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沈厚铎（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主持人：马小红（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律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

时 间：2009年6月3日（周三）18：30

地 点：明德法学楼815会议室

主办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法律文化研究中心、曾宪义法学教育与法律文化基金会

曾宪义教授：我们今天有幸邀请著名法律史学家沈厚铎教授来做讲座。沈厚铎教授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其最重要的学术成就就是整理了中国法律近代化的第一人——沈家本先生的遗著。沈家本先生出生于1840年，正好是鸦片战争爆发那一年。作为清末的修律大臣，沈家本先生为中国法律由古代法律进化到近代法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90年是沈家本先生诞辰150周年，当时我们还在其家乡湖州召开了研讨会。

沈厚铎教授是沈家本先生的后人，他对沈家本先生的研究为法律史专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可以说，沈厚铎教授是我国研究沈家本最有权威的一个人。沈教授不仅仅研究沈家本先生，同时还在董必武发学思想研究会工作。今天讲座的同时，我们将聘请沈厚铎教授做法律文化研究中心的客座教授，以后请沈教授经常来给我们的博士生、硕士生做讲座。现在我们就给沈教授发聘书，大家欢迎。

今天是沈教授在人大法学院的第一次讲座，大家一定会不虚此行。接下来就由马小红教授来主持本次讲座。

马小红教授：各位同学晚上好！下面咱们直接进入主题，欢迎沈老师做讲演。

沈厚铎教授：我很愿意来人大做讲演，因为我和人大有着很深的渊源，我是1959年人大附中毕业的。每年开学典礼都到人大来听校长吴玉章讲话。

我本人原来学的是语言学，跟法律史结缘是因为我的曾祖父沈家本。作为沈家本的后代，我感到很荣幸，也感到一种责任。在第一届沈家本研讨会上我就发言说“当知道沈家本的人数达到知道曹雪芹的人数一半的时候，也许我们的法制建设就昌明了”。

关于沈家本先生的法律思想，以及他在法学方面的贡献，这个不用我讲，因为人大的曾老师、马老师、赵老师对此都很有研究。今天我讲的题目是沈家本的生活道路及其思想。之所以要讲这个问题，是因为有一个日本人曾提出一个问题：沈家本出生于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官宦之家，并且后来做了不小的官，为什么他能够接受外来的思想，进行修律，并且这么坚决呢？当然，也有许多国内的专家学者提出了同样的问题。

研究沈家本的人，真正有权威的是北京大学的李贵连先生。八十年代初其硕士论文就是《沈家本法律思想现代化》，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后来他在这本书的基础上著成《沈家本年谱》，在台湾再版后更名为《沈家本年谱长编》，而后再次对其进行研究扩展，著成《沈家本传》及《沈家本评传》。所以，研究沈家本先生的法律思想和他在中国历史中的作用，真正的权威是李贵连教授。

我由于自身的先天条件，自然会听到有关沈家本先生的一些事迹。日本朋友向我提出这个问题之后，我跟李贵连先生也曾经讨论过。我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就是我们在研究历史人物的时候要想到他的基本思想是什么？我们通过他的生平可以看到什么？而沈家本先生是一个深沉的爱国者，正是因为他有一片拳拳爱国心，所以他才有富国强民的愿望。在那个历史时期，很多人都在追求如何使我们的国家富强，如何解救人民于水火之中，所以出现了很多思想，包括比沈家本晚的如国父孙中山先生、梁启超先生、章太炎先生，以及黄兴、鲁迅、毛泽东等等。还有左宗棠等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历史地看问题，在那个时代是皇权专制的时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爱国就是要爱皇帝，这是不可改变的历史，包括岳飞也是一样，爱国家和爱皇帝也是分不开的。所以考察沈家本先生七十多年的生活经历，我们可以看出来，他有一片深沉的爱国心。

众所周知，沈家本生于1840年，正是鸦片战争爆发的年代。从此以后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沈家本生于这个历史时期，就一定要在这个历史潮流中滚动，在滚动的过程中他发展起来了，最后为国家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这和他的生活道路是分不开的，和他自己的勤奋也是分不开的。

