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大元教授访谈:希望根本大法“活”起来
发布日期:2010-04-16 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佚名

法治周末见习记者 黄希韦 法治周末记者 李亮

  42,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法学楼。韩大元匆匆赶回办公室,同记者握手问好。刚开会探讨再次引入外国专家的事情,学生的国际化培养需要我做工作啊。他略带歉意。

  韩大元,著名学府———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

  1987年,当崔健愤青般唱响《一无所有》并轰动大学校园时,韩大元正在人民大学一间教室里,醉心于学术研究。当时,他刚做完一个社会调查,在陕西省灵丘县,他看到一户6口之家生活甚是窘迫:仅有的一身像样衣服谁出门谁穿。

  此后,《选举权的宪法保障问题》一文出炉。文中,韩大元深刻指出经济落后地区的人们难以真正行使选举权”———“衣服都没得穿,怎么去投票?当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无法解决时,很难期待民众有自觉的政治参与意识。没有愤青成分,但他俨然在痛斥贫苦地区的一些选区所谓的高参选率只是某些乡工作人员代选代签的结果,呐喊法律不能以孤立的形式存在,一个国家只有大力发展经济,才能让民众有热情,关注时代,投身选举

  那一年,他27岁。刚留校任教。

  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青春之歌渐已远去,昔日呐喊的青年已成长为法学家。他不仅是具有深厚底蕴的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还兼任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会长等职务。

  他著书立说成果颇丰,理论探索勇气丝毫未减。《亚洲立宪主义研究》、《1954年宪法与新中国宪政》、《宪法学基础理论》、《感悟宪法精神》、《宪法学专题研究》等著作,享誉学界。

  宪法学研究生涯的由来

  上世纪70年代初的韩大元是东北一个小县城里倍感困惑的少年。那种困惑不只来自地区囿限和困顿生活的闭塞,也来自对当时社会现象的不解、茫然与苦闷。

  当时生活条件很不好,3分钱一根的冰棍是上等零食,姐姐们都不舍得吃。韩大元回忆说。

  在一个有着5个孩子的家庭里,生活带来的局促可想而知。

  多年后,他对父母的记忆更是烙在了心底最深处:父亲是一位在国家机关工作的领导干部,文革期间被划为走资派。去狱中看望父亲时,母亲掂了掂父亲胸前挂的牌子,那难以承受的重量让她瞬时泪流满面。

  少年的韩大元不明白,父亲一直都很老实本分,红卫兵究竟为什么、凭什么剥夺他的自由、尊严。在那个无法无天的年代,他敏感早熟的心灵渴盼公平、正义、尊严、规则。

  稀薄贫瘠的文化空间无法限制他自由的心灵,朦胧的自我启迪使他最终找到了自己的旗帜。在社会解冻、高考恢复期,这个压抑许久的年轻人考入了吉林大学法律系。

  刚刚戴上大学校徽的学子是振奋的。韩大元如同鸟归山林、溪入大海,用法律规则引领公平、正义、尊严的理想牵引着他的热情。他求知若渴,法学研究之路由此起步,价值观念、人生兴趣也获益于此。

  没过两年,法律的舞台上开始呈现这位赤子洒脱的身姿。

  19809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决定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1982124现行宪法正式颁布。沉寂二十年后,修宪、宪法问题再次成为民众关注焦点。吉林大学法学院宣传栏几乎贴满了宣传宪法的文本和图片,法治恢复的气息迎面扑来。时读大二的韩大元受到很大影响。他和本班几位同学组织了一次公民宪法意识调查、收回800多份。他把《违宪的概念》作为学年论文的选题,根据问卷调查的材料完成了论违宪概念的学年论文。我想,既然有违法一词,也必然有违宪一说。

  那一年,他22岁,始为学界瞩目。

  他的宪法学研究生涯始于此。多年后,他对民众宪法意识、宪法实践内涵的论著无不体现着其厚积薄发。

  走上探寻中国式宪政之路

  1998年,38岁的韩大元被评为宪法学教授,1999年评为博士生导师。

  早年借助法律实现公平、正义的理想犹在心中,但以宪法学研究为工作的他思考问题已更加沉稳而细致。

  留学日本京都大学、访问美国哈佛大学的经历为他研究宪法学提供了宝贵的知识积淀。

  在他主持下,人权、基本权利理论以及文化相对主义与非西方宪政等课题研究相继开启。

  他提出,宪法学本质上是人学,它的最高价值和核心命题就是人的尊严。

  他认为,宪法制度多样性的背后存在着宪法文化的多样性,需要站在文化相对主义立场看各国宪政制度。

  他坚信,只有中国化的宪法学才能解决中国自身面临的问题,我们需要将外来宪法学的合理因素与中国社会的实际相结合,提倡宪法学在中国社会中的具体范式与具体运用,确立中国宪法学的主体性

