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心里有光的人才能发现别人的光辉，人格高尚的人才能感知别人的高尚。
很幸运，侯师同意用我这个小众号来发表这篇情真意切的即兴发言稿以及多张现场图片，希望分享给同频共振的您。

【正文】

非常幸运，最终还是赶到了西安，赶到了西北政法大学，参加杨永华老师的追思会，跟大家一起送杨老师最后一程。今天是杨永华老师去世的头七，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他的灵魂还未完全离开这个生活了80多年的尘世，他还能够听到我的话。

8月29日凌晨，先是西北政法大学法制史教研室的任亚爱老师给我发短信告知噩耗，接着陈涛教授打来电话，然后是杨老师的大儿子给我打电话。杨老师辞世，早在预料之中。病痛多年，辞世是一种解脱。我不怕接到噩耗，怕的是因疫情等无法控制的原因不能参加他的葬礼和祭奠活动。因而，29号得知噩耗，悲痛之外，似乎还有一丝感激，感激杨老师选择了疫情稍稍缓和的8月告别这个世界，给了我一个机会。然而，29号当天，我要去北戴河讲课。课大于天，无法推掉。于是，我算计着各种可能，计算着如何尽快地赶到西安参加他的葬礼。但杂事太多，又都早已安排好，实在错不开，葬礼没能参加。九月一号我去了上海，二号到南京，昨天从南京赶到了西安，赶到了西北政法大学，凌晨一点半到的酒店。尽管一路风尘，身体疲惫不堪，但能近距离地向他表达自己的哀思，跟大家一起缅怀他，对我而言是种安慰，是一种强烈的内心需要。

侯老师即兴发言

认识杨老师三十多年。我没认真地算过，应该是三十多年。在这三十多年里，我跟杨老师的关系，大概可以这样来描述：

第一，亦父。他的年龄，可以作我的父亲。我的许多家事杨老师都知道，我也从不向他回避。我的家人杨老师基本都熟悉，每次通电话，他都关心过问我的女儿。不仅如此，杨老师还帮我解决了一些个人生活中的困难。

第二，亦师。我没跟杨老师读过学位，但我却一直把他当作我的老师，是这个世界上不多的几位能让我称作老师的人。他的一些人生名言深深地影响着我，譬如“官帽一顶不要，学术头衔一个不能少”，当然，影响我的主要是前半句，至于后半句，对于我这样一个生性散漫的人来说只是一种友善的提醒。表面上看，我和杨老师是学术上的合作者，但我更愿意把自己定位为他的学术助手。这两天我大概算了一下，杨老师写的书中，我跟他合作过的有一半。譬如《中国法制通史﹒根据地卷》《中国法律思想史通史﹒现代卷》《中国共产党廉政法制史》《中华大典﹒民法典》等。他对我的教诲，令我印象非常深刻。我也愿意传承杨老师的学术志向。我非出身于法科，在法律史学界无亲无故。杨老师毕业于北大，是法律史学界的名流，交往之初他给我讲过许多学界的掌故，也向许多前辈学者推荐我，使我少走了许多弯路。

第三，是益友，是忘年交。在西北政法大学的所有同仁中，我跟杨老师私交可能最多，一起出差也最多，最长的一次出差是为学校申报博士点，一起在北京住了一两个月，每天在一起。因而，我对杨老师真的是太熟悉了。毫无夸张地讲，杨永华老师像阳光、像空气，跟我的生命紧紧联系在一起。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我无法处理好自己的情绪，也无法保持平静的心态，客观地、理性地评价杨老师的学术，我今天主要是缅怀。

今天，在这里，我想说几件小事，这些小事都是我亲历的，都发生在杨永华老师身上。我觉得这些小事可以再现一个人的人格，画出一个大写的人生。

一、对学术

杨老师是一个声名卓著的法学教授。因而，理所应当地是先说他的学术。杨老师的为学，前面两位老师讲的非常好，我相信这几年会有一些学者从各个角度对杨老师的学术进行总结和评价。作为学者，大家把他定位为根据地法制史的开拓者之一，定位为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这样的评价，我都承认，也觉得比较客观。