沈家本先生出生在浙江湖州，其外祖父是杭州人，因此杭州与湖州就成了沈家本不可磨灭的故乡记忆。到了1845年，沈家本的父亲沈丙莹考中了进士，进入刑部做官，沈家本就随着父亲进入北京生活，于是就和北京发生了不解之缘。此后除了沈家本外放天津知府和保定知府以及沈丙莹外放贵州铜仁知府以外，沈家本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北京。在北京，年幼的沈家本主要就是读书，而这一时期正是清王朝急速衰落的时期。沈丙莹在刑部工作了相当长的时间，沈家本也在这一时期逐渐长大成人。

1859年，沈家本19岁，写了第一本书《<周官>书名考古偶纂》，纠正了著名史学家郎兆玉所撰写的《周官古文奇字》书中的错误。所以在《清史稿》的《沈家本传》当中，有一句话说沈家本对《周官》“有所创获”，就是指这件事。

这一年沈丙莹外放，先外放安顺知府，后转为铜仁知府。沈丙莹是很倒霉的。大家知道封建社会做京官是很清苦的，尤其是低级官员，俸禄很少，只有外放以后，工资才能多一点。因为外放官员的工资不是来自政府的俸禄而是按照当地的税收比例提成。如果外放到一个富足的地方，工资就多。所以有一句话说“一年穷知县，十万雪花银”，当然这是指贪污而言的。但如果到了一个富足的地方，是可以达到这种程度的。由于外放的贵州是一个十分穷苦的地方，因此沈丙莹就决定自己先去看看情况，而将沈家本母子留在北京。这样一来，家中人等于是断了财源，完全靠着湖州的几亩田地的收成度日，因而维持不了生活。正在这个时候发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沈家本亲眼目睹外国人对自己首都的践踏，心中非常痛苦，曾经写诗表达请缨杀敌的忧愤之情。沈丙莹转做铜仁知府后，其上级要求沈丙莹给他送礼，沈丙莹是一个很刚直的人，予以拒绝，因而被弹劾丢官。后来有一个机会复职，他觉得已经基本稳定了，就让沈家本陪着母亲来贵州。

于是沈家本开始了一段艰苦的旅程。这个旅程对沈家本有很大的教育，他既体验到当时的民情，也领略了许多的名胜古迹；既陶冶了他对祖国的热爱之情，也让他深深了解到当时国家的衰败程度。有一次经过保定方顺桥（比赵州桥早20年，为中国最早的石拱桥）时，他看到满目萧条、流民四处乞讨的景象，对当地官员不思治理深恶痛绝，因而作首诗说到：“啼饥瘦妇还余泪，索食乞儿惯乞恩。绘出流民图一幅，当年赖有郑监门。”流民图是一个很有名的故事，有人画了一个流民图给皇帝看，请求皇帝赈济，后来形成了一个风气。沈家本在方顺桥就想到了这个问题。之后，沈家本又写了一首诗叫《乞儿辞》，写到孩子怎么乞讨要钱，“前者方散后者至，倾囊顿尽钱千枚。”但正当他感觉悲哀之时却发现上当了。一位老翁告诉他“男女四五岁，父母争相教。教之呼爷爷，乞相犹难描。但闻客车到，满村互招摇。一钱要入手，便向同村骄。”这种上当，对沈家本也是一种教育，让他感受到了一种悲哀，即对民众的悲哀，因此他说“客闻此言长叹息，礼教既衰俗难易。蒙袂辑屡信奇士，不食嗟来甘饿死。”

他就这样一边走一边了解民情。后来走到沙市，作诗《吊司马梦求》。司马梦求为宋代末年沙市将领，抵抗元军时，地方军事统领都统陈文亮兵败投降，而司马梦求“朝服自尽而亡”，沈家本对他进行了凭吊，并高度赞赏了司马梦求浩气凛然，从容就义的精神。最后他在诗中写到“忠魂夜归来，英风还烈烈。”

