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武大年代之重登珞珈山（1983-至今）

30.学生：您能不能回忆一下，谈一谈调回武汉大学的详细情况？

梁先生：我人生的第三个30年，是从我调回武大之后开始计算的。武大是我“生根落叶的地方”。我刚才说了，我思想意识的深处，功利主义比较少，所以到了北大以后，我虽然一直都深深地爱着北大，但并未由于有了北大的名气而觉得自己有什么特别的。因此，在进北大后没有多久，我就开始怀念武大了。为什么？我想，原因可能有下面几点：首先一点是，我对武大校园有一种天生的感情，就像我前面讲过的，刚进武大时的那一刻，在看到体育馆，法国大梧桐，樱花大道，老斋舍，老图书馆，一直到完全证实自己已经是武大的一名学生时，那种飘飘然的感觉。我想这种感觉，在我潜意识里面，大大地推动了我想回珞珈山校园，就像想回老家一样，就像歌唱家朱明瑛所唱的“回娘家”一样。这种回娘家的想法早就有了。回来以后，有人问我，你在北大还想走？武大有那么好？在武大我确实感到很轻松自在，为什么啊？因为我没有参加过武大的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中，做人很难，你斗我我斗你，没有“不说话”的余地，结果同事间都多少是会有些成见的，如果转入了派系斗争，那就更加复杂了。虽然我在北大无派无系，从未斗过别人，但是当我调回武大之后，几十年来，更是一身轻松，周围的自然环境以及学术环境也都很好。这里有我早年的老师，有我的老同学，更觉得亲切而自在！还有，第二点，我和我夫人，早年在武大是同学，她也是我中学的同学，当时我们有书信来往，她考到武大后，我们更接近了。这个在我的潜意识里面，也是我们重登珞珈山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夫人同我的性情相近，为人淡泊，我也有这种“不太进取”和不太在乎的思想，其实这也是一种不那么积极奋发的思想。所以她对我没有什么怨言，不刻意盼望我赚多少钱，也不需要我有多高的地位。只期盼着一生能做到平平静静地工作与生活。所以两次相聚武大以后，都能够延续我们那种相知、相亲、相互扶持、共度难关的精神状态。我对我俩的人生有一句感言，叫做“风雨兼程，同舟同梦”。这是一种很朴实的精神，也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四季常青之美梦”。另外，第三点，我有两个儿女，儿子在家乡老家下放，我们的父母亲，共四位老人，年纪都很大了，因此，我觉得我们应该回南方来。我带着我的女儿，就是今天在座的这一位，带她回武汉，她当时在北京已经差不多生活了20年。她在北京念中学，念大学，提起要回风景如画的江南来，她也很高兴。还有最后，更重要的一点是：武汉大学有一个全国初创的、首先第一个成立的国际法研究所。我觉得有了这个法学院，有了这个国际法研究所，对于我的教学和科研工作，非常之有意义。为了回报母校，为了回报老师，我也愿意回武大来。当时有人说，你从北大调回来，是不是想在武大搞个领导当当？我说你等着看吧。几年以后，这位同事也相信了，我回武大来，只是想耕种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只是想搞点资料工作，搞点科学研究，并没有什么别的多余的想法。多年来，我不仅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了国际组织法这门最新的课程，而且还做了一些其他的工作。原来我们国际法研究所的博士点，是综合性的，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三个博士点在不同程度上都放在一起。后来教学科研工作都有了发展，在韩老师的带领下，我们逐步把这三个点分开了。对于国际公法这个博士点的专门建立，以及对国际组织法这个教学与科研团队的培养，我毫无保留地作出了自己绵薄的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