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徐显明校长看来，大学校长不是官，也不是吏，大学校长应该是教师的代表，他应该是学校的象征。当他被大家接受的时候，他应该是大学的灵魂。在西方教育学上有一句话，一个好的大学校长就是一所好的大学。
□记者 蒋安杰
徐显明校长告诉记者，他非常喜欢读弗朗西斯·培根的《新大西岛》，培根在这本书里设计了一个所罗门之宫，这个所罗门之宫可以翻译为理想之国，而他给自己的定位当然是理想主义者。
真正的大学受人尊重
徐显明校长说，他已经过了50岁生日，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龄。当人们讲“四十不惑”的时候，这个“惑”字有两个意思：一是他不会迷惑于事物的表面现象，面对大千世界，他有能力去破解本质；二是他能拒绝诱惑。
那么所谓的“知天命”指的是什么呢？在徐显明看来，“知天命”就是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
记 者：那您思考的是自己能做什么？
徐显明：我想，我现在所能做的，第一立身之本是学术。20年前我完全有机会从政，但是从我放弃的那天开始，我就知道学术将成为我的终身事业；第二我能做的就是可以尽力来推动一下制度的建设和完善，为国家的立法作点贡献；第三，把我所在的大学办成具有大学精神、具有大学理念、具有大学理想、具有大学使命的真正意义上的大学。
把这三件事做好，就是知天命之年自己所思考的天命。
徐显明愿意把自己定位为理想主义者。对此，他认为那些把他看作校长的人根本就不了解他。
他说，在西方有三王之说，在中国也有两王———权王和素王。权王，是让人服从其权势的王；另一个王，叫素王，吃素食，穿素衣，以其思想让人心悦诚服。所以，我们可以比较汉武帝和司马迁，周文王和孔子，看看他们之间到底谁对民族的贡献更大。在中国近代，正因为多了一些昏君，多了一些权贵，所以民主才会走向衰落；正是少了一些知识，少了一些思想，中国近百年的历史才会坎坷多磨。素王之王，已经失去了“权”的意义，在当今，大学校长应该是不阿从于权王的素王，即优秀的大学校长应当是一个思想者。
大学校长非官亦非吏
在徐显明校长看来，大学校长不是官，也不是吏，大学校长应该是教师的代表，他应该是学校的象征。当他被大家接受的时候，他应该是大学的灵魂。在西方教育学上有一句话，一个好的大学校长就是一所好的大学。
他认为，大学应该具备三种权威地位，一是知识的权威，知识的来源，大学应该是一个知识共同体，因此，校长应该是知识的代表；二是道德的权威，大学代表的是社会的良心，它应该远离世俗。道德有三种，即公民道德、职业道德和政治道德，只有三者都具备了，道德才能构成体系。因此，大学校长应该是道德的代表；三是思想的权威，大学作为社会的发动机和推动力量，更多的应该是社会主流价值的引导者和发源地，应该是社会的灯塔，引领社会的发展。因此，大学校长应该是思想的代表。
徐显明教授说，要做一个好的大学校长，应该是“四个家”的集合。
一是教育家，判断是不是教育家一个很直观的标准就是看他是否有理念，或者说是否有系统的教育思想，而判断这个理念标准的最终依据就是看理念实践后的受益人是不是学生。如果最终的受益人是学生，它就可以称为教育家；如果最终受益人不是学生，那他就不是教育家。
二是学问家。不是教育家的大学校长得不到学生的尊重；不是学问家的校长，得不到教授的尊重，没有与教师相同的经历和学术的背景，甚至他都没有资格与教师交流思想，更没有资格和教授谈学术，甚至于也没有资格和教授谈工作；
三是管理专家，管理的意义是实现既定目标与提高效率，因此，管理者首先是要带好一个团队，要把其理念最终变成全校的行动。如果他不是管理方面的专家，他就得不到大学管理层的尊重。但大学管理不同于市长对公共利益的管理，也不同于企业家对成本的管理，大学校长的管理是以人的德性养成与学术创新为对象的，其意义表现为对知识和学术的管理的改善上；