而当时正是太平军轰轰烈烈大起义的时候。沈家本在路上看到抗击太平军的官兵、团练也同样是残害人民的，所以沈家本在《过浦市记事》这首诗里写到“阮之浒，贼如鼠；阮知府，兵如虎。”“前门拒虎，后门进狼。”“可怜千万户，一炬成焦土。自来苦贼犹苦兵，夺吾衣食猪吾宇。君不闻，贼如梳，野有庐；兵如篦，村如墟。”从这里可以看出，沈家本在这个路程当中，思想有了很大的变化。他忠不忠于清王朝？忠于！可是看到清王朝的官兵的腐败，他是非常痛苦的。这一时期沈家本先生的诗歌所流露的忧国情报国志，还是一种有志青年的情感的自然的流露。到了庚子辛丑之时的忧国情报国志就已经升华成为一种自觉的救国治国的强烈愿望。

后来，沈丙莹就彻底丢了官，进京觐见慈禧太后，得到的结果是保留原职务退休。按照清王朝的规定，他这样的职务退休后可以由儿子荫袭。但是沈家本很不愿意，因为那时他还是一个秀才，还没考取进士，当官以后就没时间看书考取进士了。但是不去又不行，不然家里的生活就无法维持了。沈家本在刑部做官以后，考进士屡屡不中，直到四十三岁才考中。考中进士后还是任原职，没有升官，心里很不舒服。当时清政府有一个制度叫“京察”，对京官进行考察，一等的升官，二等的保留原职，三等的降职，甚至清除。在刑部又做得沈家本非常好，受到侍郎们的赏识。但经过十次“京察”竟然没有拿到一等。

一直到了1893年沈家本才获得外放的机会。这一天沈家本正好叫了车要出门，就有人来报说外放天津知府。沈家本和家人都不信，后来他的朋友专门派人来告诉他，并告知已经为沈家本写好了谢恩的折子让他准备谢恩。沈家本才相信。并在赴任之前，要觐见谢恩、要拜别上司、恩师、朋友，还要尽快办完女儿的婚事。他的女婿就是后来担任民国代总理、外交部长的汪大燮。

到了天津正好赶上一件大事，就是中日甲午战争。当时天津隶属直隶，虽然直隶的首府是保定，但由于天津是重要的港口，所以直隶总督经常是半年在保定，半年在天津。当时的直隶总督是李鸿章。他主持同意日本人在天津设立的医院，也就是后来的南开大学医学院。因此李鸿章设宴请客，由沈家本作陪，于是沈家本也就是吃了平生的第一次西餐，并在日记中详细记载。之后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沈家本主张在天津主办团练，但最后还没有办成，甲午之战就结束了。

在天津，沈家本办了几个案子。天津有一个望海楼，曾经被烧过两次。其中一次是因为教堂被老百姓焚毁，沈家本主持重修望海楼。他认为传教是一回事，犯罪又是一回事。后来又发生的天津教堂的牧师伙同天津的流氓贩卖儿童，就是所谓“拍花子”。当时闹得人声鼎沸，沈家本下令逮捕了贩卖儿童的人贩子，并判处斩立决，得到了老百姓的拥戴，也迅速平息了老百姓与教堂的冲突。

后来沈家本被调任保定知府，实际上是升官了。在保定再次处理一宗教案。几个士兵到保定的教堂参观，结果被牧师捆绑起来，因此引起纠纷。军队把教堂砸了，并殴打了牧师。沈家本很快处理这件事情，安抚教士，与之谈判。但是直隶总督荣禄专门派人来处理这件事情，派来的是一个刚中进士、从来没有行政经验的人，激怒了教士，引起法国领事的介入，最后签订了一个不平等条约，赔了四万两白银，而且还要把教堂给迁到城里。后来洋人又对教堂地基提出了无理要求，沈家本据理力争，查保定府志，明确了地界，法国牧师无奈作罢。

