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一、学生年代之金色童年（1924—1953）

1.学生：请您首先谈谈您的学生年代。

梁先生：我人生的第一个30年，是我的学生年代。几乎在我整个的学生年代，概括起来说吧，是一个战争的年代。在那个阶段，发生了很多很多的战争。在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很惨烈。首先，在欧洲战场，后来接着发生了太平洋战争。再后来国内发生了内战。所以可以说，战争，贯穿了我整个的青年时代。但是呢，事情说来也真是幸运得很，正当我大学毕业的时候，解放战争胜利，新中国成立了！因此，我也就成了新中国的第一代大学生！可见，我的学生年代，包括我的人生命运，同中华民族的兴亡，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我可真算得上是一个“幸运儿”！至于我当时还想些什么呢？在我现在的记忆里面：当时人世间，使千千万万人遭受无比灾难的这个背景，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大背景，包括我们国家在内，它所产生的影响，对我的学生年代，特别是对我的思想意识，是非常非常深刻的，是刻骨铭心的！何以见得？现在从头说起。我：出生在湖南湘西地区，那是一个古老的森林地区，我父母亲馈赠给我的，是一个百分之百的“金色童年”！但是，在那个深山老林里面，我那个村庄却是中国最穷的村庄之一。当我一天天长大以后，处在那种长期闭塞、战乱和贫穷的困境下，我在想些什么呢？现在回忆起来：虽然我酷爱我家乡的那些生我养我并伴我的亲人和山山水水草草木木，可是我当时最朝思暮想的，却只有一条：怎么样才能解脱这个苦难的困境？毕竟这个长大了的孩子，那个时候才十来岁呀！事情并不是那么容易。在此期间，曾经出现过这么一件事：那时我在念私塾，年纪还小，大概六七岁吧，我们村里，来了一位穿“四个口袋”这样一件上衣的衣冠楚楚的先生。他和我们的形象很不一样！好比说，他是穿着鞋袜走路的！那个时候，我们和他不同，是光着赤脚走路的。有时，我们小孩子，甚至还赤身露体，在水沟里，在草地上，放牛，放羊，跑来跑去。而这位先生，却穿着鞋袜走路，我很奇怪！于是我就问我娘，“这这，这是个什么人哪？”我娘说，“他是一个先生，一个读书的先生，一个教书的先生。”后来，这个在潜意识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非常深刻！一个难忘的“梦想”悄悄萌芽！我心里总是想着：将来怎么样才能摆脱我这个困境呢？怎么样才能摆脱这种“光着赤脚”的生活呢？思来想去，觉得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我也“去读书”，将来也“去教书”，“去当先生”！可是，在我那个村庄里，只有私塾啊，几个学生，一个老师带着，学一些“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要背，背不出来，就打屁股。我想，要是我能够到外面去读“洋书”那就好多了！可是，我父亲，我母亲，都说这不行，这个家里现在只够吃穿，而且，你读“洋书”有用吗？但我仍然心有不甘，不肯放弃。后来，我寻机会，找办法，竟在人生中第一次做“小偷”了！偷什么呢，我娘啊，她有一个箱子，小箱子，她自己亲自掌管的，我知道那里面有钱。于是，我偷了两块银元，这是我第一次做小偷，但也是最后一次。一个是“袁大头”，另一个是孙中山头像的银元，头要小一点。我偷了这两块银元，就私自跑到离我们村约三十里路的一个小镇，叫小淹，那里有一个学校，一个高级小学，我们都叫它“新学堂”。找到校长，我说“我要读书”，好像还哭了，非常想读书。校长说，我们这里不招生了。他久久地望着我，看得出来，那位校长很有同情心。他看着这个少年，实际上还是个孩子哪，个子长得也不大。他摸着我的脑袋问，“你叫什么名字啊？”，我说,“我读书的时候叫梁宋云，我娘不喊这个名字，喊我叫容儿。”他说，“你姓梁啊，梁启超的梁”。我那个时候，读了几本古书，也知道梁启超。后来，他就说，“你姓梁，是凉快的凉，那你就写一篇文章，就写《凉快》吧。”我说，“好！”我就写。很快的，我写了一篇文章，短短的一篇文章。校长看了以后说：“这个还算可以，但是有个条件，进学校以后，你得用功读书，你要赶上功课才行。现在只能插班，那你就插班吧。”在班上，我比其他孩子大好几岁，记得我高小毕业的那一年是1940年，我那时已经十五六岁了。

