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电子烟行业的快速发展，其监管与法律适用问题日益凸显。2022年《电子烟管理办法》实施后，无证销售电子烟行为被纳入非法经营罪规制范畴，但司法实践中出现了显著的量刑失衡现象。本文通过梳理电子烟非法经营罪的法律依据与司法案例，分析量刑失衡的表现形式，探究其成因，并提出针对性的解决路径。研究发现，量刑失衡主要体现在入罪标准过低、量刑幅度与社会危害性不匹配、地区间裁判差异显著等方面，其根源在于法律适用衔接不畅、司法解释滞后、司法理念存在偏差等。为此，应通过完善法律法规、细化量刑标准、加强案例指导等方式，实现罪刑相适应，促进电子烟行业监管与司法裁判的规范化。

　　关键词：电子烟；非法经营罪；量刑失衡；罪刑相适应；司法规范化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

　　近年来，电子烟作为新型烟草制品迅速进入大众视野，市场规模持续扩张。据行业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电子烟市场规模预计达966.6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超50%，成为全球增长的核心引擎。然而，行业快速发展的背后，非法生产、销售电子烟的问题愈发突出，不仅扰乱了市场秩序，也对公众健康尤其是青少年群体构成潜在威胁。

　　为规范电子烟行业发展，2021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将电子烟纳入烟草专卖管理体系，2022年施行的《电子烟管理办法》进一步细化了监管规则，明确要求生产、销售电子烟需取得烟草专卖许可证，无证经营行为可依据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这一法律适用的转变，使得原本多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规制的电子烟非法销售行为，面临更严厉的刑事处罚——非法经营数额5万元以上即可构成“情节严重”，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25万元以上则构成“情节特别严重”，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

　　然而，在司法实践中，电子烟非法经营罪的量刑逐渐呈现出失衡状态。一方面，部分案件中销售金额较低的行为人被判处较重刑罚，与传统烟草非法经营案件的量刑形成倒挂；另一方面，不同地区法院对同类案件的裁判结果差异显著，影响了司法公信力。基于此，深入研究电子烟非法经营罪量刑失衡问题，对于完善法律适用、实现罪刑相适应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二）研究意义

　　理论意义：本文通过分析电子烟非法经营罪量刑失衡的成因，可丰富刑法中“非法经营罪”的适用研究，为新型行业与传统罪名的衔接提供理论参考，同时深化对罪刑相适应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应用的理解。

　　实践意义：研究成果能够为司法机关统一裁判标准提供指导，助力解决地区间量刑差异问题；同时，可为立法机关完善电子烟监管法律法规、细化量刑标准提供现实依据，推动电子烟行业的规范化治理。

　　二、电子烟非法经营罪的法律依据与司法现状

　　（一）法律依据梳理

　　1.上位法基础

　　2021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五条明确规定：“电子烟等新型烟草制品参照本条例卷烟的有关规定执行”，首次从法律层面将电子烟纳入烟草专卖管理范畴，为刑事规制提供了前置法依据。

　　2.专项法规细化

　　2022年施行的《电子烟管理办法》进一步明确了电子烟的生产、销售、运输等环节的监管要求，规定生产、批发、零售企业均需取得烟草专卖许可证，交易需通过全国统一的电子烟交易管理平台进行，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等。

　　3.刑事法律适用

　　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非法经营罪的规制对象包括“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与《电子烟管理办法》，无证经营电子烟的行为被纳入非法经营罪的规制范围，量刑标准参照烟草专卖品非法经营案件执行，即“情节严重”（5万元以上）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25万元以上）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

　　（二）司法现状分析

　　1.案件数量增长迅速

　　自2022年《电子烟管理办法》实施以来，电子烟非法经营案件数量大幅上升。据统计，2023-2024年公开的司法案例中，适用非法经营罪的电子烟案件占比达78%，远超此前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处理的比例。

　　2.量刑结果呈现失衡

　　从现有案例来看，量刑失衡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入罪门槛与刑罚强度不匹配：部分案件中，行为人销售金额刚达5万元入罪标准，即被判处3年左右有期徒刑，与传统烟草非法经营案件中“销售金额50万元以上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量刑相比，处罚力度明显偏重。例如，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判决的李某案中，李某非法销售电子烟金额52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而同类传统烟草非法经营案件中，销售金额50万元通常量刑在3-4年，两者社会危害性存在差异，但量刑相近。

　　地区间裁判差异显著：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对同类案件的量刑标准不一。以上海与中西部某省为例，两地均出现销售金额10万元的电子烟非法经营案件，上海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而中西部某省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年，差异明显。

　　量刑情节考量不足：部分法院对行为人“初犯、偶犯”“认罪认罚”“主观恶性小”等情节重视不够。例如，大学生群体因缺乏法律意识无证销售电子烟，销售金额8万元，仍被判处实刑，未充分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三、电子烟非法经营罪量刑失衡的表现形式

