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道晖，当代著名法学家，祖籍湖南湘阴，1928年出生于湖南长沙，清华大学毕业，曾先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研究室副主任，中国法学会研究部主任，《中国法学》杂志社总编辑、法理学研究会副会长等职。他还是中宣部、司法部特聘的法制宣传高级讲师团讲师，国家社科规划委员会国家基金课题评审组成员，北京大学宪法学行政法学博士生导师组成员，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但是这位新中国的法学泰斗，学习法律却是从50岁开始的……
颠沛流离的少年时代
郭道晖于出生于湖南长沙，祖籍为湖南湘阴，据考证，根据湖南湘阴郭氏族谱记载，晚清第一位驻外外交家郭嵩焘 先生，是郭道晖的曾祖。郭家是书香世家，注重家族观念，郭道晖的父亲郭德垂是湖南著名的化学老师，被人尊称“郭化学”。
郭道晖在家里排行第五。按照郭门“家先立本，道德与文章”的起名惯例，郭道晖正好是属于“道”字辈的。其兄弟分别为道曦、道晓等。后来郭家几兄弟上小学时图写起来方便，道曦变成了道西，道晓变成了道尧，只有道晖没有改成道军。道晖兄弟姐妹年少时，常得双亲教诲：“做人总得有志气，有骨气，自立自强，决不能低三下四，仰人鼻息。”郭道晖深受其影响。
少年时代，郭道晖就读长沙市十一小学。抗日战争爆发后，随家避难，先后在长沙东乡、湘潭石潭、安化涟碧小学（即有名的一师附小）读书。在辗转读小学期间，郭道晖曾将国文课本上所载故事，即13岁少女荀慧娘英勇坠城突围，到长沙搬救兵解襄阳之围的故事，改写成长篇七言史诗，颇得老师赞赏。此时还与同班同学组成“三友社”，出版壁报获奖，并以第一名毕业。时人以“学行优秀，颇长文思”赞之。
从1940年起，郭道晖就读于其父任教的国立十一中。三年后毕业时，本可直接保送高中。但当时管训育的教官卢某对他印象不好。
有一次，郭道晖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大腹便便的奸商，一位同学硬说是在讽刺他当粮行老板的父亲，告到教官那里，结果郭道晖被罚站一小时。 这印象不好直接影响了保送。初中毕业时，训育处给了他这样一个评语：“学行优异，惟体弱多言”。“多言”成了一条罪状，于是郭道晖不被保送。
不过这并没有影响郭道晖，他仍然以第一名考上高中。
郭道晖也从这时候开始了游走千余里的高中生活。1944年，豫湘桂战起，郭道晖随家游走于桂林，随即与其弟弟考入国立汉民中学。上课不到一个月，日寇进逼，兄弟二人只好告别父母，随校迁广西百寿及贵州榕江，十五六岁的年纪正是今天的孩子们的花季雨季，可那时的郭道晖已经背负行李，在湘桂黔边境行走近千余里，又加疾病缠身，备尝艰苦。1944年冬，兄弟又步行去贵阳，与逃难至此的父母会合，后前往重庆，进入四川巴县战区学生高中进修班半年。后转入江津国立九中。抗战胜利的第二年，郭道晖随家返湘，在湖南省立一中读半年，于1947年毕业。
整个高中六学期，郭道晖颠沛流离，辗转换读了五所学校，在路上的时候，有时候就是靠卖掉身边衣物换取一日两餐稀饭度日。
在那艰辛的游走中，郭道晖目击时艰，他的身体遭遇了磨难，思想亦逐步地成熟起来了。在重庆时，他已经能够读到《新华日报》等当时的进步报刊，194５年在昆明爆发的“一二一”运动，更是激起他对独裁当局的愤恨和对民主的诉求。他主编年级刊物《新声》，以笔名“斗非”发表一些批评时政、抨击时局、揭露社会丑恶的杂文，颇受全校关注，获得了壁报比赛冠军，并得“笔扫千军”锦旗一面。
1947年7月，郭道晖迎来了“高考”，——那时的“高考”不像现在的高考，要每个学校分别报名和考试。
“大热天里，我一连考了四所大学，筋疲力尽，大病一场。幸好被三校同时录取。”多年后郭道晖在《七十自述：风雨人生纪程》中写道。
郭道晖最后选择了清华大学电机系。郭道晖选择清华大学电机系，一是因为它的理工科很好，当时电机专业又是最尖端的，想学一技之长，工业救国，也免得毕业即失业；二则主要是仰慕清华的民主自由风气。
和朱镕基一起读清华
那年湖南考取清华大学电机系的，有郭道晖，也有后来的共和国总理朱镕基。
郭道晖和朱镕基在中学就是同学，郭道晖比朱镕基高一班，他们成为莫逆之交是考入清华以后的事情，在一中时他们互相并不认识，但那时朱镕基是郭父的学生，朱镕基对郭道晖甚为敬重。
进清华后，二人同住在大礼堂附近的二院。加上朱镕基与郭道晖的父亲有师生之谊，与他又有同窗之缘，更主要是两人思想、性格比较相投，所以一见如故，成了朋友。
1948年春，有一天郭道晖偶然从北平一家报纸副刊上读到以“容基”为笔名写的一篇文章《谈爱与憎》。这是一篇优美的散文，援引了高尔基的小说《母亲》、曹禺的话剧《北京人》、李广田的诗和托尔斯泰小说《复活》中论爱的格言，特别是他有感于自幼失去父母天伦之爱，对旧社会世态所扭曲了的爱表示了怀疑和鄙屑，提出爱与憎要分明，要以新的历史观、人生观，去自我牺牲地热爱广大人民，并且恨那不准他爱的。这引起郭道晖的共鸣。郭道晖立即在同一报纸上发表了《与容基先生谈爱》的文章，与之呼应，表示愿和他“携紧心灵之手，学习着走上这条真理之路！”
后来一次清华同班同学毕业后聚会上，面对根根银丝的昔日同窗，郭道晖信口拈打油诗一首，“五零五一级，虎年又同席；电机常运转，微波传信息。遥感旧时情，交流凭磁力；骥老心犹壮，自强永不息。”以此回忆他们的大学生活。