四是政治家。要理解国家意志，要把握正确办学方向，不是政治家的大学校长，得不到政府的重视，甚至他连钱都要不到。这四个家合一，就是一个理想的大学校长。
记 者：那您觉得自己具备这“四个家”的素质吗？
徐显明：说实话，中国的大学校长同时是四个家的尚未产生。当校长是很难的，一个理想的大学校长，难度一定超过一个市长，甚至省长。因为校长既无省长的财政手段，也无市长的制裁手段。如果其他大学校长好过一些的话，政法大学的校长可能是最难的。在美国高等教育中有一句话是“一个大学如果没有法学、医学和橄榄球的话，校长天天都会很幸福”。当我管理一所大学的时候，才真正理解了这句话的含义，特别是幸福的含义。
记 者：为什么当法大的校长更难呢？
徐显明：因为法学思维的根本特征是怀疑与批判，校长的决定、校长配置资源的每一个措施、校长的每一项改革，对其他学科来讲更多的是理解和尊从，但对法学学科的教授来讲，首先是怀疑，然后是批判。这一点也许正是法学教授可爱的地方。法学教授的思维有两大特点：一是，绝不赞同他人的观点；二是，必须赞同他人观点时一定要用另外的方式表达。一名好的法学教授就是一把最锋利的社会问题的解剖刀。凡是有法学院的大学，校长在作出决定的时候，总要进行再三斟酌，因为他要面对法学家的挑战，以及解剖刀的划割。
可以想象，中国政法大学有近千名法学师资，在政法大学，校长面对着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法学家群体，所遇到的挑战和遇到的怀疑与批判，可能比中国其他任何大学都要多。你说政法大学这个校长好当吗？但是只要做过了政法大学的校长，再换任何一所大学，可能都不在话下了。
学者要适度保持贫困
有境界者自成高格。
徐显明说他喜欢做骨子里清高的学者。他说，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士大夫阶层，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始终保持着清高。清高是知识人的特征，清者为高，如果满身都是混浊、语言都是铜臭味儿的话，这个人已经丧失了作为知识人的资格。
他认为学者要保持适度的贫困，因为学者如果过度富足的话，就会丧失责任感。他特别赞同一句话，“民不畏我严而畏我廉，民不畏我威而畏我公”，坚持一个公和一个廉，这是校长立于不败之地的两大法宝。
乔伟先生生前为学界泰斗，无论为人为学都堪称典范，但不幸英年早逝。徐显明从不否认自己深受乔伟先生的影响。在徐校长办公室的书橱里，放着他亲自编纂的五卷本的《乔伟文集》。当谈起乔先生的时候，徐显明的声音里有一种难以控制的情感，神态黯然之极……
他说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乔伟先生那样深深地影响了自己。乔先生从来都是宁折不弯之人，在其生命弥留之际口中还喊着：“我决不向你屈服，我相信真理在我手里！”
徐校长说他从乔老师身上学到了坦克般的意志，也学到了不阿贵、不阿富、不信邪的品德，他认为教师以赢利为目的的过度兼职，是师德沦丧的表现。他笃信，身为教师而口中言利行为逐利，必致学生无德。
学术是安身立命之本
徐显明校长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自己上大学时，先是读遍了吉大图书馆与法学有关的书，后来转移到省图和市图。为了能在晚上读书，徐显明争取到了宿舍楼里的管理员的同情，由此他得到了晚上使用工具间的特权。他的许多同学都评价：他是我们同学四年中读书最多的人。在他看来，学术是安身立命之本。
《追寻大学之道》一书中在“德行乃教育之魂”这个章节，徐显明校长特别谈到，大学之学的所有含义中，最重要的就是一所大学的学术产品。大学是学府，区别于官府。学府里的学人分为学者和学生，学者要从事学术，学生要完成学业，而所有的“学”结合起来组成学科，大学的学术传统叫作“学统”。大学之大，首在大德；大学之学，重在学统。
