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试图寻找到自己最合宜的位置，所以不停地读书、找工作……。在读书和求职的生涯中，经历过重要的、不重要的考试至少有几百场。但惟有三次考试，自己被自己所感动。
我初中的成绩简直不值一提。读了二次初三，才勉勉强强挤进了一个镇上的高中。在那个将大学生称为“天之骄子”的年代，考大学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升大学的整体比例不超过3％。那所镇的高中，理科较强、文科非常的弱。理科班每年高考上本科线的可能会有10个左右（每个班至少有80人），文科班上本科线的更少，大概不会超过5人（每个班也有80多人）。
我的理科成绩一直很差，所以在高中时选择了文科，我也非常地喜欢文科。但高一、高二的成绩在班上的排名基本上在第10－20名之间。按照这个成绩，上大学的希望是很渺茫的，我也觉得上大学对我而言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理想。但是到了高三，我的成绩长期保持第1名（我们每个月考一次）。是什么化平庸为神奇？想在回首，除了学习方法的渐悟之外，就是进入了一种忘我的学习状态。我的几本历史书、政治书已经被我完全翻烂，每天连走路都在记忆历史、地理、政治的知识，在脑海中把这些科目的知识点重新整合以对付考试中的大题。
记得有一次下大雨，学校被水淹了。很多同学觉得新奇，或觉得是一个障碍，而我没有任何的反应，在水中行走如履平地。我的一位同学把我一边在水中行走，一边拿着历史书专注地背诵的身影拍了下来，这张照片至今放在我的影集里。
那是用三年时间准备的一次对我的一生影响深远的考试。在那三年酷热与寒冷易节的岁月中，我用平实、智慧幸运地通过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考试，把自己的命运之舟推出了那个一个小小而又宁静的港湾。
如果说高考作为一种别无选择的考试，1997年的考研则是我第一次在自我意识支配下进行的一场艰苦卓越的考试。 大学四年，我非常刻苦地学习，我是班上唯一一个连续三年拿二等人民奖学金的学生（为了让更多的同学有机会获奖，一等奖空缺）。在毕业时，我拿到了四个单位的offer，其中包括湖北省检察院、武汉市硚口区法院、留校任教以及深大电话公司。但我做出了一个非常错误的选择，去了湖北省人民检察院。这种选择完全是因为不了解自己，不了解单位，甚至还被肤浅、虚荣所误导。
到了湖北省检察院后，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不适应。我不喜欢充斥整个机关的各种等级制度和无缘无故的小心翼翼。所以，萌生了考研走人的念头。
我们那个年代，虽然物质条件非常差，但公平竞争的机会比现在多很多。艰辛的努力与丰硕的收获存在必然和成正比的关系，包括纠错的机会。
我准备考回中南政法学院刑法学专业。中南政法学院的刑法学专业师资一直非常的强大。当中南政法学院刑法学专业有一正三副教授时，后来被誉为刑法学界的泰山北斗的二位老师都还只是讲师。曾昭琼老先生是建国前的留日学生，在民国时期就已经是教授了。师承曾昭琼老先生的张明楷教授那时已经名满天下，所以考中南政法学院刑法学专业的研究生竞争非常的激烈。1997年报考中南政法学院刑法学专业研究生的有300多人，公费的名额只有5个（自费的还有6个）。
我对专业课考试充满自信，因为考的几门专业课，包括法理学、刑法学、宪法学、中国法制史、刑事诉讼法学都是我非常喜欢的课程，而且我以前学的也非常的好。全国统考的政治我也不担心，我认为那是我的传统强项。我唯一担心的就是英语。
在湖北省检察院上班的时候，我在反贪局工作。反贪工作不仅忙碌，而且毫无规律，经常要通宵上班，还得经常出差取证。我捡起英语是从《新概念英语》第三册开始的，然后就是狂背单词和做练习。我记得为了通过这场考试，我背的单词书和做过的练习册一共有二十二本。
当我背了五本英语考研单词书和做了三本英语考研练习册后，发现自己做模拟题时几乎毫无进步。有一天愤怒、绝望的情绪终于爆发，我把以前所学的几本书全部仍在地上，还把其中一本撕碎，无助地坐在桌前默默地流眼泪。在武大读书的妹妹刚好去看我，目睹了这一幕。后来，我调整心态恢复了平静，慢慢地捡起所扔掉的书，重新埋头苦读。有一次，我母亲公司的一个员工坐送货的车到武汉来看我，时间是早上六点多种。整个省检察院的宿舍只有我房间的灯已经亮着了。 语言的学习需要一个非常漫长、艰苦的过程，在考研学习英语的过程中，我深深地体会到了这一点。我不知道如此地努力是否一定会帮助我考过英语，但是我明白，如果我不够努力，是一定不会过的。
1996年过完年，省检察院派我去孝感市下面的一个县检察院锻炼。我跟我所在的公诉科姚科长说明了我考研的想法，善良的姚科长成人之美，批准了我长达100多天的长假。我悄悄地潜回武汉，在中南政法学院后面租了一间小屋，开始了考研的全面复习。
武汉的冬天非常的寒冷。我租的那间房子不仅靠北，而且窗户漏风。一张小铁床，一张桌子，一张凳子，一盏小台灯构筑了一个世界。我坐在那个世界里打禅。
我每天6：00起床，晚上12：00睡觉。除了中午休息一个小时外，我犹如一个入定的和尚，裹在一件黄色的军大衣里，每天生活单调地运转着。记得那时的早上，当我学习一个多小时后，天才开始发亮。每每打开窗户，看到地上的结冰和白霜一片，总为自己的这种付出、这种精神所感动。
一百多天如一日地这么学习着，奋斗着！
到了1997年的元旦，我的神经已经到了强弩之末。我甚至害怕外面呼啸的寒风吹动屋子旁竹林沙沙作响的声音。我的师弟乔志超非常友善地把我接入他的宿舍，让我在那里度过了考研准备的最后半个月。他的同学都去实习了，他没有去。他每天早上起来为我买来早餐、打来开水后再上床去睡“回笼觉”。我则在这份友情的温暖中开始最后的冲刺。