八国联军占领保定。虽然此时沈家本已经被任命为山西按察使，但由于当时直隶按察使缺任，由沈家本暂署，因此他滞留在保定被八国联军俘虏。被扣留后有人指责他当年在处理教案时对待洋人不公。沈家本举出确凿证据进行辩论。洋人提出的几条理由，一是教案时应该划给的土地没有划给，二是沈家本的儿子是义和团，三沈家本在处理教案是没有做到全面安抚。沈家本一一进行了辩驳。第一，儿子是义和团，自己并不知道，因为已经三十多年没见过了。（实际上确实是义和团，但是是被官府杀掉还是战死，则不详）因此不能证明他是义和团也不能证明他不是。第二，土地的问题，中方证据确凿。第三，至于安抚的问题，是完全按照协议进行的。根据协议，对在教会做工的工人进行安抚，教士不用安抚。最后在直隶的所有官员都被枪毙，唯独沈家本只作为陪绑，没有被枪毙。这是因为沈家本身上确实找不到改制罪的理由，而且沈家本本来也是已经调离的官员。整个被拘禁了三个月，这三个月对沈家本来说是非常痛苦的。地方大员在自己的土地上被外国人关在自己的监狱里，心情可想而知。因此他在这个时期写了40首诗来表达愤懑的情绪。一方面痛恨外国人，另一方面又对国家的无能感到失落。因此他在离开保定后经过子产祠时写道：“公孙遗爱圣门推，论学原须并论才。国小邻强交有道，此人端为救时来。”萌生了一种如何强化国家的法律，让国家强大起来的想法。

沈家本被释放以后就前往西安，被告知原衔待命。在西安，候补时，他凭吊了冤死的旧日同僚好友赵舒翘，他来到西安近郊的长安县大元村，赵舒翘家中吊唁。赵是刑部尚书，八国联军入京，指责他是抗击联军支持义和团的祸首，慈禧迫于八国联军的压力，先是革职，后赐死。其实摇摆不定的是慈禧本人，赵舒翘不过是个替罪糕羊，如此冤死实是令人心中不平。长诗《大元村哭天水尚书》描绘了与赵舒翘的深厚情谊，痛斥了权贵们的无耻。“始祸众亲贵，误国魄应褫。君乃罹此难，系铃铃谁解！”本来是众亲贵们惹的祸，然而赵舒翘却因之而死，这是天大的冤枉，但这场冤案又由谁来平反呢！这场悲剧让沈家本先生痛恨不已。“万恨何时平！千龄终已矣。拭泪强回辙，就车还嘘唏。言之愧不文，奋笔畴为诔。”这是悼念，更是抗争，更是谴责。一腔悲愤用一篇三百二十字的诗作了充分的倾诉。

为銮驾回京开路。后来慈禧要回銮北京，任命沈家本为光禄寺卿，一方面要求其把差事办好，另一方面又要让老百姓出钱伺候好皇帝，沈家本的内心十分痛苦与矛盾，在诗中也有所流露。快到北京时，沈家本被任命为刑部右侍郎。之所以任命其为刑部侍郎是因为朝赵舒翘被杀，廷任命薛允升为刑部尚书，但薛老迈，在赴任途中即染病逝世，而刑部是一个技术性、专业性很强的部门，无合适人选当家，于是任命沈家本为刑部右侍郎，实际上主持刑部工作。这是沈家本的最后十年，也是最辉煌的十年。

回到北京后，由于升任刑部右侍郎，俸禄有了较大的提升，因此就买了吴兴会馆作为住宅。地点在北京宣武门外金井胡同一号，现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由于房子不够用，就又盖了一栋两层六间的木楼，这个楼就是著名的枕碧楼。

此时，迫于国内外压力，清政府开始考虑实施立宪和修律。袁世凯、张之洞、刘坤一三位封疆大吏共同推举沈家本和伍廷芳做修律大臣，于是沈家本就走上了修律的道路。在修律过程中，沈家本奏请成立修订法律馆，招揽了一批外国留学的学生。沈家本在成立修订法律馆时向朝廷要了一笔钱，并奏明由自己支配用于修律事宜。

