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梁西先生:《梁西先生访谈录》(三)
发布日期:2021-03-20 来源: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

   编者按:

   2021年2月26日是著名国际法学家、法学教育家、中国国际组织法学开拓者和奠基人梁西先生去世一周年祭日。武汉大学国家法研究所陆续推送《梁西先生访谈录》的部分章节,以表达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全体师生对梁西先生的缅怀之情。《梁西先生访谈录》是2017年上半年在征得梁西先生同意之后,由武大国际法研究所副所长邓朝晖策划并组织学生对其进行的一次持续两个多月的访谈并由博士研究生陈慧青同学整理成文,共分四个章节:一、学生年代之金色童年(1924—1953);二、北大年代(1953—1983);三、武大年代之重登珞珈山(1983-至今);四、人生感悟九十年(“追梦”六问)。根据梁西先生生前要求,本《访谈录》只能等他去世后才能公开。

三、武大年代之重登珞珈山(1983-至今)

30.学生:您能不能回忆一下,谈一谈调回武汉大学的详细情况?

梁先生:我人生的第三个30年,是从我调回武大之后开始计算的。武大是我“生根落叶的地方”。我刚才说了,我思想意识的深处,功利主义比较少,所以到了北大以后,我虽然一直都深深地爱着北大,但并未由于有了北大的名气而觉得自己有什么特别的。因此,在进北大后没有多久,我就开始怀念武大了。为什么?我想,原因可能有下面几点:首先一点是,我对武大校园有一种天生的感情,就像我前面讲过的,刚进武大时的那一刻,在看到体育馆,法国大梧桐,樱花大道,老斋舍,老图书馆,一直到完全证实自己已经是武大的一名学生时,那种飘飘然的感觉。我想这种感觉,在我潜意识里面,大大地推动了我想回珞珈山校园,就像想回老家一样,就像歌唱家朱明瑛所唱的“回娘家”一样。这种回娘家的想法早就有了。回来以后,有人问我,你在北大还想走?武大有那么好?在武大我确实感到很轻松自在,为什么啊?因为我没有参加过武大的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中,做人很难,你斗我我斗你,没有“不说话”的余地,结果同事间都多少是会有些成见的,如果转入了派系斗争,那就更加复杂了。虽然我在北大无派无系,从未斗过别人,但是当我调回武大之后,几十年来,更是一身轻松,周围的自然环境以及学术环境也都很好。这里有我早年的老师,有我的老同学,更觉得亲切而自在!还有,第二点,我和我夫人,早年在武大是同学,她也是我中学的同学,当时我们有书信来往,她考到武大后,我们更接近了。这个在我的潜意识里面,也是我们重登珞珈山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夫人同我的性情相近,为人淡泊,我也有这种“不太进取”和不太在乎的思想,其实这也是一种不那么积极奋发的思想。所以她对我没有什么怨言,不刻意盼望我赚多少钱,也不需要我有多高的地位。只期盼着一生能做到平平静静地工作与生活。所以两次相聚武大以后,都能够延续我们那种相知、相亲、相互扶持、共度难关的精神状态。我对我俩的人生有一句感言,叫做“风雨兼程,同舟同梦”。这是一种很朴实的精神,也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四季常青之美梦”。另外,第三点,我有两个儿女,儿子在家乡老家下放,我们的父母亲,共四位老人,年纪都很大了,因此,我觉得我们应该回南方来。我带着我的女儿,就是今天在座的这一位,带她回武汉,她当时在北京已经差不多生活了20年。她在北京念中学,念大学,提起要回风景如画的江南来,她也很高兴。还有最后,更重要的一点是:武汉大学有一个全国初创的、首先第一个成立的国际法研究所。我觉得有了这个法学院,有了这个国际法研究所,对于我的教学和科研工作,非常之有意义。为了回报母校,为了回报老师,我也愿意回武大来。当时有人说,你从北大调回来,是不是想在武大搞个领导当当?我说你等着看吧。几年以后,这位同事也相信了,我回武大来,只是想耕种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只是想搞点资料工作,搞点科学研究,并没有什么别的多余的想法。多年来,我不仅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了国际组织法这门最新的课程,而且还做了一些其他的工作。原来我们国际法研究所的博士点,是综合性的,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三个博士点在不同程度上都放在一起。后来教学科研工作都有了发展,在韩老师的带领下,我们逐步把这三个点分开了。对于国际公法这个博士点的专门建立,以及对国际组织法这个教学与科研团队的培养,我毫无保留地作出了自己绵薄的奉献。



责任编辑:景杰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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