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荣幸给乾元国学教室的同学们做一次讲座。我要讲的是古代的官箴，也许有的同学有所了解，也许有的同学觉得新鲜。其实我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只是在研究其他方面的时候涉及过这个问题。之所以想讲这个题目，是想拓展同学们的视野，如果能引起大家的兴趣，能从中吸取一些有益的东西，那当然就更好了。官箴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遗产，它既涉及古代的思想，又涉及古代的历史，现实性比较强。
   一、官箴在儒家政治文化中的地位
   说到官箴，我们首先要简单地了解什么是官箴，官箴有怎样的一个传统。
   所谓官箴，就是关于官的箴，箴是一种古代文体，以规劝、警示为主要内容，官箴就是用来规劝和警示官僚的格言或者文章，后来也包括总结为官作吏的经验教训的书。官箴有各种形式，有些精炼的名言警句，可以刻在石碑上，或者写在匾额、楹联上，比如从宋代开始，州县衙门很多都书写着十六个字：“尔奉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有些官箴则是写成了专门的文章或者著作。
   要追溯官箴的历史传统，要分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上对下，君对臣的教训，这样的文献早就有了，比如说《尚书》中周公告诫康叔的《康诰》、《酒诰》、《梓材》等等，就有官箴的意思，后来这个传统仍然持续，比如著名的武则天的《臣轨》，就是专门教导臣下的。第二种情况，是官僚阶层自己对自己的要求，所谓“自我规约”，通常把秦代的《为吏之道》看作是官箴之首，这部书非常重要，是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中发现的，是当时的某位官员对于怎么做官吏的经验总结。
   还有一部书也被看作是较早的官箴，就是托名汉代马融的《忠经》，这部书不是讲为官经验的，而是讲作为道德的“忠”。不过，这本书很可能是唐代伪造的，这本书除了马融的正文，还有郑玄的注，且正文和注如出一手，那么显然是有意伪造的，之所以被造出来，是为了和《孝经》并列，凸显“忠”、“孝”两大道德。唐代重视《孝经》，于是有人伪造一本《忠经》出来。关于这本书《四库总目》和清代学者已经辨明，所以不能再说是汉代的书。
   后世大量官箴都是这种，也就是官僚阶层自我教育、自我规约的官箴。第三种情况，广义的官箴还可以包括臣对君的规劝，比如《尚书》中就有周公告诫成王的，宋代范祖禹有一部《帝范》，则是以皇帝老师的身份告诉皇帝应该如何做君主的。不过，后世通常说的官箴，主要是君告诫臣，或者官僚阶层自我告诫的那两种。
   官箴虽然其源很早，主要是宋代以后开始增多。历代比较著名的官箴，从秦代《为吏之道》算起，唐代有武则天《臣轨》，有假马融所作的《忠经》，宋代有吕本中的《官箴》，元代有张养浩的《牧民忠告》，明代有薛瑄的《从政名言》，吕坤的《明职》，清代的官箴书最多，比较著名的有陈宏谋的《学仕遗规》、汪辉祖的《佐治要言》，他们编纂的很多官箴书，特别是汪辉祖，讲的不是当主官，还有作吏，当幕僚应该怎么做。上述只是简单举例，黄山书社出版了刘俊文主编的《官箴书集成》有十大册，收集了一百零一种官箴书，其中唐代一种，宋代五种，元代两种，明代十七种，清代七十三种，民国三种。这一百零一种也只是选本，还有很多没有收录。
   初步明白了什么是官箴，以及官箴的传统、官箴的文献之后，我们再确立官箴在儒家政治文化中的地位。以往讲官箴，多说是为官者的道德与行为规范和从政的经验教训，不能在儒家政治文化中给予明确的定位。著名史学家陈寅恪曾经说：“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鉅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当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二教者。”儒家在制度、法律方面的贡献姑且不论，其在公私生活方面到底有些什么贡献呢？
   我们按照陈先生的思路，具体说明一下儒家道德思想的基本构成：