但作为杨老师的同行，我想说点别的。在中国的学术环境下，只有做根据地法制史的研究的人才会知道，想要得出一些个性化的结论实在是太难了，对杨老师那一代学者来说更是如此。然而，我读杨老师的书，跟我读其他研究根据地法制史学者的书，特别是那些他同时代的学者写的书相比，确实又读出了不一样的味道，不一样的感受。不一样来自哪儿，我一直在琢磨，琢磨明白之后深深地影响了我的治学。
在我看来，不一样主要是杨老师对史料的运用。杨老师是一个看着特别朴素的学者，但杨老师对史料的运用，却特别特别的先进和洋气。我非常后悔，自己跟杨老师那么熟，却没有正经地问过他，他在史料的掌握和使用方面的独到之处，是自悟，还是有人指导？在史料的使用上，杨老师在国内法律史学界开创了几个第一：他是学界最早运用司法档案研究法制史的学者。这个最早运用不是说在国内法律史学界，而是放眼全球。在全世界范围内，运用司法档案研究中国法律史，黄宗智是公认的开创者之一。1985年前后黄宗智最早在美国尝试运用司法档案研究中国法律史。但大家想一想，杨老师的第一本书《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稿﹒诉讼狱政篇》是什么时候出版的？是1987年。而为写作这本书，杨老师已经准备了好几年。也就是说，早在1985年以前，杨老师已经在做陕甘宁边区司法档案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在杨老师之前，从事法制史研究的学者基本上是运用公开出版的法律法规做静态研究。而杨老师无师自通地跑到了档案馆去翻阅司法档案、去抄司法档案，整理了近百万字，然后利用档案从事研究。从档案出发，杨老师的研究开始有了自己的特色，具备了把书写活了的条件。

口述史料。这两年学界特别重视口述史资料的整理和运用，在国内法律史学界杨老师又是第一个自觉或不自觉地整理和运用口述史料的学者。八十年代初，杨老师刚到西北政法大学工作，他就开始做口述史料的工作了。他利用教学之余到处走访那些还健在的曾经在陕甘宁边区法制系统工作过、生活过的人。在座的诸位很多人都知道李维汉的回忆录《回忆与研究》，但很少有人知道杨老师对这本回忆录的贡献。据杨老师讲，晚年的李维汉要撰写自己的回忆录，陕甘宁边区的生活是这本回忆录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为了回忆录的真实和准确，李维汉来到陕西，希望陕西推荐一位熟悉这段史实的人。最后找到杨老师。杨老师根据李维汉提供的线索去查找资料，核对史实。李维汉曾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秘书长，由于杨老师的贡献，《回忆与研究》中不仅有回忆，还有思考，出版后获得各方好评，已成为研究中共党史、研究陕甘宁边区史绕不过去的经典作品。此后，杨老师还做过许多陕甘宁边区口述史料的整理工作。
影像史料的整理。九十年代初，杨老师又注意到了影像史料。在西北政法大学电教室的帮助下，我们开着车把陕甘宁边区所有的市县走了一遍，将其中一些重要的人和事和地点都拍了录像，如对封芝琴，即刘巧儿的原型录制了影像。当时许多人还健在，抢救和留下一些珍贵的影像史料。影像史料是学界这几年才刚刚兴起的新鲜事，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杨老师已经在做。

正是史料运用方面的这些独到之处，使杨老师的研究有别于同时代的其他学者，在一个很难出新观点的领域，把研究深入下去了，把书写活了，写出了立体感。阅读其他人撰写的研究根据地法制史的著作，书中展现的人和事，展现出来的内容让人敬重，但却很难让人产生现场感，而杨老师的书，看了以后感觉不一样。这一点，认真看杨老师的著作，自然能体会到。一个学者利用自己短暂生命开疆扩土，发现一个学术领域，然后再把这个领域占领了，固定下来，同时还能在研究方法上做到几个领先，我觉得真是了不起。后来我自己做研究的时候，在材料使用上一直是在刻意模仿杨老师，对此我从不回避。在我看来，对于中国法律史学界，杨老师所取得的成绩是一笔非常宝贵的财富。当然，这笔财富不仅仅属于西北政法大学，而是属于中国法律史学。

