一心一意”和“三心二意”这两个成语的。
只有热爱也才更愿意理解，才能沉下心来理解，坚持以中国为本位，更建设性地从学术角度切入，深入务实，研究那些只有在中国才能更好更有效研究的问题，直到心中有了点干货，有了值得一说的故事。
但言说者也即作者还一定要有强烈读者感，要明白自己打算对谁说话？是对中国人还是外国人（甚至，哪个外国？），对专业学人还是普通读者，预期读者的年龄段、知识水平甚或性别、意识形态、文化前见/偏见等因素。
若潜在的受众是中国人，作者要能想象并理解，为可更多借助，受众已有的各类中国经验，以各种手段唤醒和激活读者去“反刍”他们已有的中国经验；为他们提供一些新的可能的立场和视角，勾连一些他们之前不曾想到的变量之间的关系，让他们感知历史和当代中国人在社会实践中的种种智慧。
这一点原则上对外国读者也适用。只是外国读者的生活经验更多受其所在国的文化塑造，因此作者在说中国故事时，必须有所调整。一方面要让外国读者了解中国的相关情况，特别是规定中国故事的那些非常具体实在的中国问题（problems），读者才有可能在智识上理解并跟上某个中国故事的发生和演变。另一方面，更要借助那些高度直观的经验，借助那些源自欧洲但几个世纪来已经被全球分享的文化符号，无论是人文知识，还是自然或社会科学的理论，甚至那些往往反映了人类共通问题的童话和民间传说等等，为中国故事的展开铺路。
鉴于中外文化交流这一语境限定，要说好中国故事，一个重要考量也许应适度弱化传统中国人文话语的表述，更多并善于将其转换成社会科学的分析、论证和阐述。因为传统中国经典是高度精英导向，思想表达常常极为简洁，大量断言，很少细致的逻辑论证，往往直接诉诸于读者的悟性。说是“诲人不倦”，其实孔子乃至后世中国的精英教育对学生要求历来偏高。这与今天中国学术和国际交流的预期受众的差距很大，这就要求今天说中国故事的人必须做出相应调整，要把许多话说明白，必须有更细致的分析论证。不仅要避免用中国习惯的套话包装。因为，至今还有不少中国人还会把儒家（其实很可能只是孟子这一派）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说法或理想，当成实然，甚至当成一种社会政治规律；也有人把一些有社会激励意义的口号或追求，如“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当成一种社会理论。但同样应避免的是，把对社会实践或历史过程的简单描述当成理论，或是把一个看上去不错的故事话语当成一种理论。其实，理论必须有一般性；一个好的中国故事，至少必须给人以故事之外的启示。
弱化中国传统的人文话语表达可能会牺牲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只是，至少有时，这种牺牲是必须的，因为值得，因为以这种方式说中国故事，可能收获更多读者，收获话语的社会影响力。社会科学的明晰和逻辑表达一定会牺牲丰富、复杂、饱满但也因此不确定的意涵。但任何选择都会有放弃，都会有所损益。
追求社会科学的表达，好处是让故事变成理论。理论的最大好处是便于读者将命题逻辑地展开，用来解说、处理他或她身边的问题，故事中的经验可以成为一种工具，应对他或她的生活。这既是对地方性知识的验证，也可能是对地方性知识的移植和发展。中国经验可能因此被分享，好的结果甚至会消除外国学者可能尤其是西方学者对外来文化的神秘主义理解，一种敬而远之加怀疑的态度。
社会科学的表达绝不只是套用某些西方理论、概念或命题，仅在理论层面上兜圈子。用中国经验来例证西方学者提出的理论重要，但更有效的“说好中国故事”甚至应自觉用中国经验的视角来重新审视外国人对其自我经验的解说，自觉用中国经验中的道理来系统解说或重新解说那些被认为已有定论的外国故事或理论。西方学界对索福克勒斯悲剧《安提戈涅》的传统解说很多，有自然法与实证法冲突说，或黑格尔的伦理冲突说，或后来的女权男权冲突说。而借助中国儒家传统视角，我认为这个悲剧最重要的寓意只是，在农耕社区内，儒家历来强调的纲常伦理的重大制度意义。基于中国经验的这一解读，既是对西学经典的新解，也是对儒家经典命题的印证和支持。思想开放，不迷信古人，不迷信洋人，不迷信名人，不迷信经典，不迷信通说，不死磕概念，最为重要。一定要以务实的经验导向的功能主义和实用主义态度对待学术和理论。
虽然说好中国故事是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语境中的要求，但对中国读者也应如此。作者首先应注意如何对中国读者，对今天的中国读者——全球化时代对中外文化都有所了解的今天的中国读者，说好中国故事。如果一位中国作者不能让中国读者理解更多一些，看到更多一些，不能激活读者自身经历过的有所感动但尚未觉悟的东西，那么他就不是一位好作者。中国作者应当成为一位好作者，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书墨飘香的世界，却更是一个全球竞争的学术出版/商业出版的世界。
结语
以上所言，只是从作者方面讨论如何“说好”。但从社会层面来看，一个故事讲得到底好不好，与作者的想法甚至努力不一定有关。最终会是从社会效果上看，看能否有效影响读者。依据读者反映理论，也根据近现代以来中国学习外国的众多经验证明，是作者很难掌控的。重要的其实是读者，是读者的自我努力。这个努力主要不是阅读，而是阅读之后读者的实践，包括他/她的思考和社会行动。讲好中国故事，不可能过多指望被说的那个故事，也不能过多指望说故事的那位作者。
毕竟，“诗不会令任何事发生”。
2019年8月10日初稿，8月28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