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鲁湘：从1908年，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昭示）》，伴随着持续的革命与变革，如今中国宪政已经走过了100年。回眸百年宪政之路，基本上是一条挫折，挫折，再挫折之路，以至于有人哀叹，在中国宪政之道非常道。分析原因，这个西方世界的舶来品，中国是否有适合它生长的土壤，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文化里，能否开出现代的宪政之花，中国知识分子在探索立宪道路过程中的种种探索和努力，带给我们怎样的启示。有关这些问题，我们今天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人博先生。
王人博，中国法学界强有力之人物，山东莱西人，1979年考入西南政法学院，现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先生教书之余，不断著书立说，与程燎原合著的《法治论》，内容颇有深度和创新，是上个世纪80年代在国内外法学界极有影响的一本学术专著，个人著作《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和《宪政的中国之道》，也广受学界好评。

中国和江湖之间有密切的联系

王鲁湘：王先生，刚才送了我一本小册子，他自称是小册子，我翻了一下，这里头都基本上是王先生教书和思考的那一些巨著之余，写的一些短札之类的，札记之类的东西，但是我看其中多数也还是和宪法和法政有关系，其中有些题目非常有意思，像《叙拉古的诱惑》、《苏格拉底的洞穴》，这些东西非常有意思。我特别注意到，王先生的文采非常地丰富，他的自序里头有这么一段话，我念一下，非常地好，中国是一个奇妙的地方，壮士登高誉之为神州，英雄落难视之为江湖，思中国，也就是想江湖，谁说教师的三尺讲台，法学家的小圈子就不是江湖呢？江湖上行走，身不由己也是自然的。就是常在江湖漂，哪能不挨刀，是吧？

王鲁湘：那么您怎么觉得中国和江湖之间有这么密切的联系呢？

王人博：我认为中国按照吴思的一个解释，就说咱们中国这样一个国家，自古以来潜规则挺起作用的，就说行有行规，江湖有江湖的规则，咱们中国这个潜规则，恰好跟江湖那种讲的规则有点相类似。江湖，本来按照我们的正规的一个解释的话，自古以来有两个社会，一个官府社会，一个江湖社会。
那么这就是金庸先生最擅长的那样一个。实际这两个社会是相通的，就说一个江湖社会可能从一个官府社会也吸取了很多的规则，咱们官府社会向江湖也借取了很多的规则，这两个完全是相互的，总的来讲，中国的这个国家，这样一个性格，我认为确实是这样，江湖性比较强。

王鲁湘：另外我们知道这个社会，一般说我们有一个白社会，有一个黑社会，还有一个可能介于黑白之间的一个灰社会，这个恐怕在人类社会每一个国家都差不多，包括像美国这样的法治社会，我们看它电影里头也有很多的江湖社会存在。

王人博：对，而且我认为就说，美国那种黑社会，它更像黑社会，从意大利移民过来的那些人，我们看过很多这方面美国黑社会的影片，像最著名的就是《教父》。
我认为他那样一个人物的刻画，包括它那种叙事方式，可能更符合西方人的一种审美，或者西方人的这样一个黑社会的组织结构，跟咱们中国的可能不太一样，更多的是义气，是吧？两肋插刀的那样一种英雄气概，或者叫江湖义气。还是不太一样。

王鲁湘：世界上任何一件事物出现或者发生100年，肯定都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但是我想这个包括我们现在正坐在电视机前看电视的朋友们，可能你们真的不会注意到，今年2008年是中国宪政改革100周年。你们可能会记住很多的100周年，但是这个100周年，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没有记住它，也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一个日子，或者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一个值得纪念的年度，或者是对中国的历史是多么有意义的一个历史事件，在100年以前曾经发生了。那么作为研究中国宪政文化的一个主力学者，当然王人博先生是不会忘记的，所谓在中国宪政之路走了100年的今年，您有什么感慨？

王人博：感慨颇多，我说要来表达的话，几个字就够了，就是长叹一声。
实际上我在这个小册子后面写了几句话，我说中国的宪政主义者跟美国的宪政主义者是不一样的，美国的宪政主义者，他是美国一个成功的产物，而中国的宪政主义者，那是指近代以来，中国遭受一系列挫折的一个结果，我们只能说这100年，中国还在路上，在宪政的路上，所以说宪政这个概念，表达我们中国人的生活，表达我们中国的社会和国家的话，应该是在路上的这样一个概念，一个进行时，我们中国人确实因为想得太多，对宪政，想得太重，所以说这种挫折感就很大，因为它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反差，你越想它，它离你越远，这是可能咱们中国人知识分子，特别是从事政法学术研究的知识分子的一种痛苦之源。