   儒家道德思想分公、私两大方面，私的方面又可以分两个小方面，一是个人修养，一是家族伦理。大家都知道《大学》的八条目：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都是个人修养；齐家则涉及到家庭内的人与人关系，需要一大套家族伦理和仪式。
   由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就从私的方面扩展到了公的方面。儒家道德的公的方面，也可以分两个小的方面，一是政治理想，一是为官之道。首先是政治理想，比如《礼记·礼运》中说的大同理想，或者孟子说的王道、仁政，都是儒家一贯的政治理想；其次就是为官之道，儒家讲究学而优则仕，所以做官是顺理成章的一步。儒家讲内圣外王，内圣是个体的修养，外王则是治国、平天下。
   通过这样的分析，我们就可以为官箴找到一个定位：官箴应该隶属于儒家道德中公的方面，在公的道德中主要是为官之道，它既可以构成独立的系统，同时也可以说，私的道德，以及公的道德中的政治理想等等，都是它的基础，会交错地影响过来，从而使官箴的内容非常复杂。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定位，是要简要地说明官箴在儒家政治文化中的独特地位，尽管它一定会受其它方面的广泛影响。
   二、清、慎、勤——官箴的三大核心观念
   为了使大家对官箴有一个简明扼要的把握，我重点讲一讲官箴的最核心的观念——清、慎、勤。清、慎、勤三字，是宋代吕本中在《官箴》中提出的：“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朱子在《小学》中也引用了，后来明清皇帝都推崇这则官箴，康熙御书“清慎勤”三字，赐给京师与各地的衙门，悬挂在州县衙门的大堂。梁启超《新民说·论公德》中说：“近世官箴，最脍炙人口者三字，曰清、慎、勤。”我就结合官箴材料，结合我的理解，为大家讲讲这三个字。
   首先讲“清”。
   我把“清”这个字，分解为三个词：清廉，清明，清白。
   说到“清”，首先是清廉，清廉是为官者最基本的品德要求，历来最受重视。那么，什么是清？清是清高，有节操，有气节。什么是廉？廉，隅也，四边，就是方正，古人以廉、贪相对，并说廉洁，所以廉意思也是不贪污。《管子·牧民篇》中说，国有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这些都是最基本的道德。
   南宋理学家真德秀曾说：“凡名士大夫者，万分廉洁，止是小善一点，贪污便为大恶。不廉之吏，如蒙不洁，虽有它美，莫能自赎。”
   清廉是为官的基本道德，属于公德的范畴，在私人的家里不分彼此，不涉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所以一般家里没有清廉的问题。清廉虽然是为官的基本道德，仅就道德而言，这是起码的道德，你一生清廉也只是小善，那为什么要持守呢？一方面说，虽是小善，却能阻遏大恶，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个大恶就是贪污。而古人对这个问题看得恨透，清尹会一《四事箴》引王迈说：“惟士之廉，犹女之洁，苟一毫之点污，为终身之玷缺。”这话说的虽然有点封建，但是有一层意思是对的，没有贪污过，持守起来并不是很困难，一旦贪污过，在想洗手不干很难。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之所以要清廉，关键在于清廉才能执政，或者说，才有行使权力的合法性。明初理学家曹端曾对他将要为官的学生讲说为政之道，他说：“其公、廉乎！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这句话后来被改造成一句著名的官箴：“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并被雕刻在石碑上，广为流行。
   再讲清明，清明是说为官者要念清、神清、心清，也就是说要头脑清明，而不是做胡涂官。首先一层意思是指要能分得清公与私，不以自家妻子为念，不好名，不逐利，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在你排除了私利、名利的干扰之后，你应该有一个清楚明白，有理性的头脑，能明辨公事中的是非曲直，兴利除弊。有些当官的之所以糊涂，未必是他智商低，更多的情况下是利欲熏心，利欲熏心，心就不清，所以就会处事不公，就会成糊涂官，所以必须要排除利欲。但是有些人可能没有太多的利欲之心，可就是当不好官，这就是聪明才干问题了。古人说清官，不仅指清廉不贪污的官，还指清明能断的官。古人说清正廉明，也是不仅指不腐败，还要断事清明公正。关于如何断事，官箴书中有很多具体的经验教训。
