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国著名国际法专家梁西教授的８０寿诞。怀着崇敬的心情，我特地到珞珈山上拜访。梁先生是中国国际组织法学的开拓者，但与这位心怀天下、研究新学的老先生接触，却让我感受到了一股浓浓的传统文人气息——笃行乐道、谦逊自省。

牛的故事

梁先生出生于湖南安化县一个古老的农村。５岁开始入乡间私塾读书，但３年后由于家境清寒，便和旧社会许许多多的农村小孩一样成了放牛娃。田埂上打个赤脚放牛吃草，小河里光着身子捉鱼，倒也悠悠然，在梁先生的记忆中，童年的故乡是一幅“小桥流水”、“鱼翔浅底”的三湘山水画。所以梁先生一直热爱大自然，清静幽美才是心灵停泊之所。

９岁时发生的一件事情却打断了他的放牛娃生活。一天中午，邻村的牛贩子来到梁西家，气势汹汹地把他心爱的黄牛牵走了！原来，因为他父亲不识字，将一张卖牛字据误以为借款抵押字据，并在上面按了指印，所以牛就这样被骗走了。梁西深受伤害，暗下决心：不管家里多么困难，也要去上学！没隔多久，父亲咬紧牙关把他送进了离村不太远的一所新式学校。

他的中学时代是在抗日烽火中度过的。在学习条件极差、生活异常艰苦、敌机日夜威胁的环境下，父母通过辛辛苦苦地耕种和高利借款，勉强供他读完了６年中学。国难与家贫，铸造了他发愤图强、坚韧不拔的品格，也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他投身到救亡运动的伟大洪流中，发表《樊城风雨》、《蛙声》、《文明与野蛮》、《两地蔷薇》等多篇作品，宣传抗日。

１９４６年，梁西以一篇热血满腔的作文《多难兴邦》和各科优异成绩考入抗战胜利后从四川乐山迁回武昌珞珈山的武汉大学。第二年，曾任“中国赴旧金山联合国成立大会代表团”顾问的周鲠生校长，开设“国际法”课程。梁西深情地回忆道：“周老师关于《对华不平等条约》一节的讲解，使同学们心情激昂，深感‘弱国无外交’，务必创建一个民富国强的新中国！”在周先生的影响和鼓励下，梁西毕业后选定国际法作为自己终生的研究任务。

１９５３年，他应聘参加北京大学法律系的重建工作，并成为５０年代中国法律院校最早的一批兼职律师之一。当年被人骗走一头牛的梁西，此时是多次出席重大涉外案件庭审的大律师，为公正而奋斗。１９５５年５月，最高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卡麦隆驾驶美机侵入中国领空进行骚扰挑衅危害中国安全”一案，他接受委托担任被告律师。此案在中美关系史上意义重大，举世瞩目。

从旧社会的放牛娃到新中国最高学府的教师，他开始了在北京大学３０年的教学生涯。不过，他与牛的缘分却并未了却。文革初，在江西鄱阳湖畔的北大“五七分校”，他凑巧又有机会喂起了四条水牛，过起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与牛相依的生活。两年以后分校解散回北大时，他怀着颇为复杂的心情，光着膀子，同公牛合拍了一张照片。这张老照片至今仍置于梁先生的案头。照片上的梁西，肌肉发达，微笑着，丝毫没有沮丧的情绪。

梁西教授喜欢牛，因为牛是默默耕耘者，“朴实无华，淡泊明志，人生才是美丽的！”

“防空洞”里的意外收获

在北大，梁西是一心一意读书教课的“夫子”，下决心做个“传道、授业、解惑”的好教员。不过，有人却批评他不关心国家大事，走白专道路，“小资”情调。梁先生笑着说：“这可是误解，我当时其实很热心的，是新中国第一个国际法班的教师和班主任，与学生说笑弹唱，打成一片，还‘强迫’他们每天早上和我一起沿未名湖练长跑、习口语。”这些当年跟着梁老师上课、锻炼身体的学生现有许多已是外交部的司长、美国的大律师，还有人是中国驻日内瓦人权委员会的外交官。“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他喜欢用毛主席的这句话教导学生。

一向内敛低调的梁西也未能逃脱时代给知识分子带来的厄运。不过，谈到自己作为“臭老九”被派往江西“改造”的经历时，梁先生却叮嘱说，“最好不要用‘坎坷’二字来形容我的这段经历。”在梁先生看来，遭遇厄运的这几年戏剧般地成为他人生道路的新起点。他数着手指，介绍了其中的三个“原因”：

“首先，我参加劳动锻炼，思想认识方面有提高，再也不是文弱的‘书呆子’，身体更结实，健康可是让人受益终生啦。”