考试那天，可能是我太紧张英语成绩的缘故，在考英语时，我的掌心在零下2度的气温中沁出了汗水。当我哈着热气走出考场时，才发现外面已是白雪纷飞，地上已是白茫茫一片。终于，我通过了英语考试，英语得了62分，当年和我一起考研究生的专科或本科学英语的同学也就得了60多分。我的专业考试成绩遥遥领先，我终于使出浑身的力气争取到了一个难得的公费名额。
研究生毕业后，我又去了深圳的一个区检察院工作。时间再次证明了我对机关生活的不适应。大学生活的自由、独立、相对纯洁与公正总是仿佛从很遥远的星空，抑或从灵魂的最深处感召着我。对现实的不满，推动着我继续为选择而努力。
我一直以为，北京是一个最适合读书的地方。在我读书生涯的最后阶段，我向往北京的高校，以弥补心中的缺憾。我选择了清华大学作为我攻读博士的学校。清华的法学院虽然重建不久，但学校深厚的平台以及大师云集，很快使得清华大学法学院声名鹊起。
我知道要想考进清华法学院读博士绝非易事。我在深圳的检察机关工作期间，几乎放弃了所有的应酬，不管是因公的还是因私的。我在检察院的办公室位于北边的墙角。人微言轻，很少有人关注到我，我也乐于每天把办公室的门关起来学习。下班后则迅速回到自己不足三十平米的宿舍继续学习。这种离群索居的生活状态持续了两年多。
通过研究生阶段的刻苦学习，再加上后来在北京脱产学习了一年的英语，我的英语基本上过关了，但对听力还是充满畏惧。听说清华的英语考试听力部分是在教室里用大喇叭放的，我特意去超市买回一个功放机，手指反复地在“PLAY”和“REW”之间切换。有一天，我突然发现那台崭新的功放机上留下了我两个清晰的手印。我再次被自己的勤奋和执着所感动！
2002年，清华的法学专业还没有获得一级学科的资格，只有一个博士点，那就是民商法学。刑法学、诉讼法学、法理学等都归入“民商事权利的多种法律保护”方向之下。所以，民法学是考博士的必考科目。 当时有一个师兄，从读硕士时开始师从马骏驹老师，一直到读博士。那一年（2002）据说民商法试卷由马老师命题。这个师兄对我说，他对马老师的研究内容非常清晰，他给我划一些复习重点，八九不离十。我半信半疑，由于工作时间紧，还是放下了对民法学的学习。
2002年2月底，我在考试前半个月去了北京，在北大和清华交汇的“三角地”租了一间房子。那里几乎清一色住着准备考清华、北大的人。 到了北京，师兄告诉我，民法试卷不是马老师出的，而是崔建远老师命的题，他对我爱莫能助。我一下子感觉到了北京的寒冷，冷到心里去了，甚至背着行李马上回深圳的想法都有。一个人呆坐在租来的那间小屋子的床上，看着桌上堆放的民法学原理上、下册，还有复印的马骏驹老师、崔建远老师发表的论文，心里在想：“我怎么才能在半个月的时间里看完这些资料？”
我决定硬着头皮留下来，我已经为这场考试准备两年了。我想：“如果我这次考不上，我以后再也不会考了”。因为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 我决定以半个月的时间完成无法想象的任务。在接下来的半个月里，我成天都在忐忑不安地看着民法资料。
考试的前一天晚上，北京刮起狂风。凌晨2点多钟，狂风将我租的房屋前的自行车全部吹倒。我惊醒过来后继续看民法资料。 天亮了，风停了，太阳也出来了。我骑着一辆借来的自行车，迎着阳光从清华西门一直往东走，心里觉得轻松和惬意。不管考试结果如何，这种长期紧张备考的生活状态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
考试非常的顺利！基础英语、专业英语，还有我钟爱的刑法学，几乎没有遇到很大的麻烦。民商法学试卷出的非常人性化，崔建远老师考虑到了我们这些“杂七杂八”专业的考生，放低对我们民商法知识的期待和要求，只是让我们在六道题里面选做三道题。我记得我选择了一道“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的比较分析”，一则这道题毕竟与刑法学有关，我至少还可以就刑事责任部分写出一点内容来；二则我想通过我对考题的选做告诉改卷的老师：我不是报考民商法专业的，还请手下留情。
也许是我的小聪明起了作用，我的民商法学试卷最后的得分是64分。尽管刚好及格，但毕竟帮助我过线了。加上我英语和刑法学优势，我终于从三十多名考生中脱颖而出，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张明楷教授的博士研究生。我以执着成就了自己的理想！
在似水年华的轮回中，我偶尔看到有些孩子抱怨父母给自己的太少，或父母为了孩子的考研、考博而四处奔走时，不禁回忆起那三次考试。我为自己当初的付出自豪，为自己的执着感动。
作者简介：吴学斌，男，湖北省天门市人。1995年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原中南政法学院)法学学士;1997年，考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法学专业，师从齐文远教授，1999年获得法学硕士学位;2002年，考入清华大学法学院，师从张明楷教授，2005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2006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刑法学博士后流动站，师从高铭暄教授。现为深圳大学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2010年12月，被清华大学法学院聘为法律硕士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