严复、胡适对宪政的思考留给今人怎样的启示？

王人博：今天我讲的题目是中国宪政百年的思考。那么这样的一种思考在这么短短的一个小时之内，要把100年的中国人所思所想所行，要把它完全表达清楚，我认为这挺困难的。所以我想我们谈这样一个百年的历程，我想可能我们最好的方式还是选取几个点。这种思考可能大体上可以分为两条线索，一条是从制度，规范，那么另一条线是一条思想史的线，我们可以从一百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的思考者，他们怎么来思考宪政的，他们思想的范式是什么。他们那样一种思考对我们各位，以及对喜欢宪政，热爱宪政的人，一种思考，有没有帮助？我想这个可能也是一条线索。
那么我今天讲的，可能就按照第二条线索来讲。之所以选择一个思想史的这条线，这跟我的认知有关系，我认为思想总是比制度更重要，先有思想，后有制度，一个东西你没想到，你不可能做成，以思想为先导，所以说我认为思想比制度重要。那么从一个思想史来看待100年的话，我认为我们可以选取几个人物，几个有符号意义的，有代表性的人物来讲，可能更合适。当然在100年当中，对中国的宪政问题有深刻的思考的学者、学人，那是非常多的。从鸦片战争以后，一直到今天，这100多年来，咱们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的政治家，思考宪政的人，确实不知其数的，但是我认为在这么众多的思考者里面，我选出了两个人，一个是严复，一个是胡适。我想以这两个思考者为样本，来看看我们中国人是如何思考宪政问题的。
我为什么选择这两个人呢？我认为选严复，严复他代表了一个时代，他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思考的范式，他还是影响着我们中国今天的对宪政的思考，特别是政治家的行列，我认为我们政治家更多地还生活在严复的时代。那么选取胡适先生，他自身就把自己定义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当然他对宪政问题思考得更深更切。换句话说，胡适本身对中国的宪政思考里面他就是一个符号，他那种乐观主义的精神，那种至死不悔的精神，对宪政的一种信仰般的热爱，那么这些对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当下的知识分子，我认为更多的是一种鼓励，对他也是一种缅怀。换句话说，我认为胡适，选这个点，他可能能代表我们今天研习宪法学、宪政学，研习法学的人的一个主流的话语吧。他的符号的意义非常的大。总的来讲，我认为选取这两位，可以代表我们100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国的思考者的这样一种思考的类型。