2.学生：这些，对您学法学有什么影响吗？

梁先生：我经常说，我选择法学，“不是误会，却是偶然”。先讲这个所谓“不是误会”吧。我想学法律啊，确实是基于一个比较原始的想法。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依据我家庭的那种经济状况，只能自给自足，怎么还能拿得出学费来离开家乡去远地读书呢？但是我当时听到说，武大的法律系，不收学费。这对我来讲是一个福音。我想这是一个机会。当我念小学、中学的时候，我父母亲年年都觉得有很多为难的地方。不过，当我想考武大的时候，我父母亲已经不那么阻拦我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母亲，我父亲，已经看出来，这孩子可能还有点出息，所以才勉为其难地让我继续读书，后来我才到了法律系。当时法律系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呢：除开不收学费以外，我在学校里还想办法占到一些便宜，吃当时所谓的救济食堂。原来，那个救济食堂，是对一些战争地区的学生，帮助他们来学习的，实际上就是一种困难补助。那个食堂吃的什么呢？除开一般的粗粮粗饭以外，副食很多是些罐头，是美国人送来的一些救济物资。收费自然就便宜多了，学校里也没有什么很大的花费，住房子好像不要钱。至于讲义费，那个时候的正式教科书很少，很难买到现在这样的精装书。教师上课的时候，自己带着讲稿。我记得当时啊，燕树棠先生，有好几位老先生，都有一块方形的大棉布，把讲义包在棉布里面，穿着长袍，把包讲义的那个棉布包夹在腋沟下，手里拄着一根stick，一根拐杖。现在想起来也是很有意思的，到底是大学教师！学生呢，也是那样，穿着长袍。老师的那个讲稿，我们当时叫它“yellow paper”，是黄纸。多少年来，都拿那个讲稿讲课，所以慢慢地变成黄色了。实际上，老先生并不看那个讲稿，他们也并没有讲那个讲稿的内容。发给我们的讲义，收不收费呢？我记不清楚了，就是收费那也收得很少。那个讲义，都是比较粗糙的纸张，那时只有那种纸张，不像现在这样的A4纸啊，有厚度，很精致。所以当时在武大，确实是花钱不多，这是我当时有意考武大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接着，讲讲那个所谓“却是偶然”，为什么“偶然”呢？因为，当时我学法律，能够碰到那么多好老师，他们对我的启发和诱导，竟然使得我对法学真的产生了兴趣，并且还毕生耕耘这个法学。这真是“始料不及”的！我常常讲，“我很高兴有一亩三分地”。我父亲呢，也只有一亩三分地。他当时有：一两亩田，可以耕种；森林嘛，可能多一点。我学我父亲，精心地耕种自己的这“一亩三分地”，专心地耕种了一辈子！当然，在这方面，很多老师对我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这等下面再谈吧。