   再讲清白，清白是说一个人的清白名声，当官的不要好名，但要惜名，不要让自己的名声沾上污浊的事情，弄脏了自己的名声。汉太尉杨秉为人，清白寡欲，尝称：“我有三不惑：酒、色、财也。”沾上这三样，难保清白。这里还有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不要什么人都交往，什么事都掺和。吕本中《官箴》说，“当官者，凡异色人皆不宜与之相接。巫祝尼媪之类，尤宜疏绝，要以清心省事为主。”异色人，就是没有正当职业，或者职业特殊、阶层低下的人，或者到一些不好的场所，以免造成瓜田李下。那些江湖上的歌舞艺妓、奇技淫巧，有特异功能，能算命的人，都要敬而远之。不是歧视他们，他们有冤屈也要为他们做主，但是和他们产生私人交往，很容易损坏清白之名。
   其次讲“慎”。
   我把“慎”字也分解为三个词：慎言，慎行，慎权。
   慎言、慎行，都好理解，说话办事要小心谨慎。官箴书里有很多经验之谈，比如言语之慎，薛瑄说，当官的“一字不可轻与人，一言不可轻许人”，郑端《政学录》说，“言者，吉凶荣辱之枢机，为官常默为妙”，等等。行为之慎，如薛瑄说：“处事最当熟思缓处，熟思则得其情，缓处则得其当。”熟思和缓处，都是慎行。更关键的是要“制怒”，吕本中《官箴》说：“当官者，先以急躁发怒为戒。事有不可，当详处之，必无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岂能害人？”当官的人，日常遇到的事情，十有八九是不满意的事，如果动辄发怒，是不会当好官的。慎言、慎行还有一个方面，是慎密，就是什么事能保守机密，这在武则天《臣轨》中就说，“人臣不慎密者，多有终身之悔，故言易泄者，召祸之媒也。”
   慎权是说在行使权力时要格外谨慎，这是个大问题。首先说，权力是谁赋予的？毫无疑问是皇帝，权力都是自上而下赋予的。我们今天说，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在非民主的体制下，这是一句空话。既然权力是上面赋予的，行使权力就要对上面负责。这在封建社会是理所当然的，比如《忠经》上说：“为臣事君，忠之本也。”忠君是做臣的根本，这是毋庸置疑的。如果行使权力不谨慎，就会被皇帝或者上司剥夺。
   而在另外一方面，儒家更强调行使权力也要对下面，也就是权力执行的对象负责，主要是权力会关乎百姓生死，人死不能复生，所以一定要慎重。儒家主张在行使权力的时候要想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有仁爱、慈爱的精神。这种思想来自孟子的仁政，《孟子?公孙丑》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张载《西铭》说，民吾同胞，所以为官者对待自己的百姓，不能看作是对立面，即便是罪犯，也像是自己的兄弟犯了罪一样。薛瑄主张为官要秉承文王“视民如伤”（参见《孟子·离娄下》）的仁爱精神，人民都是如伤弱而待保护者，指出：“治狱有四要：公、慈、明、刚。公则不偏，慈则不刻，明则能照，刚则能断。”其中“慈”就是仁爱精神的体现。薛瑄说：“慎动当先慎其几于心，次当慎言、慎行、慎作事。”
   最后讲“勤”。
   我把“勤”字分解为三个词：勤政，勤察，勤和。
   首先勤政很好理解，似乎很好解释，就是勤于执政，不懈怠，不荒政。但是官箴常强调的另一个方面我们不一定注意到，就是说勤政不光是说勤勉，而且要想给自己家办事一样，“治官如治家”。吕本中《官箴》说：“事君如事亲，事官如事兄，与同僚如家人，待群吏如奴仆，爱百姓如妻子，处官如处家事，然后能尽吾之心。”
   过去的州县官，称为“父母官”，现在不这么叫了，叫“人民公仆”。其实你要真正理解“父母官”这一称谓中包含的儒家政治文化的涵义，就知道“父母官”比“人民公仆”更好。为什么叫“父母官”呢？《牧令须知》说：“牧令（州县官）民称父母，何也？盖因其有教养之责，与民休戚相关，故称其父母。使其顾名思义，常存惠爱之心。为牧令者，当以目前之赤子，如膝下之儿孙。民之所好者好之，民之所恶者恶之……”父母教养儿女，嘘寒问暖，是主动的，不是谁要求你这么做才这么做，父母和儿女是休戚相关的，不是利益的对立方，把政府和老百姓对立起来的官员，肯定不知道什么是“父母官”。“父母官”一是主动的关心，主动做事，私心和公心是一致的，二是像对待家人一样对待百姓，像办理家事一样办理政事。如果说公仆，虽然听起来挺谦卑的，但一者说，仆人是被动的，被指使的；再者说，仆人毕竟是外人，不是家人。当然，古代的州县官们真能做好，当得起“父母官”三字的很少，有人讽刺“父母官”：“爱民犹子，金子银子，皆吾子也；执法如山，钱山靠山，其为山乎。”所以说，自古至今，这也就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理想而已。