  思想凝聚之时,学术成果频出。办公桌前,一摞矗立的书籍,彰显着这位学者的思与行。

  之所以在学术研究中如此纵深追溯,他有自己的初衷。宪法既然是根本大法,我希望这个根本大法起来,而不是被束之高阁。

  作为宪法学家,他的论述,由概念定义到逻辑阐释都是层次分明、体系独道的。没有宪政,就没有法治根基,他的观点是法律人的共识。可是与一般的泛泛强调不同,他为宪政注入了另一种理念———宪法文化。所谓宪法文化并不是固守本土或盲从媚外,而是强调对宪政的考量不能无视其背后的个性文化。

  在宪法监督问题上,全国人大既是立法机关又是监督机关的体制确实存在一些体制上或运行中的弊端。但现行宪法已历经多次修改,目前正处于不断完善过程之中,我们首先要尊重宪法典,树立其权威。宪法典没有修改或解释以前,若要寻求变革,也都应在现行宪法框架内推动。韩大元强调。

  在寻求中国式宪政的道路上,韩大元对宪法普适性理念与特殊国情的对接用力颇深,别有深意,维护宪法权威,是依法治国的基础。他提出,推动宪政发展的基本形式是,在全国人大体制内设立宪法监督委员会,以专门监督宪法的实施。

  针对部分法律人意欲抛弃中国宪法学传统、盲目尊崇西方宪法理论的现象,他冷静而善意地提醒要认真对待中国宪法文本,客观地评价中国宪法学的学术脉络与宪政体制,一反他们的妄自菲薄。

  胸怀天下追求公平正义

  一年前,韩大元主政人民大学法学院,肩挑该学院发展重任。

  其实,他此前早已任人大法学院副院长、常务副院长多年。

  22年来,他还一直是课堂上的法律教育者。传道授业,桃李满天下。

  一个已经读博的学子回忆起韩大元的宪法课,念念不忘:很喜欢他的模拟教学方式。在他的课堂上,有总统,也有平民。很深奥的宪法原理也能变得浅显易懂。

  本科生们对他爱戴有加。这位老师虽异常繁忙,但从未在本科生课堂上缺席,还耐心回复他们的邮件,给与他们生活上的关心。如他所言,其实本科一年级学生才最需要有教学经验的老师,他们是一张可以书写坚定法律信仰和价值观的白纸。他们也在点燃我的热情,让我更加执着。

  渐渐地,他不仅着力法学教育,又再领行政新命。这些转换非常顺畅,站在育人第一线的他并不觉得有什么突变。

  实现宪法中人的尊严一直是他的情结。在对学生的公开演讲中,他一方面强调法学教育首先是人格教育,法律人要有悲天悯人、护人尊严的情怀。另一方面决心要把自己所在法学院建成受人尊重的法学院。

  肩挑一院发展之重任,管理工作艰巨,比单纯做教师更需精力、责任更大。采访中,他手机频繁响起,说的就是接待外国专家的问题。

  他说:我一直在推动学生的国际化。希望通过邀请外国专家授课、送学生到欧洲人权法院和世界知识产权等世界性机构实习、开办海外杰出学者计划等项目和方式,来开阔学生的国际视野,让他们既懂中国法,也懂外国法,让他们走向国际性机构、跨国企业、律师事务所,和不同文化、不同国籍的学者、律师们一起工作,做一个既维护国家利益,又能促进世界和平事业的高端国际法律人才。

  在他的领导下,人民大学法学院有一个办学思想,就是国际化理念。

  谈到教管冲突,他娓娓道来,力荐行政与学术、教管分离体制。从我这任起,院长不再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学生培养、学术发展之事项均由教授组成的学术委员会决定,我作为院长,也尊重其决定。

  科学的行政管理体制均衡有度、扎实可行,显现出他在法学教育、学院管理方面的视野。这样,我既服从教学安排,又可游刃有余管理学院,教管两不误。

  胸怀天下,追求公平正义。从青年学生到名师院长,韩大元的人生之路应该说是很顺的。在期盼宪法阳光普照大地的理想之路上,当年的东北少年坚定如初。

来源: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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