3.学生：请您接着谈。

梁先生：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啊，我觉得在我印象中最深刻的，应该从我念中学的时候说起。（导演：咱们只说大学的，好吗？）好！在大学里面，我觉得，每一位老师对我都有不同方面和不同程度的影响，我现在只讲有特点的。原来我们法学院最早的院长，武大国际法研究所最早的所长，韩德培先生，他不穿长袍，穿着整洁的西装，是教我们国际私法的老师。当时，他还有一门课，叫《西洋法律思想史》，我是这门课程的课代表。当课代表，被认为是学习比较好一点的。所以我和韩先生接触比较多。他的学问、教学及其为人，对我的影响，有很多很多值得讲的！这是一位吧。还有一位，直接对我学习国际法产生影响的，是当时的校长周鲠生先生。周先生，在武汉大学从四川乐山复员到湖北珞珈山的那一年，开始做校长。周先生，我们知道，是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国际法学家，是中国国际法学科的鼻祖。他的著作，影响了好几个世代的中国人。周先生当时给我们开国际法，是我二年级的时候。他在讲这门大课时，中间用专题重点地阐释了他自己的著作《不平等条约十讲》。这本书，现在各个大图书馆都有保存。他在讲解对华不平等条约过程中，对我的影响是很大很大的。周先生，从自己参加过的联合国的实际活动，联系到历次的对华不平等条约，深刻地论述了这些条约的危害，以及它们对中国的长远影响。使我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了这种百年国耻的沉痛！在强权社会里，“弱国无外交”！我国外交官，当时在各种国际活动中间，虽然参加了活动，却始终处于一种被歧视和被打压的地位。这一点，对我的冲击很大，使我进一步想起了火烧圆明园和抗日战争中日本法西斯的残酷暴行。从那时起，我就决定：要学法律的话，就要学国际法。当然，我的学习，还包括国内法，法理学，司法实践等各个方面的课程，但是我着重学习国际法，研究国际法。从此对国际法发生了很大的兴趣。我想，选学法律专业，能够受到法学院这些有名的老师、法学大家的指教，这是我的幸运。除开刚才说的周鲠生先生以外，还有，燕树棠先生，也是讲国际法的，还讲民法。好像还包括婚姻法。还有，当时的刘经旺先生给我们开公司法，姚梅镇先生给我们开民法总则，还有罗鼎先生给我们开罗马法，等等。当时的课程是比较少的。教师也不多，但是教师讲课却各有各的风格。燕树棠先生，我现在都还记得：他在第一堂课的时候，一开始在黑板上写了很多的参考书，包括外文的和中文的，写了一黑板，然后擦掉，再写一黑板，我们一一记下。燕先生还说：“我的讲义啊，那个yellow paper，有限啊，你们要多看些参考书”。在讲课的开场白中燕先生曾自我介绍说：“燕树棠，何许人也，珞珈山上最年轻、最漂亮之教授也！”其实，当时他已有五六十岁了！武大确实有一种很优良的学习环境。在法学基础的学习方面，除开老师的教学，我自己呢，也喜欢看书，开卷有益，所以关于哲学方面的，经济学方面的都看，特别是文学。我在中学的时候，很喜欢文学。在中学时，我就发表过一些关于抗日战争的短文，现在还记得，有《两地蔷薇》，《樊城风雨》，还有一篇很有哲学意味的所谓杂文，叫做《文明与野蛮》，把帝国主义，把东洋鬼子，骂得一塌糊涂。我当时，也听了很多文学方面的课程。教我们国文的，是有名的，苏雪林先生，她对古文学，唐诗宋词都很有研究。苏先生是女老师，但我们都称她为先生。我曾把我写的《两地蔷薇》这个短篇抗日小说，送给苏老师看过。当时大学里面是有国文课的，主要是讲古文，也讲现代汉语。那篇《两地蔷薇》，大概有一两万字吧。苏先生看了以后，一字不改！那也许是觉得太幼稚了。大文学家改你的课外作业，哪有时间，她只说了一句，“写得还可以，去发表吧”。后来，我就把稿子投到了《安化民报》。我还写了一封信给编辑，说这是大文学家苏雪林先生看过的。当时，苏先生有一个笔名叫做绿漪女士，绿漪女士，现在搞文学的都知道。据说，她的先生，当时在南京的一个大学里面教书。我经常去当时的老二区苏老师家请教问题。后来我病了，苏老师还给我炖了一个鸡，我们的大教授，大文学家，给学生炖一个鸡汤！我心里至今还万分感谢！不久前，我和我的学生到了珞珈山上的周总理纪念馆，纪念馆里面珍藏着很多老照片，其中有苏老师的一张大照片，我向苏老师鞠了三个躬，还把我至今对她的怀念在她面前恭敬地说了出来。

4.学生：您在武大读书的时候，校园生活怎么样？请接着再跟我们谈一谈。 

梁先生：好的。我接着上面的问题，还补充一点。当时武大的情况啊，总的来说，我们都把校园叫做“小解放区”。虽然，当时还没有解放，可是武大的气氛，那种革命的朝气，在华中地区来说，是非常突出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革命口号，革命标语，到处都有！后来，发生了“六一惨案”，进一步激化了学生运动。这里，当时已有“黑夜里的灯塔”之称。关于学生运动的情况，我将作为一个专题在后面来讲。当时的学生，并不多，我想大概也就两千人左右。现在的武大，学生，老师，包括家属和所有工作人员在内，据说，已有十万人之多！这个武大啊，有十万人。相当欧洲的一个小国家！在我念书的时候，武大还有一个特点：女学生很少。我记得我们法律系，只有一位女同学，大家都叫她“校之花”，就这一位啊，后来也不知道到哪里去工作了。当时法学院除开法律系以外，还有政治系和经济系。解放以前一般都是这样，法学院有政治、经济、法律，这三个系。什么情况呢，学生嘛，没有多少人去管的，所以学生是很散的。我的寝室在老斋舍的黄字斋81423号，共住四个人，我们四个人都是读中学时的先后的老同学，自动地组合到一块，有学政治的，有学法律的。学习和生活都很融洽。我们四人商议，分别取名为东、南、西、北。我的那个学名梁宋云，这个时候就改为梁西了。这个梁西原来是我中学时写抗日小品文的笔名。还有一个叫吴东，一个叫曹南，一个叫盛北。他们三个都比我有出息，解放以后，都工作得很好。