中国宪政试验折射出近代知识分子怎样的心路历程？

先讲严复。严复这个人大家都知道，他对中国宪政的一个思考，可以用一个断语式的语言来表达，就是富强为体，宪政为用，他的一生就在探求、寻求西方富强的奥秘。所以说严复从国家富强的这样一个目标的追求里面，导引出了他的宪政的思考。所以下面我给大家讲严复他这个逻辑，他怎么从富强能够导引出一个宪政的思想出来，一个宪政的思考。
大家都知道严复有本书，这本书对中国人影响很大的一本书，叫《天演论》。我总认为《天演论》是表达严复的进化主义的一个最好的标本，那么这本书对中国人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当然除了这本书之外，严复还写了很多重要的文章，我认为严复的价值，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中国式的现代国家观，他从进化主义这样一个路径，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现代中国的国家观。我认为它有两点，是值得今天我们去关注的。大家都知道《天演论》有两句断语式的话，这是咱们中国人印象最深的，也对我们中国人影响最大的两句话，一句话叫物竞天择，那么另一句话叫，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实际上我认为《天演论》它的最大的价值就体现这两句话。
那么怎么导引出一个宪政思想出来呢？严复的《天演论》，从这两句话的叙述，使它包含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说你怎么能够去解释天演，解释进化的这样一个根据，后来他用了一个概念，叫运会，运气的运，开会的会，用运会这样一个概念来解释，运会这个词就相当于进化，进化是一个过程，运会这个概念就包含了所有进化过程的要素，严复自始至终都认为，运会是代表了人类历史的一个从上到下的一个过程。换句话说，进化它是分阶段的，所以说要符合进化这样一个概念，它必须加入个时间概念进来，换句话说，它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内来进行，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内来进行，所以我们把从低级到高级，从上到下，就是进化的过程，而严复总是去理解，他把从低级到高级这样一个进化的过程，加入了一个价值的判断，他认为高级，从低级到高级，高级肯定优于低级，当然这个表达，说实话肯定不符合生物学的进化论的这样一个规则，因为生物进化说，生物从低级，从单细胞到多细胞，它就表达了一个进化的事实，它并不带有价值的判断，或哪个更好，而严复，他把它进化的这样一个生物学的进化的原理，放到人类社会来看的话，他确实加入了一个价值判断，就是他更看重进化的后面这个阶段，进化的后面这个阶段，肯定是优于前面那个阶段。这是一个过程，一个时间概念。
你比如说，他把国家看成了一个进化的结果，国家的进化就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处于最初进化阶段的叫图腾社会，这是严复的一个判断，当然是从甄克思过来的，大家都知道他翻译过甄克思的书，那么第二个阶段，进化第二个阶段，就是宗法社会，就像中国，他认为中国从秦以后，它就是个宗法社会，而代表着进化最高阶段的西方，就进入一个军国社会，军就是军队的军，国就是国家的国，军国社会，这是进化的最高阶段，所以严复他的进化论，表达了一种价值判断。
那么中国既然出来一个宗法的进化阶段，那中国怎么成为一个跟西方实力上道德上能够平坐的、受到西方尊重的一个国家呢？他认为在这一个进化的阶段里面，只要我们具备了一定的条件，在运会面前，我们能充分地发挥我们中国人的那种创造力，或者说配置一定的制度，配置一定的制度，我们可以赶上去的，换句话说，进化论本来就包含着后来者居上的这样一个意思，他必须要解释清楚，你现在虽然落后，但是经过自己的努力，肯定会赶上西方，这是严复的一个强烈的信念。
那么后来者怎么居上呢？换句话说，严复从他的《天演论》，从他的《原强》这篇重要的文章，他怎么发现了西方的富强的奥秘的？刚才我表达了，严复的一生都在寻求西方的这样一个奥秘，富强的奥秘，为什么西方比我们强，它强的根源在哪，这是严复一生都在探求的一个问题。结果他从英国发现了这个奥秘，他认为大英帝国之所以很强大，那是因为英国人有自由，他认为自由是最符合人的本性的，严复说，人都是自私的，自私带来了自由，因为人很自私，所以说，人都喜欢自己经营自己，叫自营，就是经营的营，自营，所以从自营到自治，既然要自己经营自己，那毫无疑问，人最终还是追求自治的，不喜欢他治，喜欢自治，所以英国之所以强大，是因为每个个人都有充分的自由。