“第二，去江西，也就没有卷入北大内部的两派争斗，避免了受惩。”

“最幸运的一点是，我躲进了一个‘防空洞’……”

原来，林彪坠机事件后，在周总理安排下，北大外出劳动锻炼的教师们大都返校了。为了做好尼克松访华的准备，周总理还委托外交部搜集有关尼克松的资料，最后，外交部又把一部分任务交给了北大法律系。梁西与王铁崖、芮沐、沈宗灵等著名学者一起，成了编译组成员，参与翻译了《联合国与裁军》、《联合国手册》、《尼克松：六次危机》、《希思外交报告：旧世界与新前景》等６部书和大量有关联合国的文件。这些书和文件对于我国的学术研究和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的外事工作，极具参考价值，曾获国内外和联合国秘书处的赞赏。在此期间，梁先生专门搜集和摘译了一批有关国际关系等国际组织方面的文献，积累了２００多万字的资料。

“参加编译组的７年，不仅使我躲进了一个远离动荡与纷争的‘防空洞’，对自身语言的提高和研究素材的积累，比再读几个大学的收获还要大！”他庆幸自己于动荡之年，还能有这样的学术经历。

就这样，当一些人卷入种种风波，或飞扬一时，或受尽折磨时，他却在“防空洞”的庇护下默默地积蓄能量。他从各种信息资料中敏锐地觉察到，国际组织在未来的世界将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中国在联合国也将起到日益突出的作用，他决心研究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组织，夜以继日地钻研，不辞辛劳。功夫不负有心人，“文革”甫一结束，他就基本构建出研究国际组织的新体系，并终于在我国率先开创了“国际组织法”这门新课程。

“冷与热”的辩证法

图书馆—教室—家，自１９５０年以来，梁西教授一直过的是这种三点一线的生活。梁先生说：“教书匠，是过去对教师的一种蔑视的称呼。但我是地地道道当了一辈子教书匠，吃了粉笔灰，但我无怨无悔，我以此为乐，以此为荣！”梁先生接着说，做学问要有所成就，须甘于寂寞，力戒浮躁，“冷”与“热”要辩证地看。多年来，他就是跟着这“冷热辩证法”走过来的。

在“政治热情”高涨的年代，他始终不爆不火，在未名湖畔钻研着被人冷落的学问；在“淘金岁月”，他依旧心静似水，在珞珈山上守着一屋书香……

８０年代初，海洋法是国际法的热门，著名法学家王铁崖先生有意让他来主持北大的海洋法研究，而他却执着于被人认为是冷门的国际组织法。正当他在北大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时，他却于１９８２年回到阔别３０余年的母校，回到山青水秀的珞珈山。有人认为他回武大是要弄个领导做，而他却辞绝任何职务，一心做个普通教员。“母校有我最难忘的时光，最美好的回忆，最尊敬的师长，最宜人的治学之所……”梁先生对珞珈山满怀深情。

回武汉大学任教，梁先生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激情，可谓硕果累累，桃李芬芳。

１９８４年，梁西教授准备多年的学术专著《现代国际组织》出版，是国内首次全面系统阐述国际组织法的一本专著，博采中西，见解独到，他的《国际组织法》经过五次修订，被教育部指定为全国高校通用教材，１９９６年曾获国家教委一等奖。如今，以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欧盟等为代表的国际组织法学已成为热点中的热点；他协助韩德培先生创办的国际法研究所已成长为该领域惟一的国家文科重点研究基地。此外，他还主编了《国际法》，并发表了数十篇论文，在海内外产生学术影响。

对于学术上的热点，梁先生也主张冷静观之。早在求学阶段，他就形成了“注意积累材料，讲求据实分析，不爱人云亦云，勤于个人思考”的学风。８０年代曾有人对周鲠生先生著作的观点有所贬低，而他却认为那是周先生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独特贡献。

对于如何看待教学与科研的关系，梁先生说“二者结合得好，事半功倍，若是‘两张皮’，则费力不讨好。”所以，他对于培养学生十分倾心。自１９８６年起，梁西教授开始招收博士生，为我国培养了大批国际法高级人才。经其指导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已有许多人被评为教授、博士生导师、“杰出中青年法学家”，还有多人担任了外交部驻外使领馆或司法部门的重要职务和高等院校的负责人。现虽年届八旬，梁先生还每天坚持锻炼、打门球、读书写作，有时还经常深入学生，做讲座，介绍学术心得和学科前沿领域。

初唐诗人卢照邻曾经留下“寂寂廖廖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裾”的名句，这用来刻画梁先生宁静致远的为人品格和精益求精的治学精神，或许是最合适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