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旁人眼里，何勤华是一名严格而又和善的修行者，他常常说，法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博大精深的学问，需要一大批学者为此献身

　　法治周末记者 吴晓锋

　　几年前和何勤华教授初次见面时，就凭直觉把他归入了江浙才子一类———儒雅、清瘦、文气，还操着轻柔委婉的江浙普通话。

　　几天前再次见面交谈，证明我的感觉是正确的，何老师出生于上海市川沙县(现浦东新区)。但让我吃惊的是，何老师居然是1955年生人，比我想象中大了足足10岁的样子。

　　人显年轻大约可以归结为两个原因：一是善于保养、生活规律；二是淡泊宁静、心底纯真。而我一直觉得，搞法制史的人一定是淡泊宁静之人，这样才坐得住“冷板凳”，守得住“象牙塔”，远离尘世喧嚣，在历史的尘埃中寻找思想的光芒，也擦拭自己的心灵。

　　作为外国法制史学科的传承者与开拓者，何勤华教授应该就是这样吧。

　　痴爱法制史研究

　　在中国，对外国法律制度的研究，包括“外国法制史”课程，早在清末(20世纪初叶)沈家本从事立法改革时就已经起步，但外国法制史研究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则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

　　“起步的艰辛是难以想象的。”何勤华说，“外国法制史这门课程，在我们1978年刚入学时，还没有教材，由嵘老师来上课时，就带了一卷地图，对着地图给我们讲解古代西亚和西方法律的起源和发展等，等到我们快结束这门课程时，才发下来学校内部印刷的讲义《外国国家与法律制度史》，其内容主要是1950年代出版的苏联编写的《国家与法权通史》教材的翻印”。

　　何勤华说，外法史的第一代学人就是在此时扛起大旗的，以陈盛清、林榕年和徐轶民等教授为代表。1982年4月，他们发起并召开了在武汉大学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学术讨论会(年会)，随后编写出版了该学科第一本统编教材《外国法制史》。

　　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的何勤华对异域之邦的法制文明产生了浓厚兴趣，于是1982年1月投身华东政法学院徐轶民教授门下攻读外国法制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

　　由此，何勤华开始了在外国法制史领域的学术攀登。1986年，出版了《东京审判始末》一书。1988年4月至1989年4月、1993年4月至1994年10月，受国家公派，何勤华两次赴日本东京大学法学部进修日本法制史。他不仅尽量多地收集日本法和法学发展的文献资料，而且还广泛涉猎英、美、法、德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制发展史料，从而在回国以后的三四年中，发表了涉及多国多领域的30多篇论文，还出版了《当代日本法学》、《西方法学史》等专著，填补了我国在这一研究领域里的空白。

　　在老一辈学者的带领下，何勤华又为学生们开设了《罗马法》、《日本法讲座》、《外国民商法导论》等课程。他在外国法制史研究领域的辛勤耕耘，硕果累累，也得到了学界的认可。1999年，何勤华从第二任会长林榕年教授手里接任了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会长职务，也就在这一年，他被评为第二届“中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同样也在这一年，他执掌华东政法学院帅印，担任校长职务至今。

　　与他同时期的第三代外法史学人不乏我们熟悉的大腕，一个个在法学界闪亮的名字经常被何勤华如数家珍般地提起：梁治平、贺卫方、高鸿钧、夏勇、米健、方立新、曾尔恕、叶秋华、郑祝君等，他们彼此辉映，成为新中国外法史研究的第三代传人。但是，有的人后来转向了别的领域发展，比如人权、宪政、司法改革等等。但何勤华依然痴痴地在故纸堆中耕耘着，成为第三代外法史的领军人物。

　　何勤华说，每个国家的法制都有其闪光的亮点，也有其不足和缺陷，这可以为中国的法制建设提供经验和教训。这是外国法制史这门学科的价值和贡献所在。

　　著书领军外法史

　　已经功成名就的何勤华丝毫不敢懈怠，兴趣一旦成为理想，执著一旦成为习惯，便会伴随一个人的终身，浸透在他的一言一行中，融入在他的品格气质中。

　　何勤华又率领一批青年学者，在外国法制史研究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主编李秀清，是何勤华带的第一批外法史博士生。她说，何老师跟他们在一起，无论在聊什么，总会聊着聊着就聊到学术，就聊到外法史。