　　（一）入罪标准过低导致刑罚泛化

　　根据2010年最高检、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非法经营烟草专卖品的入罪标准为“非法经营数额5万元以上”，这一标准直接适用于电子烟非法经营案件。然而，电子烟与传统烟草在单价、利润空间、社会危害性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传统卷烟单条价格多在100元以上，5万元涉案金额对应的交易量约为500条，覆盖范围广、社会影响大；而电子烟单价较高（单套设备约300元，烟弹每盒约99元），5万元涉案金额可能仅对应百余套设备，交易规模有限。

　　传统烟草的成瘾性与健康危害已被充分证实，而电子烟虽含尼古丁，但公众对其危害的认知仍不统一，且部分产品为“0尼古丁”雾化物，社会危害性更低。

　　将两者适用同一入罪标准，导致电子烟非法经营案件入罪门槛过低，大量社会危害性较小的行为被纳入刑事处罚范畴，造成刑罚泛化。例如，某案件中行为人销售“0尼古丁”电子烟，金额6万元，因无证经营被认定为非法经营罪，显然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不匹配。

　　（二）量刑幅度与行为危害性脱节

　　非法经营罪的量刑幅度与“非法经营数额”直接挂钩，但电子烟的经营数额与社会危害性之间的关联度较低，导致量刑结果与行为实质危害脱节：

　　1.数额计算方式不合理：部分法院将电子烟烟具、配件（如充电器、烟杆）的销售金额全部计入非法经营数额，而这些配件本身不含烟碱，与“烟草专卖品”的属性存在差异，扩大了量刑基数。

　　2.情节认定机械化：“情节特别严重”的标准（25万元以上）同样参照传统烟草设定，但电子烟的利润空间远低于传统烟草（传统烟草批发利润率约10%-15%，电子烟零售利润率约5%-8%），25万元的经营数额对应的利润可能仅1-2万元，其主观恶性与社会危害性远低于传统烟草同类案件，但量刑却需在5年以上，明显过重。

　　例如，浙江某案件中，行为人销售电子烟金额26万元，利润约2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而同类传统烟草案件中，销售金额25万元利润约3-4万元，量刑相近，未体现危害性差异。

　　（三）司法理念与裁判逻辑存在偏差

　　部分司法机关在处理电子烟非法经营案件时，存在“重秩序维护、轻权利保障”的理念偏差，具体表现为：

　　1.对“专卖秩序”的过度保护：将维护烟草专卖秩序作为首要目标，忽视对行为人主观恶性、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实质判断。例如，某案件中行为人因疫情期间店铺倒闭，为回笼资金销售库存电子烟（金额7万元），主观上无长期非法经营意图，仍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

　　2.对“违法性认识”的忽视：电子烟监管政策在2021年后密集调整，普通经营者难以及时掌握法律变化，部分行为人因“不知道需要办证”而无证销售，但法院仍以“不知法不免责”为由从严量刑，未考虑违法性认识可能性对主观故意的影响。

　　3.类案指导不足：最高法、最高检尚未针对电子烟非法经营罪发布指导性案例，导致基层法院缺乏统一裁判标准，量刑依赖法官自由裁量，进一步加剧了失衡。

　　四、电子烟非法经营罪量刑失衡的成因分析

　　（一）法律适用衔接不畅

　　1.新旧法律衔接断层

　　电子烟作为新兴产品，其监管政策经历了从“无明确规定”到“参照卷烟管理”的快速转变。2022年前，无证销售电子烟多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处理（入罪标准为销售金额5万元，量刑2年以下），而2022年后直接适用非法经营罪（入罪标准相同，但量刑提升至5年以下）。法律适用的突然转变导致司法机关缺乏过渡适应期，未能充分考虑新旧罪名的量刑差异，造成量刑“跳跃式”加重。

　　2.法律位阶冲突

　　《电子烟管理办法》作为部门规章，其关于“电子烟参照卷烟管理”的规定能否直接作为非法经营罪的“国家规定”存在争议。根据《刑法》第九十六条，“国家规定”仅指法律和行政法规，而《电子烟管理办法》属于部门规章，效力层级不足。司法机关直接依据该办法认定“违反国家规定”，实质是通过扩大解释将部门规章上升为刑事裁判依据，可能违背罪刑法定原则，也为量刑失衡埋下隐患。

　　（二）司法解释滞后与标准模糊

　　1.司法解释未及时更新

　　现有关于非法经营罪的司法解释多针对传统烟草制品，发布于2010年前后，未考虑电子烟的特殊性。例如，2010年《关于办理非法生产、销售烟草专卖品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非法经营数额”“情节严重”等标准均基于传统烟草设定，直接套用于电子烟，导致标准与实际脱节。

　　2.量刑情节缺乏细化规定

　　司法解释未明确电子烟非法经营案件中“社会危害性”“主观恶性”的具体考量因素，如是否区分“含尼古丁”与“0尼古丁”产品、是否考虑销售对象为未成年人、是否考量行为人对许可证制度的认知程度等。标准模糊导致法官自由裁量空间过大，易出现同案不同判。

