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英（1934年- ），江苏吴县人。1951年9月考入南京大学政治系，1952年9月转入华东政法学院学习。方晓升（1932年- ），福建云霄县人。同期考入南京大学法律系，同时转入华东政法学院学习。由于在华政1979年第二次复校群英谱里，钱英和方晓升两位老师是夫妻，且同在华政政治理论部任教，所以将他们放在一起介绍。而且由于钱英和方晓升两位老师转入华政时，华政还没有正式挂牌，所以他们是华政近70年历史的建设者和见证人。

方晓升老师进入南京大学法律系学习颇为传奇。1951年全国第二次统一招生，由于当时考大学选专业没有人做业务指导，方晓升老师本来报考的是兽医专业，直到看见报纸才发现被南京大学法律系录取。于是拿着报纸（上面有录取名单公告）去南京大学法律系报到，当时也没有录取通知书。“我当时在福建的一个小县城，没有报纸，为了这张报纸骑了一天的脚踏车，来到漳州才买到报纸。我第一次见到火车就是从南京来到上海。从福建出来时小股战争还没有结束，路上险些被飞机炸死，汽车都要经过伪装才可以开出来。”方老师说起几十年前报到的情景还心有余悸。当时南京大学是国立中央大学改名来的，有很多研修班而且规模很大。法学院就有三个系：法律、政治、经济。1952年院系调整时经济系并到了复旦大学，法律和政治两个系并到了华东政法学院。

钱英老师报考的第一志愿是物理，后来学了法律，之后又去教政治。虽然心里不愿意，但当时讲究的是服从组织安排。所以，钱老师把法学院的政治系、经济系、法律系都读过了。钱老师说：“我们到了南大后，转专业的人很多。当时的法律比较少，有惩治反革命条例、婚姻法等。直到1954年宪法颁布后才开始有系统的立法，社会上对法律的观念都比较淡薄。”

据钱英、方晓升两位老师的叙述，建校初期的华政各个方面都很艰苦。钱老师回忆，现在韬奋楼东侧路边洗澡的地方，是原来圣约翰大学的饭厅，地方不大。1952年9月底，学校在筹建中，大部分学生还没来，宿舍里没有床，她只能睡在地板上。地点是在网球场旁边的思孟堂，原来是圣约翰大学的女生宿舍，现在是华政女生宿舍5号楼。而当时的男生则住在韬奋楼上面。上课后他们被混合编班，课程内容就是听一些首长作的政治报告，同时学苏维埃民法、苏维埃刑法、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史、俄语等。课程以大课为主，还有小班课堂讨论，气氛比较活跃。学校对学生要求很严格，除了白天上课外，晚上还要集体到教室里自修并且点名，时间是从六点半到九点半。那个时候生活非常艰苦，上厕所都要排队。吃饭也没有食堂，就在40号楼旁边空地上搭个棚。只有张长条桌子没有凳子，大家围在一起站着吃（当时吃饭不要钱，困难的学生有助学金，工作过的学生有生活费）。后来学生们义务劳动搭了个食堂，在河西食堂的位置。第一次搭的是平房，第二次是一个二层小楼，第三次才建成现在的河西食堂。

华政初建时大学部学生主要是华东地区8所大学转过来的，大概有240余人，分4个班。之后又办了专修科和干训班。专修科大概有800多名同学，其组成大多是荣誉军人、妇女干部等，还有失业工人，像韩信昌、孙国庆等人。干训班就是轮训干部，黄道等人就是干训班留下来的。1953年厦门大学法律系的学生也转过来，成立了5班。

1954年钱英、方晓升两位老师毕业，方晓升老师被分配到了中央党校的前身马克思主义学院。钱英老师本来是要去苏联留学，当时为了节省经费，就请苏联专家到北京政法学院授课，钱老师就到北京去学习。1957年钱老师回到了华政，1958年方老师也调回华政。没过多长时间，就遇到华政第一次被撤销，两位老师转入上海社科院，钱老师到政法所，方老师到历史所。

之后，钱英、方晓升两位老师就和其他大部分老师一样，随着华政的命运跌宕起伏：1963年华政第一次复校时，他们分别从上海第一医学院和华东局调回了华政。1972年华政第二次被撤销，两位老师又被安排去了复旦大学。1979年第二次复校时，出于对母校的感情，他们又回到华政。在复旦大学时，方老师因为对历史感兴趣，收集了丰富的资料，准备从事历史方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调回华政后，由于当时79级学生马上要开设政治理论课，而方老师在中央党校是搞党建研究的，对马恩列斯的著作比较熟悉，于是放弃了自己的爱好，服从学校的安排，到政治理论部任教。钱英老师也同样放弃了自己在复旦大学时已经成形的专业计划，转入政治理论部任教，直到1995年退休。感谢两位老师为华政作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