5.学生：您刚才说，法律系有一位女同学。我想请问一句：当时男女学生相处得怎么样？ 

梁先生：我们现在，有的学校好像还不那么赞成学生谈恋爱，是吧？但是当时，我们有一个特点，学生年龄都比较大，我进武大时已有二十多岁，还有好多比我更大的，有的在外面工作了一段，有了条件，再来念书。有的甚至已经结婚了。至于恋爱嘛，学校从来不闻不问。武大现在有一个宿舍在东湖边，它的形状是一个散开的“V”字形，像只蝴蝶。我们当时叫它“蝴蝶宫”，住的都是女同学。整个的武大，文、法、理、工、农、医六个学院，加起来的女学生，一个小小的“蝴蝶宫”，就把她们全部都容纳下来了。当时的“蝴蝶宫”是白颜色的，所以也称为“白宫”。 

6.学生：您刚才说的是老武大上世纪四十年代的情况，您考进武大后，心情怎么样？思想认识上有什么变化没有？ 

梁先生：小时候，我梦想自己长大后去当个“先生”，那是指的当个私塾老师。当时的私塾老师，他带我们几个最多十几个学生，教我们唸“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他有鞋子穿，有袜子穿，我很羡慕！后来，我进了小学，进了中学，特别是进了武大以后，这个想法发展了。“梦”做得越来越美了！下面，从头说起。我考武大时，考完之后，感觉自己的成绩不是很有把握。当时，考武大要考国文。其中有一个作文题目，是《多难兴邦》。在考场一见到这个题目就很欣喜，我觉得这正好是我常常思考的问题！这篇文章，可以非常准确地说：我是带着沸腾的热血这样一种激情来写的！这是一门。第二门是数学，包括几何学在内，里面还包括代数和三角。其中几何考得特别好。我擅于逻辑思维，所以在几何学这方面占了便宜！当走出考场时，好多同学说几何题没有做出来。还有一门考试就是物理。我平时，一向喜欢剖析事务的发展规律，对物理学很有兴趣，所以物理可能考得比较好。化学，考得不好，比如说，那些分子式啊，老是记不起来。其他还有一些课程，我觉得考得很一般。在这种没有很大把握的情况下，孤身一人在外，怎么办呢？想来想去，我不想回家。我想，好不容易出来了，那就应该再向前走，不应该往后退！所以我就想办法找一位老同学，请他介绍我，到他家乡的一个小镇去工作。这位同学，他的名字我忘了，只记得姓封，是我中学的，高我一个年级的同学。就这样我在湖北公安县当上了家庭教师。同时也等着武汉大学发榜。这样，一个可以自食其力，再一个啊，可以不返回老家，也可以节省一点路费。过了一个来月以后，可能超过了一个月，我得到了一个迟到的消息：武汉的报纸上发表了武大的招生录取名单。我惊慌地去找这个名单，急忙在上面找自己的名字。结果，看了两遍，但是没有！中间只有一个叫梁采云的，和我差一个字！当时，我还是抱有幻想，有点怀疑，这个名字是不是就是我？我的一个同事和我一样也是考的武大，他跟我说：“宋云啊，你别梦想了，天下啊，同名的多着呢，何况你这个还不同名，还差一个字！”不过，我当时还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下决心要亲自到武大去看看，不肯放弃。所以，就从公安县，我教书的那个小镇，立即出发，乘坐汽车，那是个远途汽车，还是敞篷车啊！经过好长的时间，到了汉口，过了江，上了珞珈山。当时考试，考场在校外。当我第一次进入武大时，印象最深刻的是：首先，到了体育馆，在那个旁边的大道上，有很高很高的法国梧桐，现在那些梧桐树还在。体育馆顶上那个绿颜色的琉璃瓦，那天有太阳，在阳光照射下，非常非常美！经过樱花大道，看到了雄伟的男生宿舍，就是现在的老斋舍。这是个“依山起筑”的很壮观的很美的古典的大建筑呀！然后，看到三个高高的大拱门。从拱门上去就到了老图书馆，多么庄严肃穆！最后，到了文学院，到了注册组。当我走进这个注册组办公室的时候，好像在做梦一样，很彷徨，又恐慌，简直有点麻木了！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紧张！当我站到那个高大的台子前面时，突然感觉到自己显得多么矮小！注册组的那位老师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低声说，“我叫梁宋云，法律系法理组的。”法理组预定招12个人，报考的学生是比较多的，据说有100多人参加考试。当这位老师看到这12个人的名单时，他大声说：“有”。并且教我办手续。哎呀，当我听到这个“有”字后，我懵了，简直懵了！原来，非常疲乏，从公安，到武昌，到武大，这一路，那真的叫“颠簸”！为什么？那个时候没有我们现在这样的柏油公路，只有沙石路，到处坎坎坷坷，车子一上一下，跳得很高。本来，人已经很累了，但是，当我办完入学手续，走出注册组办公室后，原先所有的一切“困惑”，“懵懂”，“惊慌”，“颠簸”，“疲乏”，这个时候啊，全都烟消云散了，只见前面是晴空万里！现在想来：人啊，怎么就这么在乎“得失”！经不起挫折！怎么就这么脆弱！这么渺小！回忆当时，这个从乡下来的放牛娃，这个“美梦成真”的年轻人，这时像个什么呢：就像那个“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那样，就像那个阿Q变得得意时那样，大大地 “飘飘然”起来了！