一些大学越来越不像大学，它的历史比较悠久，它的样子在发生变化，变化的主要原因在哪里？徐显明校长认为，就是改变了原来的学术传统。大学里的人，应该拥有四种品德，一是独立之人格，二是自由之精神，三是创新之能力，四是守成之责任。
记 者：您上大学时知道自己的学术志向或者发现自己的学术潜质了吗？
徐显明：我们这一代人是带着问题上大学的很特殊的一代人。入学后，便处心积虑地想自己获得对各种问题的答案。研究学问应当注重积累，学术创新应该厚积薄发。我不赞成研究生时期以发表论文的数量来衡量优劣，也不太赞成对青年教师用量的方式来评断他们的学术。
没有道德的教育、没有劳动的财富、没有诚信的政府、没有正义的处罚和没有积累的学术都是一种罪恶。所谓“精神到处文章老”，好的文章一定是用精神写成的。我在读书时曾做过几万张卡片，现在保留下来的仍有近万张，这些卡片，每当翻动它们的时候，都有一种冲动。
泛读一千本书，精读百部学术名著，写出十本读书笔记，发表一篇学术文章。这是我在法大任校长时对学生提出的“四个一”的要求。
教师尊严靠空间体现
记 者：您在“永远的遗憾———辞别法大之际感怀”这篇演讲中，说自己有很多缺点，最想表达的心情是“遗憾”？
徐显明：是的，我说一个人的尊严要靠空间来体现，大学不能为老师提供这个空间，就是第一次侵犯了老师的尊严。如果老师到校部机关去，他把尊严放到了部处长们主宰的空间里，此时如果他得不到尊重，就是大学第二次侵害教师的尊严。这就是我所说的“尊严空间”理论。2001年法大新领导班子就筹划建设法大新校园，7年过去了，这个愿望没有实现，这将成为我个人终生的遗憾。我未给足教师充分的尊严空间，这是我最感对不住法大老师的地方。
记 者：我们回到开头，您说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而且过于理想化，是否可以推断您在法大时的一系列办学理念、教育理念过于理想化？
徐显明：我认为，不应得出这个结论。理想主义者是什么？就是为了某种理想，抱定这种理想以后至死不渝的人，这才叫理想主义者，中国现在缺乏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不是只描绘一个蓝图，然后不顾这个蓝图是否实现，理想主义者是把这个理想作为他终身追求的目标，不遗余力，到死的时候都不改变，且用行动去践行的人。
记 者：您到山东大学任职校长已经一年有余，您觉得自己仍然是个理想主义者吗？从法大到山大，您所感受的最大不同是什么？离开法大时您曾说没有给法大留下一个大楼，据悉，目前您正忙于山大青岛分校的建校工作，这是否意味着将来离开山大时不再让自己遗憾？
徐显明：校情不同，方略自然有别。但不可否认，没有法大的遗憾，也不会有我在青岛复办山东大学的动力。“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大学系统”，已是我新的理想。
所罗门之宫：培根的《新大西岛》里，占统治地位的“所罗门之宫”是由科学家、知识分子构成的科学院，它集议会、科学家协会、宗教教团、伦理委员会于一身。该委员会的成员可以决定：某种重大的科研成果由于其潜在的对公众的危害而不得在社会中推广。
17世纪初，当弗朗西斯·培根在《新大西岛》一书中构想出“所罗门之宫”作为把科学家们集中起来潜心从事科学研究的工作场所以后，人们开始意识到科学家之间进行科学交流、合作的重要性。英国著名的格雷山姆学院就是培根“所罗门之宫”的最初实践。格雷山姆是英国麦塞斯公司的老板和英国皇家交易所的创办人，他临终时把自己所有的财产奉献给科学家，建立了一所从事科学活动的学院，成为当时英国科学家自由聚会的活动中心。
17世纪中叶，英国著名的皇家学会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成立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英国皇家学会是科学共同体的雏形，它对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