二、对单位

杨老师对西北政法大学的感情真的让我汗颜。我在西北政法大学工作了17年，最后还是离开了。离开的原因固然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学校的环境无法满足我的发展，我想换一个更大的平台，一个学术条件更好的学校。但是，杨老师不一样。杨老师是山东人，毕业于北大，是文革前我们国家招的第一届真正意义上的研究生，是炙手可热的学者。

我说两件与学校申报博士点有关的事。1997年我跟杨老师受学校委派到北京去为学校申报法制史专业博士点做工作。我们找了许多部门，找了许多学者争取支持。有一天，我们到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陈光中的家，求他帮忙。谈话中，陈光中说了这样一句话：“永华，你为西北政法这么上心，值吗？一个学校上博士点谈何容易。如果你个人想当博导，我把你直接调来多省事。”杨老师听后，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直接婉拒了陈校长的好意。类似的话，不止一家学校说过，当时，国内很多学校都在挖杨老师，都是有博士点的学校。面对这些邀请，杨老师一概拒绝。大家想一想，以杨老师当时的声望，以他的年龄，去一个有博士点的学校，他的影响力不是今天可比的。但是他坚持留在西北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有多少著名的学者，因为各种原因都走了。当然，在哪教书，都是服务于国家，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是杨老师没有走，他一生扎根在西北政法大学。

1997年，学校第一次启动博士点的申报工作，当时的思路是跟中国社科院法学所联合申报以便增加成功率。社科院法学所自己没有法制史博士点，社科院独立向国务院学位办申报，学位办不批，因而他们也想找一个高校合作。这个思路是西北政法大学想出来的，但后来西南政法大学知道了，西南政法大学也派人到社科院法学所去游说，希望与他们合作。社科院法学所两家都不愿意得罪，就把两家学校的校长请到北京，请到社科院法学所一起开个会。让西北、西南两家校长介绍自己的优势，再由与会的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们投票决定跟谁合作。就过程看，社科院法学所想选择西南政法大学，因为跟西南政法合作拿到博士点的希望更大。会议气氛极为凝重。投票前，杨老师决定孤注一掷，站起来大声说：“能不能允许我说几句话？”主持人社科院法学所党委书记看了一眼杨老师，同意了：“那你就说吧”。杨老师以他浓重的山东口音，动情地大声说：“恳请你们跟我们合作一起申报这个博士点。拿下这个博士点，不是为了我个人，而是为了学校，对西北政法这种小学校来说，机会不多，有没有博士点直接决定着它的未来。你们要什么条件，我们能做的，都答应。为了西北政法的博士点，让我杨永华去死，我立刻去死！”大家都知道，杨老师的有高血压病。说话时，他满脸通红，眼含热泪，情绪极为激动。我坐在他旁边，不停地拉着他、提醒他：“注意血压！注意血压！”会议现场一下子安静了，杨老师的话让大家不知所措。投票结果是社科院法学所决定跟西北政法大学合作。会后吃饭时，我私下问了几位与会的社科院法学所的研究员，你们为什么选了我们？他们说是因为杨老师的那番深情表白。大家都知道，杨老师不是一个会作秀的人，他是真的希望西北政法大学有个博士点，让学校有更好的发展机会。我在西北政法大学工作了17年，没有见过第二个像杨永华老师这样热爱这个学校的。