   其次是勤察，就是勤于反省和视察，反省自己是不是有过失，对于自己的职责和治下的基本情况要能做到了如指掌。勤察，首先是指为官者对于所要处理的政事要有清楚准确的了解，对于自己治理下的民情要有及时准确的了解，对于自己治下可能发生的灾害、动乱要防微杜渐，等等，这些方面大家都容易理解。
   还有一些特别的地方，比如要勤察自己的属下和家人，是不是蒙骗自己，吕本中说：“后生少年乍到官守，多为猾吏所饵。”宋代以后的官和吏是分开的，官是流动的，吏是不动的，官是管拿主意的，吏是专职办事的。过去的官都是靠科举出身的，初当官时，不知道该怎么做，于是为手下的猾吏所挟制，或者蒙骗。官员自己的家人，也有可能背着自己，收受贿赂，搞不正当的东西。官员被下属和家人所欺骗，是很常见的，所以必须及时省察。
   勤察还有一层意思，也可以算在慎行的方面，就是提防小人，吕本中说：“当官既自廉洁，又须关防小人，如文字历引之类，皆须明白，以防中伤，不可不至慎，不可不详知也。”小人可能来自自己的手下，也可能来自同僚。中国古代有很完善的御史监察制度，当官的说不定哪一天就被御史上本弹劾了，所以也要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有自我详察，知道自己是不是被冤屈，或者确实有疏漏的地方。有时必须要辩白，有时则要宽厚任谤。
    第三是勤和，就是勤于上下沟通，搞好关系，涉及如何跟上司、同僚及下属打交道。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和”就是搞好上下关系，敬上谦下，使权力的秩序能够和谐，运转流畅。对待上级官长，要以恭敬有礼为主。宋胡太初《昼帘绪论》说：“令之待台幕郡僚者，宁过于勤，毋失之怠；宁过于恭，毋失之简；宁过于委曲，毋失之率意而径行。”但对上级官长的礼敬要有限度，一是不可阿谀奉承，就像薛瑄说的“恭而不近于谀”；二是该表明自己的见解还是要说，就像叶镇《作吏要言》说的，“事上贵诚敬，言貌亦不可苟。然至辩论公事，如自己见到十分，正当委婉力陈，未可将顺。”对待同级的官员，则以道相交，以道相勉，和衷共济。对待下级官吏，则以谦和宽厚为主。在官场上搞好关系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关键是它有正反两反面，需要掌握分寸，有利于政事。这不是一个大道理问题，官箴书中有很多具体的要求，很多经验与技巧。
   三、官箴与官僚阶层的自我规约
   清、慎、勤三大观念还是抽象的观念，官箴书的优异之处是有很多具体的为官的指导，这些指导就像官场的规则，我使用了“官僚阶层的自我规约”这个词，就是说明官僚们知道，这么做是最适合他们的集团利益的，也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必须这么做的。马克斯?韦伯说，中国古代有三个权力阶层，是相互制约，相互斗争的，就是皇权、氏族（或者说宗族）、官僚。皇权的力量自不必说了，氏族的力量也是非常强大的，不管是皇亲国戚，还是高门大姓，往往是既有政治力量，又有经济力量，甚至有武装力量。在唐代之前，皇权与氏族之间，关系紧张，隋唐之后，在皇权与氏族之间插入了官僚阶层，在二者之间起到缓冲、调和的作用。官僚是自古就有的，但是隋唐以后的官僚阶层是指通过科举上来的这批人，他们大多数没有背景，没有后台，没有经济、武力的支持，形象的说，他们没有根，像浮萍一样，他们如果要避免散乱，要想凝聚为一种独立的整体的力量，怎么办？只有互相纠结在一起，所以就搞什么门生、弟子、同年，以便形成自己的利益集团。对于这种情况，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曾经做过批判，他说现在所谓的师生弟子，其实不是过去的意思，不是真正的师生关系。你参加科举考试，录取你的考官，就是你的门师，其实他根本没有教过你；同样，你这一届的考生，相互之间都是同学，其实你们之间根本不认识。之所以搞这一套，无非是结成一个联盟，将来在官场上互相照应。清代有个大学者叫钱大昕，有人要拜他为师，他坚决拒绝，他说现在当老师，要能提携学生，帮学生找工作，帮学生发文章，帮学生出名，可是我这些都不在行，所以我不当你的老师。如果是学问上的切磋，我们平辈论交足矣。