7.学生：您刚才好像提到了鹦鹉洲？

梁先生：是的。在长沙，当时有湖南大学，好像还有几个私立大学。但是，到长沙以后，我还是很想再往前面走，而且当时觉得，武大好像比湖大更好一点。所以我报考了武大，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在武汉，有个鹦鹉洲，鹦鹉洲上面有很多我们湖南人。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我们那个湘西的山林地区，有很多木头，杉木啊，松木啊，主要是杉木，很大一根的，从村里运出来，到了资江边上，编成木排，然后由水路经过洞庭湖，再进入长江，然后再到武汉的鹦鹉洲，停在这个地方，再把木头卖出去，能挣钱。所以，当时我到武汉来，就可以不花钱借住在我们老乡的木排上，需要时，就从鹦鹉洲过江，到武昌这边来参加考试。这也是我选择报考武大的经济原因之一。

8.学生：在武大读书期间，您有没有养成一些对自己人生与学术方面有影响的习惯和品质？

梁先生：我想，年轻人接受教育嘛，一般来说主要是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这三个方面。我在家庭教育方面：我父母亲不识字，所以主要是我父母亲对我的那种朴实善良、吃苦耐劳和平静知足的潜移默化的影响。父母亲在我幼儿时给了我一个十足快乐的“金色童年”，在艰难困苦中给了我一种十分尽心和良好的教养。我的父母亲是100分的父母亲！在社会教育方面：我觉得对我来说，主要是通过那种坎坷、苦楚和复杂的社会经历，总结各种正反面经验教训来进行“自我塑造”的一个过程。但是，对我比较规律而且重要的，是在学校教育方面：早期，中小学给我的是一般的和基础的知识，当然对后来的发展很有影响。下面谈谈大学阶段，老师对我在学习和做人方面的一些启示。大学，是一个小社会，学校的教育环境和各位老师对我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我学习国际法的启蒙导师周鲠生先生，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在我的《影册》里，选登了四位老师，其中第一位就是周先生，还有燕树堂先生，韩德培先生和姚梅镇先生。现在以周先生为例，他教学，非常严谨认真，从来不马虎半点，他讲课有一种法学大家、学问大家的风范，不慌不忙，很有层次，论证非常深刻。他给我们讲课的讲义，我们所做的记录，每次整理出来，都能成为一篇很好的文章。周先生遗著《国际法》的上下册，实际上就是当时讲稿的升级版。我们曾经到周先生家去请教国际法问题，周先生有个习惯，如果是去拉社会关系、拉人情关系，他一般都不会接受，我对周先生这种言传身教的崇高育人精神，极为敬佩！但是，如果你是去请教问题，他肯定不会拒绝。