刚进大学时，郭道晖上课总喜欢抢坐前排，认真听讲。不久，随着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即投身于接连不断的反美蒋、争民主的学生运动，游行、发传单，在国民党军警的坦克车和机关枪威吓面前，无所畏惧地爬上西四牌楼，用油墨写反美蒋的标语。上课的位子，也一点点后移，开始偷看毛泽东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和《联共党史》、《反杜林论》等，认定了只有革命，才有出路！郭道晖积极参加了当时的进步社团和壁报《清华人》，发表了《论觉醒》等长篇政论及时评，颇有影响。
在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当时的总理朱镕基讲到，他曾经对以人权卫士自居的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说：“我参加争取和保障人权运动的历史，比你早得多。”郭道晖正是这一段历史的参与者之一。
1948年4月，北平各校掀起了“反饥饿、反迫害”的“四月学运”风暴。清华和北大等校师生员工举行了连续半个月的罢课。为保护校园，清华同学组织了护校纠察队，郭道晖和朱镕基都是纠察队员之一，轮流值班。郭道晖拿着棍棒半夜值班归来，就叫起朱镕基接替。
该年7月，郭道晖加入中共领导的地下组织“新青联”，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电机系“新青联”分部书记。当时上级指示将工作重点转移向班级，郭道晖与其他同志在一起，团结同学，组织读书会，发展盟员，发动学生参加学生运动。到清华园解放前夕，电机系地下党员、盟员发展到70多人，为全校各系中进步力量最强大的系。
1948年冬，郭道晖代表组织，介绍朱镕基加入“新青联”， 朱镕基当即欣然同意。1949年10月郭道晖又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五十岁学法律：郭道晖的法学之路
1952年，共和国历史上迎来第一次院系调整。郭道晖代表清华大学党委，参加北京大学党委会，任“新北大”筹委会委员，作为党内负责人，配合行政负责人，将清华大学文、理、法三学院合并到新北京大学和其他学校。次年蒋南翔担任清华大学校长，派郭道晖创办《新清华》校刊。
1957年成为我国历史开始下滑的一个转折点， 郭道晖的人生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这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打击右派的活动。郭道晖1958年2月补划为“右派”，被开除党籍。 消息传出，得知者莫不惊诧。
而与此同时，郭道晖的父亲在湖南师范大学也被划为“右派”，时任湖南衡南县长的弟弟郭道尧竟被逼得全家自杀。文化大革命中，这种磨难已经加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其他的饿兄弟姐妹都受到株连，有的被取消预备党员资格，有的不让再担任党内领导职务，有的不让入党。
遭遇如此严重的人生挫折，对郭道晖不啻是一个考验。在逆境中，郭道晖在兢兢业业干好工作的同时，还编读了中译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和一些研究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的外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特别是批判斯大林主义的著作，以探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究竟除了出了什么问题。这期间，郭道晖还读了许多中外美学名著（包括中国古典艺术、哲学、朱光潜的美学论著和他翻译黑格尔的三卷本《美学》），以及《鲁迅全集》。
新中国成立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法治与法学发展的道路艰难曲折。前三十年的法律界和法学界是重灾区：被错划的右派最多；监察部司法部、检察院、律师等已被取消；文革前全国法律院校只剩四所，而且只讲政治理论与政策，不讲法学。
粉碎四人帮以后，郭道晖接到人大法工委的调令，调入人大法工委，开始了人生新的征程。对郭道晖来说，法学上的权利、权力范畴，同他大学时代所学电机上的电流、电压，固然是风牛马不相及，也同他喜爱并从事过的文、史、哲和美学研究大异其趣。
中国长期饱受执法混乱之苦，郭道晖的切身经历中也有感受。所以，抱着亲历其景，观察一下国家机器运转的实况，为中国法制建设略尽绵薄之力，毅然决定后半生从头学起。
在人大法工委的8年多，郭道晖以其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和敏锐的思考，对历来被曲解、被扭曲、假冒的马克思主义政治与法学观点，和违背人民意志、违反真理与时代潮流的做法，直言不讳地加以针砭，为我国法学与民主法治的发展，披荆斩棘，探询新路。《中国立法制度》、《民主·法制·法律意识》的出版是这方面的明证。