他为了解决那些从事翻译工作的年轻人的工资问题，在修订法律馆内规定，实行工资倒挂制度，年轻人工资高，而官员的工资低。因此，还遭到张之洞等人的弹劾，但被朝廷压下，因而翻译工作进展非常快，前后翻译了各国各类法律书籍63部。最后经过考察认为日本法比较符合中国国情，因此后来以日本法作为主要引进对象，比如派董康到日本去考察监狱，请日本专家起草各种法律。但修律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如“礼法之争”。“礼法之争”中沈家本不见得全部正确，但是对于引进外国法律，将礼教的东西排除出去，则无疑是正确的。有几个小故事：《民事诉讼律》奏请皇帝批准过程中发生了严重的争论。因为刑部、吏部的一些官员认为诉讼程序的设置会妨碍职权的行使，因此予以反对。而沈家本则极力主张要通过诉讼律，否则修律就等于有名无实。所以在上朝前沈家本就在膝盖上绑了厚厚的垫子，准备长跪不起，并告知家人做好准备，要是今天没有把事情办成，就不回来了，准备以死相拼。结果当天晚饭前就回来了，因为皇帝让朝臣自己讨论，先行退朝了。另一件事是杨度在颐和园面见慈禧太后时提出了很激进的言论，慈禧要杀掉他。沈家本急忙解释，说杨度的意思不是那样的，救了杨度一命。从修律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得见，沈家本确实是用自己一生的经验和智慧，用自己最后的精力去完成修律的。

沈家本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正是因为他整个的生活过程当中有丰富的积累，有感情思想的积累——爱国，行了万里路，读了万卷书。沈家本读书之多，是陈寅恪等大师也无法相比的。沈家本去贵州时，由于太平天国起义的缘故滞留在长沙三个月，书没带在身边，就通过借书的方式读了六十九种书，共有三千多卷，并在长沙写成《借书记》，对读过的每一本书都有或长或短的记录。从日记中可知，《二十四史》沈家本至少读过三遍。正是因为有丰富的积累，所以沈家本最后成功写出了《历代刑法考》。根据粗略统计，沈家本写《历代刑法考》所用过的书有七十多种。我们搞文史，一定要注意原始文献。我们现在整理《沈家本全集》，将近一千万字。从其著作，我们可以说沈家本是一位法学家，一位历史学家；又是一位实用训诂学家、一位经学家（把十三经都进行了阅读和考据）。沈家本还是一位诗人，一生写了一千多首诗。同时沈家本还是一位考据学家。我们在政法大学成立了沈家本研究中心是要研究他的所有的东西，其实沈家本就是一位国学大家。

最后，我用一句话来结尾：我们要学习沈家本真诚的爱国心。一个人连国都不爱，也不会爱家；一个人不爱家也不会爱国。今天国家兴旺发达，不断进步，虽然还有不少问题，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努力，向沈家本学习，多做贡献。谢谢大家。

马小红教授：感谢沈教授语重心长的话，相信在座各位一定会心有感触。我给本科生讲课，现在正好讲到清末修律这部分。在沈家本的主持下，修订了中国的诸多“第一部”刑法、诉讼法、报律等。还聘请大量外国专家和留学生。当时我就想，一个人怎么能在短短的时间里干这么多事情？今天听了沈教授的讲座，我深深地理解沈家本当时的干劲是从哪来的。正是出于使国家富强，与外国争夺法律的话语权的目的，也正是在赴贵州和外放的生活经历亲眼目睹了国家衰败和外国的侵略，成为他作出这么大的历史功业的精神动力。

另外，对沈家本的读书，我也是很有感触的。古人干的事情很多，但是读的书也很多。而我们现在，好像大家都很忙，就是不爱读书。那时候国家动乱，偌大的中国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但是现在有这么多课桌摆着，就是没有平静的人在这读书。所以，我想，通过对沈家本生平和他的志向的介绍可知，对国家、对事业、对历史赋予他的使命，他都是认认真真完成的。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深的教育。

此外，我觉得现在知道沈家本的人确实是越来越多了。八七年我在政法大学讲思想史的时候，讲会通中西的法律思想家沈家本的时候大家都很陌生，现在与本科生说到媒介中西法系的冰人，大家就知道是沈家本，所以正如沈教授所讲的我们的国家确实是在进步。我们这些名牌大学法学院的学生要树立志向，踏踏实实做学问。“有志者志常立，无志者常立志”，希望在座的同学们要树立志向，为中国法学的发展进步贡献力量，不负自己所受的高等教育；同时对自己的修养和人身道路也要有所考虑。