三、对同事

这里的同事说的是我个人。我跟杨老师交往多年，入行之初帮杨老师做了一些工作，这些工作基本上都是围绕着陕甘宁边区法制史展开的。但这只是大家看到的表面。大家不知道的是，其实，杨老师一直不希望我也搞陕甘宁边区法制史。杨老师一直对我说：“你跟在我后边研究陕甘宁边区法制史，不会有什么出息！”他老想帮我寻找一个独立的方向。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西北大学的张岂之和陕西师大的史念海两位先生准备主编一套陕西或是西安通史，这在当时是个大工程。杨老师得知消息后，决定帮我。他说你自己去游说张岂之，我本科毕业于西北大学，读书时张岂之是我们的系主任。杨老师又问我：“你认识史念海先生不？”我说：“不认识。”于是，他通过关系找到史念海，拉着我一起到师大，到史念海家里，隆重地建议通史中一定要有法制史的内容，并推荐由我来写这一部分。史念海看我年轻，不敢把这么重要的工作交给我，但又不愿意驳杨老师的面子。犹豫了半天对我说，你回去写一个提纲。我用了大约一个月时间写了一个提纲，交给了编委会，编委会认真审定后，决定把任务交给我。对于年轻的学者来说，这是一件可遇不可求的机会。但经过一番深思，我主动放弃了。放弃的原因缘自于我的学术旨趣。我对于证明中国古代如何伟大兴趣不大，我的学术兴趣是研究中国近代为什么不行。由于我的放弃，那一卷也就没再列入通史之中，说是找不到合适的研究者。其实我知道，这一卷原本就是杨老师为我争取来的，我不干了，编委会也省事了。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北大张国华教授召集国内法史学界的成名学者共同编写大部头的《中国法律思想通史》。这是国家社科重点项目，也是一个今后几十年之内不会再有人做的工作。杨老师负责现代卷。编写过程中陈涛和我做了一些工作，书籍出版时，杨老师说服总主编张国华，在书的扉页上专门为我和陈涛加了一个头衔，叫主编助理。这在学术著作中是重来没有过的。其实，能有机会参与如此重要的工作，对我来说已经十分幸运，何况参加者都是名家，是最好的学习过程，而杨老师却把我和陈涛列为主编助理。他这么做即是不愿意埋没我们两人的工作，更是给我们创造成名的机会。
帮助年轻学者找到自己的独立研究领域，千方百计地为年轻学者的成长创造机会，这是一个学者对另一个学者的态度，这是一个前辈学者对年轻学者的态度，在学界能做到这两点的人不多。

四、对学生

每个老师与学生都有自己的相处的方式。杨老师的方式是关键处倾力相助。说到对待学生，刚才在会场外遇到了李少学法官，我干脆就说说发生在李少学身上的事。李少学是杨老师的硕士生，入学时年龄比较大，但他很努力。少学的理想是当法官，毕业时也找好了一家法院。招录单位让他先去体检。少学这个人比较老实，但有一个毛病，一紧张血压就高。他非常珍惜也这个机会。越珍惜，就越怕出事，越害怕就越紧张，越紧张血压自然越高。杨老师是急性子，那几天他那个着急的样子我很少看到。我认识的大夫多，他就天天给我打电话，问有什么办法能让少学体检时血压保持正常。每当我打听出一个方子，杨老师就亲自试验一回，然后再告诉少学，折腾了几天，终于帮少学过了体检关，成了一名法官。

五、对家人

杨老师出身贫寒，养成了勤俭的习惯。年轻时夫妻分居两地，吃过很多苦。退休的时候，大概是六十二岁或六十三岁。西北政法大学经费有限，杨老师家境也一般，但儿子都工作了，毕竟没什么负担。退休后杨老师又到一家民办大学去工作。说起来是去当法科主任，其实就是打工挣钱。我劝过杨老师多少回，您也不年轻了，身体又不好，辛苦了一辈子，还有许多学术上的想法，就不要出去工作了。他说这是对家庭的责任。杨老师的孙女杨帆一直是由杨老师夫妇带着，从幼儿园开始，每天接送照看。我也劝他，儿孙自有儿孙福，孩子让他们自己带。你乘着身体还行，多出去走走。但他不听。退休后很少离开西安。杨帆争气，后来也上了北大，又到澳大利亚读了博士，继承了杨老师的法学专业。
上面说的都是些琐碎的小事。但在我看来，一个人对工作，对单位，对同事，对学生，对家人有如此的投入和关爱，如此的好，如此的担当，则并不多见。这些关爱发自他的内心，他从来不求回报。杨老师看起来大大咧咧的，说话声如洪钟，做事雷厉风行，但内心却是一个情感特别细腻的人。他把这种细腻的情感隐藏起来，不愿意让人看到，这是他们那一代人的风格。

一个人的人生活得如此认真，如此负责，如此精彩，确实值得我们怀念。现在杨老师走了，完成了他的使命，成就了他的人生。我愿意向他学习，像他那样，用我的余生续写他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