   除了结成集团，另一方面，这些科举上来的官员们要想升迁，或者保住自己的官位，就要小心谨慎，做出点成绩来，因为他们不可能像早期的世族门阀那样，仅凭高贵的出身就可以高枕无忧。
   总而言之，官僚阶层必须约束好自己，一方面不要让自己的队伍中出现蛀虫，出现不守官场规则的人，破坏了整体利益；另一方面也要让自己的队伍干出成绩，从而使地位更加稳固。这样说官僚阶层，似乎都是负面的，当然也有正面的意义，因为这些通过科举上来的人，毕竟读过圣贤书，都是受过正统儒家教育的人，所以相对来说，他们是最有理想、最有道德、最有见识的一批人。如果他们真的把他们所学的，实施于社会，对社会是大有贡献的，换句话说，这些人的理想目的就是要把所学施行于社会。陈宏谋在《学仕遗规》的序言中就说，“士大夫处而家居则为学，进而莅官则为仕，学者所以学为人，即以讲求乎仕之理也，仕者所以治民事君，即以实践乎学之事也。事理本属相资，体用原归一致，世之学者每歧而二之，于古人嘉言善行不能切己体验，书自书，而我自我，遂至学自学，而仕自仕。……闲有学似纯正，而迄乎出仕，顿忘平日所学者，更有视出仕为应酬窃禄之快捷方式，而显悖乎平日所学者，未仕己仕若出两人，夫岂孔孟所云求志达道、幼学壮行之训乎？”所以说，学和仕应该统一。当然，这样的儒家政治理想，是很难彻底实现的，陈氏所说，也是在针砭时弊。
   但是，还有另外的一方面问题，就是沿科举制上来的人，他们所受的教育，主要是四书五经，再加上诗词歌赋，用今天的话说，都是通识教育，不是专业教育，他们没有当官的专业知识，这是一个重大的疏漏。当然，他们可以借助于懂得专业知识的幕僚和胥吏，就像包公身边离不开公孙策，但是他们也要补上这一课，怎么补，主要是实践中学习积累，官箴书也是一个重要的学习材料，是自我学习、自我教育的必备读本。所以，官箴书中除了讲道德操守之外，还有很多怎么处理钱粮问题，怎么断案，怎么赈灾，怎么办教育，怎么治理地方等等的一系列非常具体、非常实用的为官经验。比如说吕坤的《明职》，就专讲这些方面，“自弟子员至督抚，按职分为十八篇，于省、府、州、县职官利弊得失，言之甚悉。”（《四库提要》）结合不同职能的官吏为政的具体情况，一一讲明为官的要领和原则。也就是说，职业化的内容大大增加了。
   与官箴书相同，还出现了专为幕僚而作的幕学书，以及充满神秘色彩的“师爷秘本”。这些书的内容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官箴书的传统范围，但无可否认它们是由官箴书这一源头流衍出来的。
   概括地说，官箴书既能给官吏提供道德教育，又能给他们提供职业教育。在清、慎、勤这样的大原则之下，还有一些职业化的知识和技能也可以从官箴书中得到的。有这样一些方面是在官箴书中很突出的：
   首先，做官一定要做好必要的准备，当官有当官的道德修养，这是不可缺少的；
   其次，做官一定处在等级制度中，因此如何处理好上下级关系，也是必须知道的；
   再次，做官就是要运用权力，在权力运作上有哪些规则，如何有效率、见成效，也是必须知道的；
   第四，做官一定要面对舆论和民情，如何及时的了解和处理，也是非常重要的。
   总而言之，官箴书中涉及古代政治文化的方方面面，且都是经验之谈，有具体的案例佐证，它对于官僚阶层来说，是不可缺少的指导。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官箴书并不都是从正面说，你应该如何如何做，也有反面的警戒，反面的样板，就是说有些事是为官者不能做的，或者说官场有什么忌讳。明代的官场很乱，清初出了几桩大案，所以清代的统治者就对明代的为官之道做了反省，顺治皇帝主持修纂了一部官箴书——《人臣儆心录》，凡八篇：一植党，二好名，三营私，四徇利，五骄志，六作伪，七附势，八旷官。这部书特别选取古今奸臣恶迹，且对明末清初的政治现实针对性很强，故尤其具有警戒意义。顺治皇帝把它颁行天下，所有当官的都要看，《四库全书》中也收录了这部书，认为即便是再好的社会，难免会出奸臣，为官者读这本书，可以起到警示和防微杜渐的功效。
   上述就是我对于官箴的一点粗浅的认识，很初步的，不能说是研究。如果各位由此产生了对官箴的兴趣，读几部官箴书，一定会有比我讲的更大更多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