按照严复的理解，自由为什么能造就英国的强大，他认为自由有利于力的释放，力量的力，力的释放，用我们经验的话来讲是什么呢，严复认为，自由有利于充分调动我们人的积极性和我们的创造性，一个受压制的人，他不可能有很高的创造性和积极性。这是严复的一个，从英国的发现，英国有自由，自由有利于我们人的创造性的发挥，积极性的调动。当然严复后来又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了，光有自由，这个每个人的自由，未必会成为一种合力，能导致国家富强的合力，也可能是一个分散力，不是一个合力，后来那个什么，严复又在英国的历史、英国的思想家的书里面，又发现了一个奥秘，民主。
严复这样说的，说民主有利于公心，这个话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西方，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它之所以富强，就是因为它有很好的一个协调能力，集体的协调能力，那么怎么产生这样一种集体协调能力的呢？严复认为，是民主的结果，说民主有利于公心嘛，换句话说，民主这种制度，可以把从自由导引出来每一个人的那种力量整合为一个向国家富强迈向的这样一种合力。所以说严复后来，他表达了一句断语式的对西方奥秘的发现，他这样说的，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这句话，我认为他并不是在西方文化的一个价值判断，只是对西方奥秘，之所以西方比中国强大的一个奥秘的表达。
严复通过一个国家富强目标的追求，他发现了自由和民主的一个价值，对富强的价值，正是从这样一个链条上，一个逻辑链条上，后来严复又引出了，包括开议院，我们今天叫议会，当时叫议院，开议院，立宪法，那么一系列的，我们用今天用宪政这个概念来表达的一系列思想，那么我们把这种思想，称之为宪政思想，也就是说严复的宪政思想，有个特征，宪政这个概念，包括民主、自由、宪法、议会，那么这些东西在严复的这样一个逻辑链条里面，它是个下位概念，而富强是一个上位概念，也就是说严复发现，宪政是中国达至富强的唯一的一条道路，富强与宪政，它是道和器的关系，所以说富强永远在严复的思想里面处于一个上位概念，所以说严复的这样一个路径，这样一种宪政思想，影响了我们中国很多人，影响了好几代人，我认为我们今天的中国的政治家们，还是分享着严复的这样一种叙述，这样一种表达，大家不信去看看咱们中共中央的文件，看看我们的领导人的讲话，他都是把富强摆在这样一个最高的位置上面，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这是我们叙述的一个主流，一个官方的政治家的一个主流话题，我们为什么办奥运会，我们为什么年年都是掰着指头算账，我们的GDP又增长了多少，那不就是，还是追求这样一个民族的振兴和国家的富强这样一个概念。
为什么我们的政治家们对宪政这个概念，使用起来非常的谨慎？那是因为中国的政治家，到现在也不敢确定说，宪政真正能够导致中国的富强，对这个问题，他是犹豫不定的，也许宪政是通向富强的一条路，是吗？还是不是？我认为在这个方面，中国的政治家还是有些不敢确定，所以他表达这个概念非常的谨慎，但是富强，这是中国人的一种情怀，特别是中国政治家的一种情怀。大家如果不信，你翻一翻咱们的现行《宪法》，咱们的现行《宪法》，1982年的现行《宪法》，把中国的国家目标第一位的价值就是富强，大家看看我们的1982《宪法》，现行《宪法》，有过这样一个表述，我们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把中国的国家目标设定，第一位的价值就是富强，第二位才是民主，这恰恰暗合了严复的这样一个表述，富强为体，宪政为用的这样一种思想方式。所以说我说我们经常感受到，我们还是生活在严复的时代，严复对我们的影响太大了，严复给我们提供的这种现代性的国家观，现代性的社会观，今天还有强大的一个生命力，特别在官方，在政治家的这样一个思想的框架里面。
所以严复代表了一种思考方式，这种思考的方式，我认为，还是到现在，还是影响着我们的政坛，这就是严复。