　　（三）司法实践中对“专卖品”属性的误读

　　1.电子烟与传统烟草的属性混淆

　　司法机关普遍认为，电子烟因含烟碱且具有成瘾性，与传统烟草“实质等同”，应适用相同量刑标准。但事实上，电子烟的核心成分、消费场景、危害程度与传统烟草存在差异：传统烟草燃烧产生焦油、一氧化碳等有害物质，而电子烟通过雾化释放气溶胶，成分相对简单；传统烟草以中老年群体为主要消费对象，而电子烟更易吸引青少年，两者的社会危害路径不同，不应简单等同。

　　2.对“经营行为”的过度扩张解释

　　部分法院将电子烟相关的所有经营行为均纳入“专卖品经营”范畴，包括销售烟具、配件、二手设备等，而这些物品未必属于《烟草专卖法》规定的“专卖品”。这种过度扩张解释扩大了非法经营罪的规制范围，间接导致量刑基数增大，加剧了量刑失衡。

　　五、解决电子烟非法经营罪量刑失衡的路径

　　（一）完善法律法规与司法解释

　　1.制定针对性法规

　　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进一步修订，明确电子烟的法律属性与监管边界，区分电子烟与传统烟草的差异，为刑事规制提供清晰的上位法依据。同时，建议出台《电子烟刑事处罚指导意见》，细化非法经营罪的适用条件，避免简单参照传统烟草标准。

　　2.更新司法解释

　　最高法、最高检应及时出台针对电子烟非法经营罪的司法解释，调整量刑标准：

　　提高电子烟非法经营罪的入罪门槛，将“情节严重”的非法经营数额调整为10万元以上，“情节特别严重”调整为50万元以上，与行为社会危害性相匹配；

　　明确“非法经营数额”的计算范围，将不含烟碱的烟具、配件排除在外，仅计算烟弹等核心产品的金额；

　　列举“从轻、减轻处罚”的具体情形，如“销售0尼古丁产品”“初犯且主动整改”“未向未成年人销售”等，为司法实践提供明确指引。

　　（二）细化量刑标准与统一裁判尺度

　　1.建立量刑规范化指南

　　省级法院可结合本地区实际，制定电子烟非法经营罪量刑规范化指南，明确数额与刑罚的对应关系、酌定量刑情节的考量权重。

　　2.加强案例指导与类案检索

　　最高法应选取典型电子烟非法经营案件作为指导性案例，明确裁判思路；基层法院在审理案件时，需通过类案检索系统参考同类案件判决，确保裁判尺度统一。例如，对于大学生无证销售电子烟且情节轻微的案件，应优先适用缓刑，体现教育挽救原则。

　　（三）转变司法理念与强化实质判断

　　1.坚持罪刑相适应原则

　　司法机关应从“形式入罪”转向“实质判断”，综合考量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行为人主观恶性、违法所得数额等因素，避免仅以经营数额作为量刑的唯一标准。对于社会危害性较小的行为（如销售0尼古丁产品、金额刚达入罪标准且系初犯），可依法从轻处罚或适用缓刑。

　　2.注重违法性认识可能性的审查

　　在主观故意认定中，应考虑行为人对电子烟监管政策的认知程度。对于因政策调整过快导致的“无知者违法”，若行为人确无非法经营意图且及时整改，可适当降低刑罚强度，甚至通过行政处罚替代刑事处罚，避免客观归罪。

　　（四）推动行业监管与司法协同

　　1.强化行政与刑事衔接

　　建立烟草专卖部门与司法机关的常态化沟通机制，在案件移送、证据认定、标准适用等方面形成共识。烟草部门可加强对电子烟经营者的普法宣传，明确办证流程与法律后果，从源头减少非法经营行为；司法机关在审理案件时，可参考烟草部门对产品危害性的评估意见，提升量刑的科学性。

　　2.促进行业规范化发展

　　通过严格执行许可证制度、完善全国电子烟交易管理平台等措施，压缩非法经营空间；同时，鼓励企业合规经营，推动电子烟产品标准化、健康化，从根本上降低非法经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为量刑合理化创造条件。

　　六、结论

　　电子烟非法经营罪量刑失衡问题，本质上是新兴行业与传统法律体系衔接过程中出现的适应性矛盾。其表现为入罪标准过低、量刑与危害性脱节、地区差异显著等，根源在于法律适用衔接不畅、司法解释滞后、司法理念存在偏差。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从完善法律法规、细化量刑标准、统一裁判尺度、转变司法理念等多维度入手，实现刑事处罚与行为社会危害性的精准匹配。

　　唯有坚持罪刑相适应原则，兼顾秩序维护与权利保障，才能在规范电子烟行业发展的同时，确保司法裁判的公平正义，为新型行业的健康发展与法治社会的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作者：马琮凯 唐建伟 作者单位：嘉兴大学文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