9.学生：周先生这种教学严谨认真的大师品德，给您带来了什么具体的影响呢？

梁先生：这肯定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效果。我一向把讲课当做一种神圣的对学生必须认真完成的重要义务，所以，我如果万一没有备好课，我宁愿请假，以后再补，也绝不敢轻易去上课。我经常给年轻朋友们讲，据我的经验，老教师讲老课，其备课和讲课的时间至少是二比一，如果是老教师讲新课，两者的比例就应该是十比一。当然，如果是新教师讲新课，那这个比例肯定就应该更高一些。我的原则是：“没有备好课，绝不上讲台！”

10.学生：您能具体谈一谈自己备课的情况吗？

梁先生：我在文化大革命以前，讲课一向是比较认真的。文化大革命中间不能讲课了，我和其他许多教师一样被打入“冷宫”。文化大革命期间，是学生当先生，学生改写讲义，先生还能上课的不是很多。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先生终究还得要重新走上讲台。老实讲，再上课的时候，我是很没有把握的，心里很虚。为什么？在十年动乱中，学生和先生之间的那种相互信任与尊重的关系，已经丢失了很多很多，因此，现在要给学生讲课，心理上必须有十分充足的准备！我决定调回武大来的时候，我预先利用暑假亲自到武大去做了一次调研，了解武大的教学情况到底怎么样？那时我在北大已经教了30年书，算是个老教员了，但心里还是有不少为难情绪。那个暑假，我在武大法律系资料室的长方形阅览桌上住（睡）了差不多一个月，找留校的学生谈话，到宿舍去访问他们，到行政大楼前面林子里，坐在那些小石桌旁边，一边看书，一边同他们聊天。除此之外，就是自己利用系资料室的资料加紧备课。我调回武大时，我的国际组织法，虽然在北大已开设了三四年，但仍是一门新课，我必须认真对待。我特别关心的是怎样引起学生对我讲课的兴趣，还要争取他们对我的信任和尊重。教师如果得不到学生的信任和尊重，教育效果肯定好不了。我备课时一向非常重视试讲，还是用我文革前的那套老办法：我多次请我夫人单独到教室去，作为学生听我试讲。我在讲堂上面，边讲边写黑板，我把第一堂课先讲给她听，她给我提了不少意见。然后，觉得差不多了，再到教研室去试讲。教研室提了意见，没有什么问题，那就可以正式开课了。为了讲好课，我还买了我平生第一台小录音机，把我讲课的声音录下来，然后反复听录音带，一直到自己听得满意了，内容也滚瓜烂熟了，才开始正式讲课。我记得我在武大讲的第一堂课，效果非常好。当时听课的是国际法专业二年级的全体研究生，讲完课以后，有一位姓张的学生，给系里面反应，他们第一次听到了真正的国际法课。此后，我想要当一辈子“教书匠”的信念，大大加强了。猛回头，自从我回到武大以来，转眼间又已经三十多个春秋了！

