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复校群英谱:钱英和方晓升
发布日期:2021-02-03 来源:法治日报

钱英(1934年- ),江苏吴县人。1951年9月考入南京大学政治系,1952年9月转入华东政法学院学习。方晓升(1932年- ),福建云霄县人。同期考入南京大学法律系,同时转入华东政法学院学习。由于在华政1979年第二次复校群英谱里,钱英和方晓升两位老师是夫妻,且同在华政政治理论部任教,所以将他们放在一起介绍。而且由于钱英和方晓升两位老师转入华政时,华政还没有正式挂牌,所以他们是华政近70年历史的建设者和见证人。

方晓升老师进入南京大学法律系学习颇为传奇。1951年全国第二次统一招生,由于当时考大学选专业没有人做业务指导,方晓升老师本来报考的是兽医专业,直到看见报纸才发现被南京大学法律系录取。于是拿着报纸(上面有录取名单公告)去南京大学法律系报到,当时也没有录取通知书。“我当时在福建的一个小县城,没有报纸,为了这张报纸骑了一天的脚踏车,来到漳州才买到报纸。我第一次见到火车就是从南京来到上海。从福建出来时小股战争还没有结束,路上险些被飞机炸死,汽车都要经过伪装才可以开出来。”方老师说起几十年前报到的情景还心有余悸。当时南京大学是国立中央大学改名来的,有很多研修班而且规模很大。法学院就有三个系:法律、政治、经济。1952年院系调整时经济系并到了复旦大学,法律和政治两个系并到了华东政法学院。

钱英老师报考的第一志愿是物理,后来学了法律,之后又去教政治。虽然心里不愿意,但当时讲究的是服从组织安排。所以,钱老师把法学院的政治系、经济系、法律系都读过了。钱老师说:“我们到了南大后,转专业的人很多。当时的法律比较少,有惩治反革命条例、婚姻法等。直到1954年宪法颁布后才开始有系统的立法,社会上对法律的观念都比较淡薄。”

据钱英、方晓升两位老师的叙述,建校初期的华政各个方面都很艰苦。钱老师回忆,现在韬奋楼东侧路边洗澡的地方,是原来圣约翰大学的饭厅,地方不大。1952年9月底,学校在筹建中,大部分学生还没来,宿舍里没有床,她只能睡在地板上。地点是在网球场旁边的思孟堂,原来是圣约翰大学的女生宿舍,现在是华政女生宿舍5号楼。而当时的男生则住在韬奋楼上面。上课后他们被混合编班,课程内容就是听一些首长作的政治报告,同时学苏维埃民法、苏维埃刑法、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史、俄语等。课程以大课为主,还有小班课堂讨论,气氛比较活跃。学校对学生要求很严格,除了白天上课外,晚上还要集体到教室里自修并且点名,时间是从六点半到九点半。那个时候生活非常艰苦,上厕所都要排队。吃饭也没有食堂,就在40号楼旁边空地上搭个棚。只有张长条桌子没有凳子,大家围在一起站着吃(当时吃饭不要钱,困难的学生有助学金,工作过的学生有生活费)。后来学生们义务劳动搭了个食堂,在河西食堂的位置。第一次搭的是平房,第二次是一个二层小楼,第三次才建成现在的河西食堂。

华政初建时大学部学生主要是华东地区8所大学转过来的,大概有240余人,分4个班。之后又办了专修科和干训班。专修科大概有800多名同学,其组成大多是荣誉军人、妇女干部等,还有失业工人,像韩信昌、孙国庆等人。干训班就是轮训干部,黄道等人就是干训班留下来的。1953年厦门大学法律系的学生也转过来,成立了5班。

1954年钱英、方晓升两位老师毕业,方晓升老师被分配到了中央党校的前身马克思主义学院。钱英老师本来是要去苏联留学,当时为了节省经费,就请苏联专家到北京政法学院授课,钱老师就到北京去学习。1957年钱老师回到了华政,1958年方老师也调回华政。没过多长时间,就遇到华政第一次被撤销,两位老师转入上海社科院,钱老师到政法所,方老师到历史所。

之后,钱英、方晓升两位老师就和其他大部分老师一样,随着华政的命运跌宕起伏:1963年华政第一次复校时,他们分别从上海第一医学院和华东局调回了华政。1972年华政第二次被撤销,两位老师又被安排去了复旦大学。1979年第二次复校时,出于对母校的感情,他们又回到华政。在复旦大学时,方老师因为对历史感兴趣,收集了丰富的资料,准备从事历史方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调回华政后,由于当时79级学生马上要开设政治理论课,而方老师在中央党校是搞党建研究的,对马恩列斯的著作比较熟悉,于是放弃了自己的爱好,服从学校的安排,到政治理论部任教。钱英老师也同样放弃了自己在复旦大学时已经成形的专业计划,转入政治理论部任教,直到1995年退休。感谢两位老师为华政作出的贡献。


责任编辑:杨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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