郭道晖强烈的使命感和理论勇气，其不为尊者讳，敢于坚持真理，挑战权威的精神，受到法学界的普遍赞誉。
1989年郭道晖六十岁而离休，同时被返聘为《中国法学》主编，此时那场惊心动魄的政治风波刚过，一时理论界万马齐喑，《中国法学》甚至出现前所未有的稿荒。法学界此时也刮起一阵以左批右之风，有主流观点提出“法学界自由化思想严重泛滥”，要求大加清理。有的理论刊物发表4万字的长文，例举法学界几十个“反马克思主义”和“自由化”的观点，甚至把认为原始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都有法的观点都列为“歪曲和否定马克思主义法律观”。
郭道晖秉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态度，以敢于反潮流的勇气，接连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在《正本清源 繁荣法学》中指出，不能把学术观点当作资产阶级自由化来批，正本清源不是要重新回到左的僵化路上去。在《学习马克思著作，繁荣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强调要用历史的观点看待马克思经典作家的法学思想；在一片反右高潮中，他还撰写了《继续贯彻“双百”方针》的评论，强调学术无禁区，要区别对待政治是非与学术是非问题……这些砥柱中流的评论发表后，法学界感到有如一阵清风来，顶住了压力，维护了学术殿堂的尊严，安定了浮动的人心，也为《中国法学》维护了尊严。
1999年在日本名古屋河合研究所演讲时，有听众置疑中国为什么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时，郭道晖指出，这个口号不应该是一般地反对自由，只是特指不许反对中国宪法中确认的四项基本立国原则。他引用和解释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名言：“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指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但不反对自由，而且应该是最讲自由，把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作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条件，追求在人类社会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
在座的听众很惊异马克思主义者居然有这样的追求，日本学者今井甚至坦然地说：“如果真是像马克思说的那样，那马克思主义还有什么可怕？我也可以赞成马克思主义的。”
马克思本来不是魔鬼，是最讲人权和人道主义的。只是被某些号称他的追随者加以误解或者歪曲了所以马克思学说，如果马克思竟是他们说得那样，那么我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日本的演讲，郭道晖获得了举座雷鸣般的掌声。
在他的坚持下，"法治"最终进入宪法
在国内，郭道晖是最早强调“法制”与“法治”的原则区别的学者，“刀制”、“水治”提法也是由郭道晖发明的。他形象地认为，“刀制”是象征把法制作为统治人民的刀把子；“水治”则取中国古代“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之意，意味着任何人包括执政党，都应受法的统治与支配。
十五大前，在中央已经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方略后，他仍然反复坚持应讲法治，而不能只讲法制。并强调，依法治国的客体主要是国，即国家权力，治国必先治吏，重点对象应该是依法治权、治官。对当时地方把“依法治国”演绎成依法治省、依法治市直到治人的片面性提出异议。郭道晖 教授的论文《论依法治官》被《新华文摘》和其他报刊广为转载。
当法学界提出“市场经济应该是法制经济”之后，他也认为应该改为“法治经济”，应该以市场主体的权利为本位，政府权力市为权利服务的，以体现政治与经济的民主和对政府的制约。
党的十五大报告最后采纳了郭道晖的意见，法治由此成为中国社会各界的共识，并最终进入宪法。宪法的每一次修订都牵引了人们的视线，他们试图从每一次修宪的文本中解读出中国法治的进城和政治社会的脉动。
很多人都说，郭道晖亲历了中国现行宪法的第一次修订。1982年宪法修订的时候，郭道晖只是全国人大待了几年的机关工作人员，他作为本次宪法修订委员会的秘书，从事了很多事务性的工作。后两次修宪的时候，郭道晖更多是作为一个独立思考的学者，在法学、或者法学与社会嬗变的互动角度作出回应。
“我是五十岁学法律，七十岁学电脑，等我八十岁的时候就研习书法”，郭老七十六岁高龄仍然雄心勃勃，他说把目前手头的学术专著用一年左右时间完成后，将开始鼓捣一些小问章，尤其是整理一下当年右派中的历史真相。
郭老目前身子骨还硬朗。一辈子相濡以沫的老伴每天做好饭招呼他的时候，他就在电脑前“爬格子”，“老而益坚，不坠青云求索志；桑榆非晚，犹献春蚕未尽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