　　更有一个片段让李秀清和第一届弟子们刻骨铭心，并每次聚会都会提起。

　　2001年，李秀清他们入学后与何勤华吃首次“迎新饭”。师生都情绪高涨，壮志凌云，大有为中国外法史研究事业而怎么怎么的决心、信心。

　　觥筹交错中，何勤华从包里拿出一摞纸，同学们目瞪口呆———原来是导师早已为他们准备好的90多个博士论文选题。

　　这可是一份特别而隆重的“见面礼”啊！

　　在选就各自的主攻方向后，弟子们跟随导师，和其他各地的青年学者一道，致力于编写一本高水平的外国法制史教材。

　　他们编写的《外国法制史》，连续多次修改增补，2006年出的第四版成为国家级“十一五规划教材”，至今已经印刷了17万多册。2004年，该教材在台湾出版了繁体字版，向港、澳、台及海外华人社会发行。

　　除了编写各类教材之外，何勤华又主持编写(翻译)了“世界各主要国家的法律发达史系列”，“西方法制史系列”，和“世界法学名著译丛”。

　　这三套丛书在外延和内涵上拓展了外法史学科，前者共有12卷，涉及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发展；“西方法制史系列”对西方宪法、民法、商法和刑法的历史第一次进行了系统的梳理；而后者，则将柏拉图的《法律篇》、格劳秀斯的《战争与和平法》、布莱克斯通的《英国法释义》等第一次翻译成中文，引进中国学术界。

　　同行评价，何勤华开创了西方法学史的研究，何勤华于1996年出版了《西方法学史》，将西方历史上的法律学说和法律智慧也纳入了西方法律史的研究范围，从而大大拓展和丰富了外国法制史的学科内涵。

　　勤奋影响着弟子

　　对于长期担任一校之长的何勤华来说，为什么能在公务缠身的同时，笔耕不辍，成果等身，我想答案除了勤奋还是勤奋。

　　何勤华曾在他的自选集《法律文化史论》的前言中，深感敬佩地描述了日本同行的敬业精神，“虽然不坐班，但是每天都到办公室工作，中午不回家休息，一直工作到深夜……”

　　而他自己呢？

　　据他的学生介绍，他们晚上9点以后就不敢再给何老师打电话，因为他都是晚上9点睡觉，早上4点起来治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如果你星期六和星期天要找何老师，就给他办公室打电话，他一定在那儿；何老师大年三十和大年初二(包括之后几天)也在办公室，只有大年初一会回浦东老家看望母亲。

　　而最让郭光东记忆犹新的一件事是，有一年的大年初一给何老师拜年，他却在办公室，原因是那天他不用去看母亲。

　　“他就像佛教中修律宗的修行者，我们觉得他对自己严苛得近乎残忍！”郭光东说，“我们经常劝他，他表面也答应，但还是那样子。我们觉得苦，他却乐在其中吧，完全是一种痴迷的境界！”

　　上海外国语大学法学院院长助理张海斌博士同样如是感受，他说，“何老师特别珍惜时间，有一股不舍昼夜只争朝夕的精神。做了校长以后，由于行政事务繁忙，每个双休日，他一般都在办公室看书写作，我们每次去找他，也都是双休日到他办公室去，谈完事后便离开，绝不敢浪费他的时间”。

　　何勤华的弟子们都说自己是幸运的，因为跟何老师在一起的时间算是最多的，他们的活动，何老师都会尽可能地安排时间参加。

　　而在出行的路上，何老师总是要跟他们聊自己最新的研究心得与研究计划，也询问他们最近的研究情况和阅读情况。“偶尔他也会讲起过去经历的一些艰难却有趣的事，海阔天空，无所不及，讲到开心处，便会像孩子般舒心而有些内敛地笑起来。”

　　晚上下榻酒店以后，用完晚餐，何老师总先回到自己的房间，要么打开笔记本写作，要么从包里取出事先带来的书看。

　　学生们则喜欢聚在酒店的包房里唱歌，“唱到高兴时，便去力邀何老师。他婉拒不过，往往也会上场唱一首”。张海斌说，“何老师的歌唱得很不错，节奏感很强，抑扬顿挫，有点美声的味道”。

　　对于学生的这种评价、关心和体贴，何勤华也总是深受感动。

　　他认为学生的赞誉和尊敬，是他人生的最大乐趣，也是能持之以恒地坐冷板凳的最大动力，和学生在一起谈学术聊家常搞活动，是最为开心的事。

他常常说，法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博大精深的学问，需要一大批学者为此献身。“所以，我要好好地培养学生，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再长寿的人，过若干年后都要离开这个世界，但是通过一代代学生，我们的学术理想和学术生命就可以无限地延续下去。”

来源：法治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