问题一：沈家本先生主要研究的是中国法律，同时他还是一位国学、经学大师，那么其在引进西方法律时有无思想波动？

沈厚铎教授：其实沈家本读的书很杂，刚才提到他在长沙读的书，就有两千多卷，里面有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顾炎武的《日知录》、还有《本草纲目》、《妇科大全》、《西厢记》等等。可以说他读的书非常全，因此他的思想并不是非常僵化的，这是第一点。第二，沈家本的姨父沈桂芬等人是搞洋务的，对他的影响很大；同时他做过两任知府，和洋人有过接触。在保定与洋人交涉时，发现洋人很讲证据。在给教堂腾房子时，我们的人走的时候把玻璃房子给砸坏了，树全部砍光；而人家从教堂撤出的时候把教堂全部打扫干净，使沈家本意识到我们在这方面的文明程度不如外国人。在他读翻译过来的外国法律的时候也感到外国法律要比中国法律好，所以他很容易就接受了。他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很喜欢接受新的东西。

马小红教授：沈家本对西方思想的接受，其实与其学的是国学有关。精通国学的人其实并不排外。我们可以看到学洋文的人很排中，但是学国学的反而不排外，并不会因为学国学而思想僵化。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确实博大精深，融合本来就是中国学说的一个特点。就法学界来说，为什么要说法律史是冷门呢？法律史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很热的时候我们不会说部门法是冷门。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都是平等的，中国的学说从来都不排斥外来的学说。

问题二：沈家本主持翻译了很多外国法律，最后选择向日本学习的道路，是不是因为我们两个民族意识和文化的相似？选择日本法律是一种偶然还是一种必然？为什么我们对英美法的东西借鉴得很少，是因为文化和思维方面的差异吗？

沈厚铎教授：从沈家本的著作中可以看出，沈家本认为中日的社会形态比较一致。明治维新以前，日本基本上是学的中国法，对明律、唐律吸收得非常好；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主要学习大陆法系，而且非常顺利。沈家本认为中日语言相近、社会形态相近，人家能够这样很好地搬过来，那么我们也应该很好地搬过来。他的基本观点就是这样，其实还是一个文化传统的问题。

问题三：清朝灭亡以后，沈家本他在做什么工作？

沈厚铎教授：清朝灭亡时，沈家本是参与清帝逊位典礼的八大臣之一。后来民国政府两次想请他担任司法部部长。其中一次是章太炎提议让他担任司法部长。但是当时沈家本身体不好，可能是得了老年冠心病；同时内心深处也不想当，因为民国政府非常不稳定，因此就拒绝了。他在诗歌里写到“可怜破碎旧山河”，对山河破碎，军阀争权夺利十分痛心。

问题四：沈家本对后人有什么影响？

沈厚铎教授：在阅读了他的著作并了解其事迹后对我有很大的影响。从对家族的影响来看，其长子参加义和团死了，但是他的孙子后来都参加了革命；二儿子的后代也参加了革命；沈家本最器重的是三儿子，被送到英国学金融。袁世凯向列强借款，就是由他经手的。三儿子的后代后来去美国留学，学的也是金融，学成后在人民银行供职。我的祖父排行老四，继承了沈家本的事业，在大理寺做过推事。后来不幸染上肺结核，为了治疗染上了烟瘾，不到五十岁就去世了。我父亲学的是训诂学，是章太炎的关门弟子。抗战时在重庆担任中苏友协的秘书长。后来北师大的陆宗达介绍我父亲去北方，但由于战乱而延误。到达北京后，陆宗达又介绍我父亲去北京大学讲课。但北大迟迟不发聘书，我父亲便在贫病交加中去世。去世后第七天，北京大学的聘书才收到。我家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

对后人的影响，恐怕还是做人方面的影响。

马小红教授：今天的讲座到此结束，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向沈教授表示感谢！

（录音整理：蒋家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