胡适思想对今天的贡献

那么继严复之后，开辟了另一种思考，宪政思考方式的，最具有代表性的，我认为应该是胡适。当然胡适跟严复两人之间，确实在知识上有个传承关系，但是胡适毕竟是胡适，我认为他代表了后50年，中国知识界一个主流的思考方向。我先说结论，再做论证，我认为胡适最大的贡献，在中国宪政思考的最大的贡献，就在于他不单把宪政看成一种追求国家富强的一种有用的途径，有用的工具，更重要的在于，胡适不但把这个看成一个工具，一条道路，更重要的，他把宪政这个东西，看成一个现代国家必须具备的德行，宪政在胡适里面，是个德行概念，不是个工具概念，严复给我们讲了，不宪政就不富强，不宪政无富强，而胡适说，不宪政无文明，这个文明就是符合现代文明的这样一个概念。我认为胡适他的思想，对我们今天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大家都知道，五四新文化，20多岁的胡适就成了这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领军人物。当然今天的学术界对胡适是不是名副其实的领头人，大家还有争论，换句话说，他配不配这样一个称号，这些不说，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确实跟胡适是连在一起的。当然关于这场运动，我们对它的判断也不一样。怎么来定性这样一场运动？各个人有各个人不同的表达。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首先是把这场运动看成是，叫做启蒙运动。而胡适，他更喜欢把这场运动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而李长之先生认为，这两个概念都不对，启蒙运动和中国的文艺复兴，这俩概念都不行，都不好，都不确切，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个比赋性概念，它比赋了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李长之认为，最好的方式，把这场运动表达为中国文化的外借运动，借东西的借，外借运动，实际上不是中国的文艺复兴，你是向西方学，学西方的文化。但是我更喜欢陈独秀先生对这场运动的表达，陈独秀把这场运动称作为道德革命，或叫伦理革命，道德革命和伦理革命，他看重中华民族这样一个道德层面，来表达这场运动的意义和诉求，用陈独秀先生的话来表达的话，那么胡适在这场运动里面，首先从道德层面和伦理层面，为他以后的这种对宪政的思考和观察打下了一个基础。
我认为胡适的第二个贡献，对宪政思考的第二个贡献，或他的特点，是什么呢？他是宪政思想中国复述的杰出表达，最杰出的表达。我举几个例子，大家都知道。比如说在最困难的时期，在中国最困难的时期，比如说抗战时期，他就在，都在呼吁说，宪政民主比中国的帝王政治更容易实行，所以他有时候把民主政治称之为幼儿园政治，就说只要你是一个健全的人，你都可以来实施这样一种制度，因为人是有理性的，后来他有一句断语式的表达，对我们今天，是非常有启发意义的，宪政是宪政训练的最好方式，他举个例子，你要教别人游泳，你必须先下水，你不下水，你怎么能会游泳呢，你不搞宪政，你怎么知道我们不能搞宪政呢，所以说宪政是宪政训练的最好的方式。
第二点，我认为胡适的对中国宪政的思考，一个很大的贡献，是他不单在思考，而且还身体力行，这个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在我们法学界和宪法学界，流传最广的，就是胡适先生通过各种方式进言给蒋先生，不要再连任三届总统了，《中华民国的宪法》第47条规定，总统的连任，只能连任两届，一届六年，到了（1958）年的3月份，蒋介石的第二个任期任满，但是胡先生发现蒋介石还想继续干总统，所以他通过各种方式，包括跟那个张群，包括到蒋介石家里吃饭，蒋先生请他吃饭，他都跟他谈，蒋先生不要再连任了，给中国这个国家留点颜面，请蒋先生能够遵守《宪法》，既不要连任，也不要修改《宪法》，因为蒋介石要连任，他必须修改那一条，而且国民党人要动这个念头，要重新修宪，蒋介石可以连任三届四届。而且胡适也知道蒋介石的心思，所以就劝他。后来蒋介石跟胡适说，我本人说了不算，还是听听党内的意见吧，当然党内的意见最后就说，哎呀，蒋先生，你不能走啊，你走了我们怎么办呢，你还是连任吧，当然后来，胡适没有挡住蒋介石的连任，但他身体力行，他毕竟知道什么在宪政的框架之下，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一个宪政的国家领袖应不应该修宪，遵宪守宪，我认为这是胡适先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也是给我们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树立一个很好的榜样，你不光要写，要说，还应该做，做比说比写可能更重要。
那么第三点，我认为胡适很重要的贡献，他作为一个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作为一个中国的读书人，一个知识分子，他为什么对宪政有那样一个信仰，我认为这就来自于他的一个乐观主义的这样一种态度和乐观主义的生命信条。胡适一生都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就刚才我说了，即便在中国最艰难最困苦的岁月里，他也没放弃宪政的这样一种理想。抗日战争时期，大家都知道，他的同行，包括蒋廷黻这些人，都认为中国不符合搞民主，现在应该是非常时期嘛，在打仗，应该搞独裁，而胡先生还在呼吁，中国最好的政治就是民主和宪政。所以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挫折，胡先生都是非常乐观。
我说他乐观的根源，有两点，一个，他个人的气质，他是最具美国气质的一个中国人，这个是次要的，我认为更重要的，胡先生他终生都没变的一点，他认为西方的伦理道德，西方的文化，跟我们中国的文化，我们中国文化传统里面，最好、最精华的部分，是可以共通的，换句话说，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可以接纳西洋文明的，这是他一生都没改变的，中国的文化与西洋文明的一个结合的这样一种努力，这样一种信念。我认为这是他乐观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来源。
胡先生给我们宪政一种思考，给我们提供的一个价值，就是今天中国的一个价值，我们作为一个现代文明的大国，你必须具备这样一个德行，当然严复给我们提供的就是，不宪政你就不富强，无富强，而胡先生告诉我们，即便宪政跟富强关系不大，我们也应该追求宪政，因为那是个现代国家，衡量一个现代文明国家的一个尺度，一个道德的尺度。我们这样一种思考，恰恰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路线，或者说代表了两个阶段，严复的那种思考可能更是由我们中国的政治家们来表达的，而胡先生这样一种表达，可能恰好又是中国今天中国主流的知识分子的一个表达，我认为这100年的思考，在这俩人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我之所以选择这两个人，也就是因为我看了他两个符号价值。那么更重要的一点，可能跟我对这两个人的阅读也有关系。我对严复先生的那一份睿智和敏感非常地喜欢。鲁迅先生说严复是中国最敏感的人。那么对胡先生这样一种理性、宽容、乐观的这样一种气质，我认为这恰恰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具备的。100年，在中国的历史长河里面非常短，我认为在100年的中国的宪政的思考，有值得我们去很好地总结的地方。我今天的这样一个讲演，也就是一个抛砖引玉的这样一个作用。

（本文为王人博教授于2008年10月17日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的讲座整理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