11.学生：您教了这么长时间的书，能不能让我们分享一下您的经验和感想？

梁先生：首先一点，我觉得教学工作，是“教”与“学”的一种互动的关系。确实，世界上的事情都具有多方面的关联。教师和学生的关系，除开主要是教师传授基本知识以外，应该也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一个师生彼此促进的过程。学生确实从我这里学到了很多基本知识，但我也从学生那里接受了很多启发。好比说，我在讲课以后，学生会向我提问题，我就需要解答，会向我提意见，我就需要改进，教学相长，讲课能力和水平也自然会得到提高。这是一点。另一点：我虽然教了几十年书，但是，如前所说，我在上课的前一天，总是要拿出加倍的时间来仔细备课的。假如我需要讲一个小时的课，我至少要用两个小时来备课。在这个过程中，我有一个“过电影”的方法。什么叫“过电影”呢？我的习惯就是把我明天讲课的思路，讲课的轮廓，都重新重点地思考一下：讲几个大问题？比方说，讲三个大问题，这三个大问题的中心论点是什么，重点是什么，都要仔细想一想；这节课中，还有哪些难点和疑点，还有哪些案例，等等，都要默默地认真想一遍，想清楚，都要好好安排一下。在这种情况下，课程当然是会讲得比较顺畅的。此外，我还有一个经验：在我学有专长的这个知识范围以内，我讲得越少越精，这个课就会讲得越好。比方说，我懂100%，但我只重点地讲20%，这个课肯定会讲得很好，下课后，感觉会非常愉快。如果我要讲到50%，情况就会差一点。如果要讲到80%，那就很吃力，这堂课肯定不会有好效果。当然，如果是超过了我这个100%的范围，那就会变成胡说八道了！所以，我讲课的原则是：“厚积薄发”四个字，讲课的经验是：“准备多，讲得少，课程就一定会讲得好”十六个字。下面，专门谈谈写讲稿的问题：我的讲稿，常常要修改多次。每多改一遍，我的思想就会多提高一步。每多写一次讲稿，多讲一次课，我就会多一个升级版。所以，我的课程，越讲到后面越成熟，而且这个讲稿也就逐步变成了我后来的文章或者著作的初稿。我经常和我的年轻朋友们讲，我们要把科研和教学紧密地结合起来，教学的过程就是研究的过程，科研主要是为了能够把课教好。我们的讲义，一再修改，就可以升级成为自己的著作。现在老了，不讲课了，可是我还有一个想法：人们常说，“活到老、学到老”，我觉得，自己还有很大的空间去提高自己。所以，现在当我看到一些国际问题，好比说，欧盟当前的裂变，英国的脱欧，中东的战争，东海及南海的纠纷，东盟的发展，拉美及非洲的变化，大国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甚至网络空间的国际法问题等等，我都要思考，都要学习，都要拿自己已出版的著作来比对一下，看过去的分析与论述和现在的形势发展，有什么不一样？有哪些差距？需要怎样来提高？就是说：老年人也要“与时俱进”，也要up to date！ 也要不断地给自己充电！

12.学生：您在毕业之前，有没有想过以后从事怎样的工作，成为怎样的人呢？

梁先生：刚才说过，我在初进武大时，和鲁迅笔下的阿Q那样，得意得很有一点“飘飘然”！后来慢慢地，这种“飘飘然”的感觉消失了。为什么？因为想到了将来就业的问题，自己将来怎么生活？怎么吃饭？怎么帮父母亲养老？怎么为社会做点事情？等等。读到三年级的时候，开始领悟到这句话：“毕业就是失业！”很多同学也都在嘀咕这个问题。当时，有些同学有得力的背景，比方说，家长在社会上有地位，或者有人在银行里面工作，当时认为，最好的就是能在银行里工作。但是像我这样的情况，没有任何有力的背景，终究还是个“丑小鸭”，到哪里去找工作呢？我现在想起来都还感觉到寒心！在前不久的一个早晨，我告诉我女儿说：“昨晚又做梦了”，她问我做的什么梦？我说：“我梦见我毕业了，但是找不到工作！”这就是前几个星期的事情，这是当年在潜意识里面残留下来的一种无尽的“忧虑”！觉得没有前途，怎么办？你看，事情说来也真巧，等到我毕业的那一年，正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年，所以，我最后成为了新中国的第一届大学生。于是，我又有一点“飘飘然”起来了，不过，没有以前那么厉害。可见，我的好运，终究还是神州大地的这个大命运给我带来的！我记得：那个时候，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把我们这班毕业生一卡车都送到了汉口，参加一个中南地区六省的大司法训练班。我在我《影册》里面，还留有一张在中山公园照的同班学员的照片做纪念，这是一张很老的照片，到现在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了吧。在训练班结业以后，我就被分配到了湖北高级人民法院工作。这里有很多故事，今天就不讲了。到了省法院之后，安排在研究科工作，因为领导上觉得我是学“法理学”的，同时也是一个很爱钻研的年轻人，所以把我放到研究科，开始到社会基层调查研究婚姻问题：为什么当时离婚案件那么多？从这些离婚案件里面可以总结出什么？对这个安排，当然我很愿意，后来，研究科也觉得这个梁西工作得还不错。这个科的科长是张战，比我大十几岁，对我比较关心，所以经过两年试用之后，他就建议省法院院长沈德纯（当时兼任武大法学院教授，后来调任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主任）推荐我到北京的中央政法干校去继续学习。那里的校长是彭真，当时董必武好像是最高人民法院的院长，他当然是这个干校的主管领导。那个时候，中央政法干校除开一般地讲苏联法学理论以外，主要是讲解各种政策和重要法规。我除开学习这些以外，剩下的时间就跑到图书馆看书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