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在中国法学界享有很高的地位。特别是法学理论这一块，有吴大英、刘瀚、李步云、周新铭几个大学者的名字在几家大报的理论版频频出现，颇有些独领风骚的意思。

　　然而，法理室的办公室在当时堪称陋室。一九八一年，我从研究生院毕业分配到法理室工作。当时法理室人数较多，故办公在一楼的进门往左手拐的第一间大办公室，大概是现在会客室的位置。桌子椅子都很破旧。屋子小而人多，桌子少而椅子多。门口的一张桌子是共用的，上头堆放了一大堆信件。每周返所日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信箱，把信件取出来，放在桌子上让大家自取。收信人不清楚的或者无人领取的总是越积越多，慢慢桌子上堆得像小山一样。整个办公室给人的印象乱七八糟，一点也不整洁。但几位先生的优长和特点，我在做学生时就已逐渐熟悉。

　　吴大英教授是室主任。他内心孤傲，卓尔不群，对学生学习要求也特别严格。吴大英老师做学问的特点是严谨、系统、对文字的标准极高。他本人是那种对文字和文章有特殊天赋的人，文章从不打草稿，想好了一气哈成。在那个用稿纸写稿子的年代，他的文章到了编辑那里几乎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需要改动。如果学生写了一个错别字被他抓到，一顿严厉的批评不可避免。在他看来，写错别字是能力问题也是态度问题。学外语，他不像现在的外语教学那样，注重语法，做题库，而是给你一本外文原著要求你翻译，他认为语言是在表达中体会的。在生活上，他特别随和。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吴先生经常请我们吃饭。常去的地方是灯市西口的翠华楼。翠华楼是国有饭店，据说当年曾经招待过基辛格，拿手的一道菜叫桃花饭。从翠华楼横穿马路到西口，有一个国营菜站，吴先生经常在那里排队买菜。阳光下他硕大的身材挤在买菜的队伍中，很滑稽。这个情景被我们几个弟子看到过，景荣师兄步"导师创业垂千古"之韵，写诗称"导师排队一上午"。记得有一次全室十多个人去吃饭，四十元钱，酒足饭饱，花不完，临走时不找钱了，饭店送了一个西瓜以补零头，也没有饭后水果的概念，由我提回办公室，大家再慢慢吃。

　　刘瀚老师慈眉善目，总是笑眯眯的。他经常说，自己这一辈子，从来没有和任何人发过火，生过气。他出生贫苦，自幼聪慧过人，六岁进私塾，文化功底很深，从甘肃省的一个偏僻县城走出来，从法院的书记员干起，又经过人民大学法律系的系统教育，社会经验很丰富，也很豁达。他嗜酒，戏称自己的养生之道是"二锅头加红烧肉"。他会品味生活，讲到自己所经过的逆境时也津津有味。记得有一次他讲文革中曾经在首钢烧锅炉，怎样送煤，怎样调火，简直是在讲艺术。他曾经告诉我们，自己的笔名为"浩如"，是取其名字"瀚"之意蕴，宽广博大。我们经常说，刘老师应该是长命百岁之人，因为他具备了长寿的性格特征。想不到这样豁达开朗的一个人竟然也未能敌过病魔。

　　李步云老师思维活跃，现实责任感强，总是鼓励我们探讨那些前沿的理论问题。这种学术风格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有政治风险的。在思想解放的大氛围中，他在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问题上的著述启迪了一代人。李老师上过朝鲜战场并且留下了残疾，后来大量的学术著作都是一字一句地用不方便的手写下来的，其中辛苦，不可言状。他心地善良，有求必应，对年轻人大力提携。长期住在地安门附近促狭的平房中并不影响他的热情和好客。我们多次到他家去聚会，在狭小的客厅里吃饭喝酒，高谈阔论。

　　周新铭老师主要研究西方法哲学，八十年代也写民主和法制的文章，领先对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进行研究。他住在新街口三不老胡同，每次返所都拎着一个黄旅行袋，里面装着要还给图书馆的书，顺便再借一批书带回去。因为周师母曾经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英文播音员，一口流畅的英语，视野也比较国际化，因此在那个平民化时代，周老师尚保留着某些高雅的生活方式，还记得他讲到怎样喝咖啡。有一次集体植树，中午吃饭时周老师竟然给每个人一个煮鸡蛋，那可是凭票按人头供应的。我的孩子小的时候周老师曾经送了他一只玩具大熊猫，这个玩具至少保存了十年。

　　那时候在返所日一般没有什么活动，主要是室里人自己谈天说地，交流信息。几位老师的言传身教对我们影响很大。文化和精神的传承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下延续。

　　除了几位老师以外，年轻一点的有陈春龙、刘兆兴、徐炳和我。陈春龙手不释卷，想到什么或者读到什么就写在手上，经常是一手的蓝墨水。他在七十年代末和肖贤富合著了一本《法学概论》，领学术之先，我认为这本书到现在也有很重要的价值。刘兆兴和我读研究生时同窗，他的特点是勤奋。年过四十开始学德语，后来留学德国，回来时送我们外汇券，那个时候可以用外汇券买点凭票供应的商品。徐炳在八十年代初写了几篇很有影响的法学文章，来所时间和我差不多，我自认为他高我一筹。他有在国外使馆工作的经历，认识他之前我看到他写的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题为"澳大利亚人的谢谢你"的小文章，印象深刻。后来我们成了同事,交流颇多。他英文极好，令我羡慕不己。徐炳又是集豪气和文采于一身之人，敢想敢为，敢喜敢怒，我们都认为他能成大事。

　　现在有的老师已经仙逝，有的老师仍然在为学术理想拼搏。几个当年的晚辈也熬成了长辈，面对年轻的学生时经常不知自己是何许人也。一直把自己当学生，不意之间就成了先生。回头看看走过的路，法理室曾经是我们的驿站。那个时代的简朴、单纯、执着、人和人之间的亲密，都令我们永远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